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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漢末曹魏文人群落的分化與重組(4)

文學自不必說,曹操是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其他如音樂、書法、圍棋乃至方術等,不僅能通,而且達到了很高的水準。後来曹操於戎馬倥傯之間,新得一藝,而至能擅,已殊為不易,何況遍習諸藝而兼擅。最合乎邏輯的可能就是曹操有很好的基礎,即其在青年時代就可能已遍習諸藝。本紀注引《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或許悅習諸藝正是其“遊蕩無度”的主要內容,以史筆來記,這些有乖儒訓的行為自然可以和飛鷹走狗歸於一類,因而以“遊蕩無度”一語涵蓋之。這並非無據之談,尋繹歷史材料,有一則頗引人注意。衛恒《四體書勢序》曰:

(梁)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勒書自效。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注引,第31頁。)。

梁章钜《三國志旁證》卷二:“《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官》曰:‘洛陽孝廉左右二尉。蓋時以孝廉為郎者居之。曹公舉孝廉為議郎,正當作尉。《四體書勢序》以為求為令,非也。’”(《諸子集成初編》本第一冊,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第39頁。)梁鵠正是藉了“鴻都門學”的機會,“以攻書”至選部尚書,其超升的軌跡本就有違傳統的任命規則,正是士大夫極力反對的情況之一。梁鵠能以書藝超升,那麽曹操自然也可以所擅為憑而謀求高就。“於是”二字頗能透露個中消息,其所承接的意緒,要麽是曹操與梁鵠有舊,要麽是曹操也想以擅書法超遷,希望能得到梁鵠的共鳴。如若有舊,就梁鵠和曹操的身份地位而言,二者的互相認同恐怕也與書法相關,蓋不會是經學士大夫之間的以禮義相高,從梁鵠拒絕曹操的結果來看,二人此前似乎並没什麽瓜葛,所以後者的可能性大。可是梁鵠並没有賞識曹操的意思,衹是照章辦事,委以北部尉,這纔有了曹操募求梁鵠時,“鵠懼,自縛詣門”的情況發生。梁章钜所說的“《四體書勢序》以為求為令,非也”,其實並没有錯,衹是其中隱含了上述的一個細節。

另《後漢書·列女傳》說“曹操素與邕善”,曹丕《蔡伯喈女賦序》亦云“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曹操與蔡邕顯然不是泛泛之交,從曹操特意以金璧贖蔡邕之女歸漢這一點就可見其一斑。但兩人的這種莫逆之交是在什麽時間形成的呢?綜考兩人史傳,兩人能够同在一地的時間,一是公元一七四年至一七八年的四年,曹操與蔡邕均在洛陽,兩人有集中交往的可能;另外一個是在曹操為諸生時(曹操為諸生的時間,史載不詳,陸侃如的《中古文學繫年》、張可禮的《三曹年譜》對此也付之闕如,可能是史料實在缺乏之故。不過下面的幾個細節或有助於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世說新語·識鑒》第七注引《續漢書》曰:“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橋)玄甚異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頁)這條史料是可信的,建安七年,曹操軍譙時,特意作文祀橋玄,其中有“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之語,可見關係實在不一般。曹操特意為祀也說明了這點。那麽曹操與橋玄的這段交往或者說曹操“為諸生”是在什麽時間呢?史無明文,不過《後漢書·蔡邕傳》載:“建寧三年,(邕)辟司徒(當為司空,《靈帝紀》記玄本年為司空,四年為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嚴可均《全後漢文》卷七四載蔡邕《車駕上原陵記》:“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公行到陵……”(前揭《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第876頁)就是說,至少從建寧三年到五年的兩年時間裏,蔡邕在橋玄府。聯繫曹操與蔡邕的關係,似乎可以推斷,橋玄府是曹操與蔡邕得成“管鮑之好”的最初場所,或由此可知曹操為諸生的時間大約就在建寧年間。)。但無論哪一个時間,都屬於曹操的青年時代,深入交往的中介可能就是兩人均擅的書法和音樂。《後漢書》蔡邕本傳記載:“……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後漢書》卷六〇下《蔡邕傳》,第1990頁。)觀者雲集,其意或在經,但文中言“邕乃自書”及“觀視及摹寫”頗可注意,眾人“觀視”、“摹寫”的怕多是蔡邕的書法。靈帝召集的“鴻都門”生,“時諸獻篆,無出邕者”,自可見當時蔡邕書藝的盛名,自靈帝時期才藝作者“鼎沸”的情況看,這種情形是極為可能的。蔡邕本人兼擅諸藝,對才藝本身並不反對,其反對的衹是純以諸藝“超取選舉”而壞了士大夫們把持的選舉規矩,蔡邕既然習擅諸藝,自然存在交流切磋的活動,蔡邕和曹操或正是在這一平臺上相交的。

如果曹操習諸藝是在青年時期,那麽以其出身及愛好傾向,不求其贊成,但對“鴻都門學”影響的理解應該有深一層的認識,曹操可能親身領略了“鴻都門學”的發生及產生的震動。史無明載曹操對“鴻都門學”持什麽態度,但曹操與其有密切關係確是有史可據的。

在現今可以確考的七位“鴻都門”人士當中(前揭王永平《漢靈帝之置“鴻都門學”及其原因考論》。),可知的就有兩人與曹操發生關聯。一位是梁鵠,已如上述。另一位是郗儉,《三國志·魏書·華佗傳》注引《典論》曰:“潁川郗儉能辟穀,餌茯苓”,《博物志》說曹操“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郗儉無不畢至”,《辯道論》中還記載了曹植親身驗證郗儉的辟穀之術。七人中的師宜官,曹操也十分熟悉他的書法,但有無進一步的接觸,就不得而知了。從以上情形已不難發現曹操與“鴻都門學”千絲萬縷的關係。

當然,曹氏與“鴻都門學”的聯繫不僅僅局限在這些表層現象,应该還存在着更為深層的關係。“鴻都門學”的核心特徵就是對“才之小者”的“辭賦書畫”等的重視以及對相關作者的汲引。有趣的是,這一切在曹魏時期又發生了。

曹氏重視文學、書法、音樂等諸術藝已為人熟知,這裏簡單梳理一下其對相關人員的召集。對於“文學”之士,曹植《與楊德祖書》概括說:

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于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三國志》卷一九《魏書·陳思王曹植傳》注引《典略》,第558-559頁。)。

對於方士,曹植《辯道論》曰: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卒所以集之于魏國……(《三國志》卷二九《魏書·方技·華佗傳》注引,第805頁。)

對於音樂之士,《晉書·樂志》載:

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采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晉書》卷二二《樂志》上,第679頁。)。

曹植《鼙舞詩序》記載:

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鼙舞……先帝聞其舊伎,下書召堅……(《晉書》卷二三《樂志》下,第710頁。)

所載諸人顯然都是搜羅而至,曹氏此舉雖有“增損漢樂為一代之禮”之意,但曹氏對俗樂的酷愛賞知是出名的,搜羅人士參與日常娛情悅性的音樂活動也很正常。

書法方面,應該也有類似的召集舉動,“公募求(梁)鵠”就是一例。曹操不但把梁鵠的書法作品“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其身邊還網羅了一批有影響的書法家,著名的除了梁鵠,還有胡昭、關枇杷、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鍾繇等一批人,其中不乏對後世產生重要影響的書法大家。

綜合以上情況可知,曹操對諸藝之士的延攬召集舉動顯然是有意識的。王粲言曹操“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三國志》卷二一《魏書·王粲傳》,第598頁。)當包括了對這個層面的說明,胡應麟更直接說曹氏“朝攜壯士,夜接詞人”(《詩藪》外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138頁。),在召集的人士中,雖不乏儒學之士,但以儒學為顯者,或已通過其他途徑入仕,多不在特别搜羅之列。把这些文人、方士、擅書法者……與“鴻都門”人士做一下對比,兩者何其相似,曹氏時期的情形幾乎就是“鴻都門學”的翻版(前引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云:“漢之靈帝,頗好俳詞,下習其風,益尚華靡,雖迄魏初,其風未革。”已隱约地指出了“鴻都門學”和曹氏“尚文辭”的內在關聯,不過這裏還衹是就兩者文學風氣的相通而言,尚未對兩者發生的內在邏輯予以揭示。)。

“鴻都門學”時期,才藝之士的顯露有它的政治契機,曹氏時期才藝之士的集中出現當然亦不能僅以“偶然”視之,二者的連續出現自有它們重大的歷史聯繫邏輯。

那麽這種“邏輯”是什麽呢?陳寅恪的一番話道出了其中的玄機:

東漢中晚之世,其統治階級可分為兩類人群,一為內廷之閹宦,一為外廷之士大夫。閹宦之出身,大抵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大抵為地方豪族,或間以小族,然絕大多數則為儒家之信徒也。

然則當東漢之季,其士大夫宗經義,而閹宦則尚文辭。士大夫貴仁孝,而閹宦則重智術。蓋淵源已異,其衍變所致,自大不相同也。魏為東漢內廷閹宦階級之代表,晉則外廷士大夫階級之代表……

夫曹孟德者,曠世之梟傑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位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傳統之儒家思想,然後可以成功(《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前揭《金明館叢稿初編》,第41-42、42、43頁。)。

曹操為什麽這麽做呢?因為他是宦官的後裔。曹操的祖父曹騰歷侍安帝、順帝、沖帝、質帝與桓帝,桓帝世封費亭侯,操父曹嵩為曹騰的養子。曹操的出身對其影響很大,這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立身處事與傳統士夫有異,也奠定了其在政治陣營的分立中,代表閹宦一方的階層背景(這裏似乎存在一個矛盾。曹操初出世的時候,有對宦官進行嚴厲打擊、為黨錮人士大鳴不平的經歷,如《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跡,莫敢犯者。”(第3頁)《讓縣自明本志令》:“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注引《魏書》曰:“先是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官,反為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第3頁)實際這和曹操以後代表宦官階層的傾向並不構成矛盾。在經學纔是社會承認的立身標準,名士纔是社會認可的成功人物的條件下,任何人都希望能向這一行列靠近,以謀求社會承認,從而獲得成功,曹操《讓縣自明本志令》自言:“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是當時曹操欲成名的現實追求舉動。這一舉動也並不是曹操獨有,如范文瀾曾說:“李膺在獄中牽引出不少宦官子弟,足見宦官家某些子弟在接近士人,企圖使自己士人化。”(前揭《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147頁)可見宦官子弟追求名士化在當時是頗具普遍性的。曹操打擊宦官、為黨錮人士鳴冤意在向名士行列靠近,並不證明他骨子裏已經是徹頭徹尾的儒家信徒,如果是,反而不合邏輯,因為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三國志·魏書·本紀》,第2頁),“少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三國志·魏書·本紀》注引《曹瞞傳》,第2頁),至於出入張讓宅(《三國志·魏書·本紀》注引孫盛《異同雜語》,第3頁)、劫新婚婦(《世說新語·假譎》,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第851頁)等等都說明曹操並不是一個以禮義自守的人。反倒是有些細節頗能透露曹操為宦官一列的背景。其為洛陽尉之初便得罪宦官,使“京師斂跡”,其中宦官的反應頗為有趣:“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為頓丘令。”(《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曹瞞傳》,第3頁)《後漢書》滿眼都是得罪宦官而被迫害的例子,曹操被疾卻被薦的經歷倒是獨此一家,恐怕其中的近習寵臣“不能傷”,是忌憚曹操的家世背景,其出入張讓宅並“舞手戟”出而不受追究迫害,也應該是同樣的原因,否則實在蹊蹺。當然這裏的“家世背景”除了指曹騰歷侍四帝得以封侯的顯赫外,曹操曾為“皇戚”也應該是其內容之一,《武帝紀》注引《魏書》:“太祖從妹夫濦強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第3頁)梁章钜《三國志旁證》卷一:“按,宋奇之封,……考《後漢書·后紀》,靈帝宋皇后父酆,封不其鄉侯,光和元年後廢,酆父子並被誅,則濦強侯必宋皇后兄弟行也。”(前揭《諸子集成初編》本第一冊,第6頁)則曹操當時亦為“皇戚”,加之其宦官背景,故而曹操雖有觸怒宦官之舉,但仍能得保平安。總之,曹操當時是有內廷背景的,其代表宦官系統之一面,一直就是連續的。)。陳琳代表袁紹罵曹操為“贅閹遺醜”、孫策說曹操為“醜類”(《三國志》卷四六《吳書·孫策傳》注引《吳錄》載孫策使張紘為書責袁術僭號時語,第1105頁。),頗能解釋這種情形。如果僅是宦官群體本身,很難構成一股能與傳統士大夫對抗的較強的政治勢力,宦官一方面以皇帝做後盾,一方面廣泛延攬與經學士大夫文化、階層有異之人群來壯大自己陣營的力量。陳寅恪說“士大夫宗經義,而閹宦則尚文辭”,就實際而言,東漢的宦官能“文辭”的並不多見,也没能構成一個文化特徵特别鮮明的群體,陳氏所云“尚文辭”是就以宦官為代表的、與經學士大夫相對立的整個階層的文化屬性而言的,上文所論之“鴻都門”人士就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之一。曹操是這個階層的代表,所以曹氏政權在文化傾向上就有“尚文辭”的一面。歷史事件的發生有時候是帶有偶然性的,但拉大對它們的考察歷程,則又無不體現着歷史發展的某種連續和必然性(卞孝萱言:“(“鴻都門學”)以如此速度力度提高文學藝術人才的地位,是前所未有的,它直接為建安時期‘主愛雕蟲,家棄章句’的尚文局面掀開了序幕……”(前揭《兩漢文學·導論》,第7頁)可參看。),曹氏政權對“鴻都門學”現象的延續和藉鑒就體現着歷史的一種連貫發展,曹操對“士大夫階級”的“摧破”術之一就是對廣大庶士的延攬。

曹操延攬庶士政策上的依據就是《求賢令》。在諸令頒佈的同時或前後,曹操仍在以儒舉人,荀彧等典型的士夫人士仍在源源不斷地為曹操推薦人才。曹操任用崔琰、毛玠典選舉,二人為典型的儒家士夫,“其所舉用皆清貞之士”。《先賢行狀》說崔琰:“魏氏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三國志》卷一二《魏書·崔琰傳》注引,第369頁。)又《三國志·魏志·何夔傳》載:

(何)夔言于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其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逾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别矣……”太祖稱善(《三國志》卷一二《魏書·何夔傳》,第3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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