《茶经》还列举了唐以前有关“茶”的四个同义字：贾、蔎、茗、荈。但在唐代以前的古籍中，如《诗经》、《神农本草经》、《神农食经》等书，都记载有“荼”字，并且其中有的茶字，就指的是茶，由于陆羽在《茶经》中既已把茶字一律改为茶字，所以就没有把“茶”列入同义字之内。
“茶”字在中唐以后已被普遍采用，但我国地域辽阔，方言各异，茶字的发音差异也很大。以广东一省为例，广州附近的发音是“chá”，汕头附近的发音则是“te（tay）”。又如福建省，福州发音是“ta”，而厦门的发音近似汕头的“te”。长江流域及华北地区又有“chai”、“zhou”、“cha”等发音。至于兄弟民族地区，发音差别更大，如傣族叫“la”，瑶族、苗族叫“己呼”、“忌呼”，黔南苗族叫“chútā”，等等。
自我国茶叶输出到国外以后，世界各国也有了茶的译名，如日文的“cha”，印度文的“cha”，俄文的“qau”，都是来源于“茶”字原音。英文的“teé”；法文的“thé”等，也都是照我国广东、福建近海地区人民的发音转译的。
近年来，我国在发掘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了不少简文、帛书等文物，其中1号墓（公元前160年）和3号墓（公元前65年），其随葬清册中都有“梢一笥”和“梢笥”的竹简文和木牌文。现已查证这个“梢”字就是“槚”的异体字，所谓“槁一笥”或“棺笥”，就是“槚（苦荼）一箱”或“槚（苦荼）箱”，从而说明当时湖南已有了饮茶习惯和茶叶生产。这个发现，为西汉王褒在《僮约》一文中所说“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荼”的“茶”提供了实物证据。武阳即今四川彭山县。但宋李防等编纂的《太平御览》，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却把“武阳”写成为“武都”，武都，相当今甘肃武都、成县、徽县、西和、两当、康县及陕西凤县、略阳等地。四川的王褒不在产茶的蜀地买茶，而差令僮仆去西北地区的陕甘买茶，这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不论是“武阳”或是“武都”，从王褒《僮约》的全文来看，纯属一篇游戏文章，究是王褒自作，抑是后人假托王褒之名所作，尚难肯定，因此，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六、茶树生长的生态条件
茶树生育所需要的主要生态条件是光能、热量、水分和土壤等。《一之源》中所述及的“地”、“野者”和“园者”、“阳崖阴林”和“阴山坡谷”，都是茶树生育的一些生态条件的直观表达方式。
首先，《茶经》提出了“地”，所谓“地”即指土壤。《茶经》把植茶土壤分成上、中、下三等，并以烂石为上，砾壤为中，黄土为下。在唐以后的茶书中，附和《茶经》说法的较多，否定的甚少。如明程用宾《茶录》、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清陈鉴《虎丘茶经注补》，清陆廷灿《续茶经》，都引述或发展了《茶经》的提法。只有明代罗廪的《茶解》和张源的《茶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或说“恐不然”，或说“产谷中者为上，竹下者次之，烂石者又次之，黄砂中者又次之”。
土壤是茶树生长的自然基地，它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肥力。茶树生长所需的养料和水分，都是从土壤中取得的。因此，土壤的理化性质（包括土壤的保肥供性能、土壤的酸碱性和土壤的结构和适耕性），都关系到茶树的生长。
土壤是由岩石变化而来的，先是岩石经各种风化作用而变成母质，再由成土母质在生物为主导因素的各种自然因素（包括生物、母质、气候、地形）的综合作用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具有肥力的各种土壤。
《茶经》中所用的土壤名称，很难用现代土壤名词正确地表达出来，因而也难以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但从字面上看，“烂石”显然是指风化比较完全的土壤，也可以说是现在茶区群众所谓的生土，这种壤土，适于茶树生长发育；“砾壤”是指含砂粒多、粘性小时砂质土壤；至于“黄土”，可以认为是一种质地粘重，结构差的土壤。
由于土壤是由矿物质、有机质、水分（土壤溶液）、空气、土壤生物（包括微生物）等物质所组成的。因此，要正确地理解“烂石”和“砾壤”的含义以及陆羽何以分别称之为“上者”和“中者”，这除了应考虑土壤中粗细不同的矿物质颗粒，更重要的还应考虑其有机质和土壤生物的含量，也就是含有机质和土壤生物多的，可以理解为陆羽所说的土壤中的“上者”，少于“烂石”含量的“砾壤”，可以理解为他所说的“中者”，含量更低的“黄土”，则称为“下者”。
其次，《茶经》谈到的另一生态条件是光，主要包括日照、气温、空气湿度和地形等几个方面。茶园的小气候环境条件，对茶树的生长和茶叶品质都有密切关系。《茶经》所说的在“阳崖阴林”和“阴山坡谷”两种不同的自然条件下生长的茶树的品质问题，在宋、明两代的茶叶的著述中多有论述。或说：“茶宜高山之阴，而喜日阳之早。”（见宋宋子安《东溪试茶录》）或说：“其山（指建安北苑的山）多带砂石，而号佳品者，皆在山南，盖得朝阳之和者也。”（见宋黄儒《品茶要录》）或说：“植产之地，崖必阳，圃必阴。盖石之性寒，其叶抑以瘠，其味疏以薄，必资阳和以发之；土之性敷，其叶疏以暴，其味强以肆，必资阴荫以节之。阴阳相济，则茶之滋长得其宜。”（见宋赵佶《大观茶论》）或说：“钱塘诸山，产茶甚多，南山尽佳，北山稍劣。”（见明许次纾《茶疏》）或说：“茶地南向为佳。向阴者遂劣。故一山之中，美恶不相悬也。”（见明罗廪《茶解》）还有：“产茶处，山之夕阳胜于朝阳，庙后山西向，故称佳。总不如洞山南向，受阳气特专，称仙品。”茶产平地，受土气多，故其质浊。芥茗产于高山，浑是风露清虚之气，故为可尚。（见明熊明遇《罗齐茶记》）。
“阳崖阴林”四个字的含义很广，它明确指出：茶树适宜于向阳山坡有树木荫蔽的生态环境。由于茶树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的深山密林中，在人工栽培前，它和亚热带森林植物杂生在一起，并被较高大的树木所荫蔽，在漫射光多的条件下生育，形成了耐荫的习性。植物是通过光合作用从太阳辐射能取得其生育所必需的能量的，光照是植物叶片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有机养分必不可少的条件。各种植物的生长发育都需要一定的光照。光照强度，影响光合作用的进程，光照条件的改变，给有机体的生化变化带来深刻的影响，这是关系到茶叶的产量和品质的问题。遮阴就是根据光对茶树有机体的影响而进行的农业技术措施。在日照强烈的地方，在茶园梯坎和主要道路两旁适当地栽种一些遮阴树，以减少直射光，使遮光度达到适合茶树生长对光的要求，这是必要的。因此，“阳崖阴林”是符合茶树生长的生态环境的。
第三，《茶经》所提到的又一生态条件是地形。《茶经》所说的“野者上，园者次”，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野生的茶叶品质好，茶园里培育的较差；另一种是生长在山野里的品质好，生长在园地里的较差。前者是从栽培管理来看的，后者是从地形来看的。但不论从何种角度理解，这两句话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因为当时的栽培技术，包括茶地规划、园地开垦、茶树种植和茶园管理等方面的技术都还较落后。“园者”不如“野者”的情况，在中草药生长中是常见的。而且，陆羽有入山采制野生茶的爱好，有时几天野宿不归。他的友人皇甫冉、皇甫曾兄弟（丹阳人，丹阳在今江苏省，陆羽在安史之乱由湖北竞陵过江后，投依皇甫冉，同时结识了皇甫曾）都曾有诗记述了他入山采茶的情况。如皇甫冉在《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诗中，说他采茶之时，“远远上层崖”，“时宿野人家”；又如皇甫曾在《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诗中，也说他“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所以，“野者上，园者次”的说法，与陆羽当时采制野生茶的实践不无关系。
“野者上，园者次”，同时说明了地形与品质的关系。野牛茶多生长在高山、深山；而人工种植的茶园大多在低山或坡地。我国历代文献中所记述的名茶，很多都是出在高山。如五代蜀毛文锡在他所著的《茶谱》中所列的名茶，其中一再提到的“蒙、顶茶”，最名贵的是中顶的产品，而这个地方“草木繁密……人迹罕到”。又如至今还驰名国内外的福建的“武夷岩茶”，安徽的“祁门红茶”、“黄山毛峰”，江西的“庐山云雾”，云南的“滇红”和“普洱”等名茶，以及国外斯里兰卡的“乌发红茶”，印度的“大吉岭红茶”等，都是产于高山的优质茶。所以，我国历来就有“高山云雾孕好茶”的谚语。目前，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等省区的高原和山地出产的红细茶，其品质可与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上等红茶媲美，如再能在品种和制造方面继续加以改进，则在不久的将来，在品质或售价上，都应超出印、斯高级产品之上。这又为上述谚语提供了新的证据。
高山出名茶，主要由于高山云雾多，漫射光多，湿度大，有的是昼夜温差大等等，有利于茶叶有效物质的积累，特别是芳香物质的积累。总的来说，这是环境条件综合影响的结果。但并非所有高山都能生长出好茶，也不是山越高茶长得越好，主要是山区的小气候和土壤的理化性质决定的。
就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来说，茶叶品质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品种选育、栽培管理和制造技术，在适宜茶树生长发育的自然条件下，采取现代技术措施栽培的茶树，都能够获得优质茶叶。因此，陆羽当年的“野者上，园者次”的观点就不适用了。不过，《茶经》中的说法，对现代化茶园地形（包括海拔、温度、湿度、地形、坡度，坡向等）的选择以及环境条件综合影响的比较研究，还是有益的。
七、茶树的栽培方法
在《茶经》中谈到种茶方法的，有四句话：“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这里重点指出的是法如种瓜。唐代以前的种瓜法，北朝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说得很清楚：
“凡下种，先以水净淘瓜子，以盐和之。先卧锄，耧却燥土，然后掊坑。大如斗口，纳瓜子四枚，大豆三个，于堆旁向阳中。瓜生数叶，掐去豆（豆字后疑漏一叶字，指原注所说，大豆在坑内可作肥料用）……”（见《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唐代距北朝魏时间较近，其种瓜方法似应与《齐民要术》所记载的无甚差异。至其种茶法，据唐韩鄂的《四时纂要》所说，则为：
“种茶，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断（掘的意思），著粪和土。每坑种六、七颗子，盖土厚一寸强……早即以米泔浇。”（见《四时纂要校释》）
可见唐代种茶和种瓜，在整地、开穴、施基肥、种子直播等方面，确有类似之处。
对于“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这两句话，过去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明钱椿年撰、顾元灾校的《茶谱》中简单地说是“艺茶欲茂，法如种瓜”，只侧重谈了种茶要“法如种瓜”，对其上的两句都未作解释。美国尤克斯在《茶叶全书》中对《茶经》的译文，干脆把这两句略去了。这说明这两句是较难解释的。对这两句话中的“实”，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把“实”解作种子（如张芳赐等的《茶经浅释》），一种是把“实”解作农艺技术措施中把土壤踏实，“不实”是既要松，又要实，即松实兼备之意。我国自农耕时代开始后，用种子直播和用苗木移栽的种植方法，都已逐渐为劳动人民所了解，种茶自不例外，因此，这两句话中的“艺”和“植”，是指种子繁殖和苗木移植这样两种栽种方法来说的。但有的认为种茶只能种子直播，不能移栽，所以过去把茶树直称为“不迁”，并曾有“艺茶必下种”、“移植不复生”的说法。（见明陈耀文《天中记》）茶树种植，采用茶子直接播种，较之茶苗移栽，具有方法简便、苗期容易管理、成活率高等特点，因而种茶多沿用直播的方法。而茶树移植后的第一、二年，由于根系功能恢复缓慢，吸收能力弱，抗逆性差，特别是由于茶树冬不落叶和永年性生长，所以直根伸展最深，移植后，如技术措施不当，确有“不复生”的情况。从而旧时婚姻中的聘礼多以茶为象征性的信物，女方受聘也称“受茶”。不过这种说法只是就茶树用种子直播的方法而言，忽视了选优去劣，提高种苗质量的育苗移植方法，显然是不全面的观点。“法如种瓜”是和其上的两句紧密联系着的，这就是，在“艺而不实，植而罕茂”的情况下，应按种瓜法去种茶。
“三岁可采”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茶树采摘年限的早迟，除品种条件外，茶园所处的地理纬度或大气候的条件，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茶经》作者所涉足的地区，大多在长江流域，一般地说，是“三岁可采”，但在低纬度的我国南部地区，就不需三年了。
唐代的种茶法，由于韩鄂《四时纂要》的记载，才使后人得以在《茶经》所说的之外有较多的了解。宋代茶书虽较多，但无一记述了当时的种茶法。与宋代同时的金代人（作者失名）所编的《四时类要》，是以《四时纂要》为基础改编的，它所记的种茶法，与唐代的并无任何不同。为了对照唐、宋两代的实际作法，今将《四时类要》的原文照录如下：
“熟时收取子，和湿沙土拌，筐笼盛之，穰草盖，不尔，即冻不生。至二月中出种之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斯，著粪和土。每坑中种六、七十（按：十字应是衍文）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时以米泔浇……二年外方可耘治……三年后收茶。”（见《农政全书校注》卷三十九，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明代的种茶法，基本上仍与唐代以后的相同。如罗廪《茶解》在“艺”的一节中说：
“秋社后摘茶子，水浮，取沉者，略晒去湿润，沙拌藏竹篓中，勿令冻损，候春旺时种之。茶喜丛生，先治地平整，行间疏密，纵横各二尺许，每一坑下子一掬，覆以焦土，不宜太厚。次年分植，三年便可摘取。”
上述种茶的直播方法，关于茶子贮藏、选种、沙藏保种、穴播、施基肥等经验，有些至今仍在应用，是值得参考的。
至于现代的茶树繁殖，除了应用种子繁殖也称有性繁殖的方法外，还应用茶树营养器官的一部分使形成新的植株，包括扦插、压条、分株（或称分根）等等方法，用这类方法繁殖的叫营养繁殖，也叫无性繁殖。由于种子繁殖和营养繁殖各有特点，因而目前对这两种繁殖方式都加以采用。今将种植茶树的规格和技术分别介绍如下：
种植茶树规格已由过去的丛式种植改为条列式种植，并普遍采用了单行条列式。一般灌木型茶树，行距4.5尺左右，丛距约1尺；乔木和半乔木型的茶树，要酌情放宽；坡度较大的茶园，丛、行距均可适当缩小。
种植茶树技术
1.茶子直播
播种前，茶子要进行筛选、水选和催芽。要适时播种，浅播或穴播。茶子从采收以后到第二年三月都可播种。一般秋播在10月下旬至11月底进行；春播在2~3月间进行，最迟不超过3月底。生产上常采用秋播，在正常气候条件下，秋播优于春播。
茶子适宜穴播，每穴播种4~5粒。播种深度宜浅，应控制在3厘米左右。具体做法是：秋播稍深，春播稍浅；沙土稍深，粘土稍浅。播后覆土，做法是，其厚度为种子直径的2倍半到3倍。覆土后在播种行上撒些砻糠、麦秆、稻草等物，既可作为茶行标记，又可减少杂草滋生，利于出苗。
2.茶苗移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