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令我欲罢不能
江泽民总书记在今年2月1日《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发表时，正值我的“大学教育系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龙门圆梦--中国高考报告》收笔之时，在近4年的关注教育之后，回头认真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感受颇多。文学本来与教育各属一个领域，但当我走过百余所大中小学校，采访数百人之后，使我深深地感到文学与教育之间有太多内涵外延的交叉联系。其实这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者可能不同程度上
忽视和忘却了文学原本的特殊功能而已。
我第一次写教育是受命于团中央要搞“大学希望工程”而进行的一次有关大学贫困生生存现状的调查采访，就是后来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落泪是金》。这部作品在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反响以及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官司都是我没有想到的，可以说都是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去接受了一方面是社会性的赞誉和反响，另一方面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法律纠纷。这场本不该出现的官司整整打了一年多，给我个人心理和精力上造成的损害非当事人所能感受，最后还是北京市高院还了我和作品的清白，在此我不想对此多言。我想要说的是这几年来当自己无意间把注意力投向中国的教育问题之后，想不到我从此再也拔不出身了。《落泪是金》用去了我断断续续的整整一年半的采访和写作时间，它让我走了40多所大学，直接与300多名当事人进行了心灵上的对话。可以想象一下这其中的劳苦。令我想不到的是作品发表后，竟然又不得不走了40多所大学--这回是他们邀我去作报告，同时先后又为300多位贫困大学生牵线搭桥--好心人太多了，到现在我仍然经常接到那些读了《落泪是金》后的好心人要求通过我给贫困大学生献爱心的信函与电话。从《落泪是金》的最初采访到发表之后引发的全社会的献爱心热潮至今，虽然花去了我很多时间与精力，但我深感欣慰的是亲身感受到了作为一名作家写了一部有益于社会的作品后所拥有的全部回报：全国数以万计的贫困大学生因《落泪是金》而获得了各界的帮助，仅北大、清华、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首都的十几所高校先后收到社会捐助几百万元；更主要的是《落泪是金》使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清醒地明白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仍过着非常艰难的日子，应当用热情和真诚之心向那些有经济困难的大学生们伸出援助之手，
这是其一。其二是因为这部作品，使我成了很多大学生、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们的好朋友了。现在和我有通讯联系的人中，绝大多数是这些学生，今年元旦和春节期间，我接到最多的问候还是来自校园的大学生，人数之多叫我难以统计。直至今天，我的周末和星期天公休时间仍常常被学生们“抢”去。他们中有我作品中的主人公，更多的是《落泪是金》的读者，我们彼此都成为很投机的朋友，他们在学习、爱情、家庭出现问题后都愿意与我探讨，甚至连打工、就业这一类事都成了我们交往的内容之一。我的第三个收获，也就是他们使我深深地“陷进”了教育领域，有了“大学·教育”三部曲的创作打算，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龙门圆梦--中国高考报告》便是我最新的收获之一。
与《落泪是金》很大不同的是，这部“高考报告”的产生过程，可以说是无数学生和家庭及老师们共同参与的集体成果，因为《落泪是金》的采访对象几乎都是相关组织和学校安排的，而此次写高考问题时，几乎没有一个采访对象是经哪个组织或单位指定的，在我所采访的近百个家庭、几十所学校和数百名学生中，差不多清一色是他们一听说我要写“高考”后就主动或者心甘情愿挤出时间向我倾吐心声。有些事我现在想起来仍感激动，比如在深圳，在北京，在南京，我就几次碰到过一些学生和家长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与学习时间，坐下来向我诉说他们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的高考过程及其对此的诸多见解。浙江、新疆、湖南等地有四五个中学生，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始终不断地为我提供他们自己或家庭、学校经历高考的一件件正在发生的鲜活材料。深圳的一位家长为了让我更真切地了解、体味“可怜天下父母心”，把自己与正在念高中的女儿两年间的通信都寄给我看。当我写到恢复高考那一段时，许多如今已在各种重要岗位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已经成名成家的当年的考生们，都热情坦诚地伸出了友谊之手……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会把全国人民对上大学的那份情缘，联系在“圆梦”这个题目上。在这部“高考报告”形成小样稿时，有几位朋友说《龙门圆梦》的名字没有《落泪是金》好，希望我换个题名，可是我坚持用它。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千千万万学子和他们的父母亲，包括无数学校的老师与校长们，为了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女、学生能上大学而表现出的那种强烈情怀与全身心的投入，使我觉得他们的追求，他们的付出，完全是一种超越现实和客观世界的精神境界，是一种生死卜命、欲抑难控的梦境。这样的梦境，不是普通力量所能轻易达到和进入得了的，它需要艰难的甚至是极其痛苦的，又常常是靠无望之中的一点一滴、一步一挪、一片一块地连接拼凑而圆合的--圆梦的过程，是人生最高的境界，也是最艰难和最痛苦的过程。那些在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高考大战”中的成功者和失败者，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圆梦者，有的醒时在微笑，有的醒时泪雨纷飞，有的醒时捶胸顿足，有的醒时不知所措，总之圆梦是个连着志向连着希冀也连着喜悦连着悲伤的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界。
中国的高考是部大书，它是百姓生活中的“家庭第一事”，又是举国上下几乎人人都会参与的国家大事，从国家主席到普通公民，谁不在念叨这件事？
其实我在写这个“教育系列”时，并不仅仅因为自己是名作家，尤其是在这部“高考报告”的写作过程中，我已经把自己溶进了作品。因为我也是位父亲，我的正在读中学的女儿的学习状态和作为家长的我为了孩子能上重点学校、日后能高考金榜题名而苦心费力的感受，早已使我到了非一吐而快的地步。举个小小的例子，在《龙门圆梦》进入排版的今年2月20日那天，当我在前一天的《北京晚报》上得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又要举办“国际高等教育巡回展”时，我很想到现场再感受一下“狼来了”的气氛并顺便拍几张照片。但那一天又让我极其困难，因为家里为马上进入“中考”的女儿请的一位家庭教师就在这一天要为她讲课，时间是上午8点半，地址在圆明园内的
一○一中学。我家住在市中心西四，“打的”到一○一中学弄不好也得个把小时。怕赶不上国际会议中心的那个巡回展，故而我与女儿在前一天睡觉前定好第二天6点半起床。半夜12点仍在做作业的女儿答应了，可是第二天清早的小闹钟响后她怎么也醒不来，我和她妈极无奈又极不忍心地将她从被窝里揪起来……我们全家3口在这个星期天的一大早赶到了对城里人来说是很偏远的圆明园，到一○一中学的教师宿舍时，我们看到很多门户仍然静静地紧闭着。看着女儿不停打呵，我心里直骂自己这是在干什么呀？亏你还在写猛烈抨击应试教育的作品呢！但我又不得不面对充满沧桑的圆明园长叹一声：我有什么办法，中国的孩子们不都是要经历这样的考试—补课—补课—考试，然后再去参与“中考”、“高考”的一场场战斗嘛！过了一会儿，我和夫人还是无奈地把女儿交给了同样仍在打呵的一位女数学老师。当我再从北京的最西北角赶到最东南角的国际会议中心时，我看到的场面更是有说不出的难受：巡回展开馆不足一个小时，竟有上万位中国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涌进了尽是外国学校云集的展厅内，那火爆的场面和一双双热切的眼睛，使我心头隐隐作痛，并且更加坚定了要献身中国的教育、写出关于这个领域里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想要说的话。
教育因此成了我这几年的创作源泉与动力。然而我常常问自己：你知道多少关于教育的问题？你又知道什么是教育？
是啊，教育是什么呢？我真的答不上来多少，然而我知道教育是全党、全社会的大事，又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大事。知道它是孩子们的生活的主要部分，知道它是我们成年人除本职工作之外的重要部分，知道它是一个完整家庭里常常关注和念叨的首要部分，知道它还是我们民族振兴的极其重要和突出的部分。而教育对文学而言，我还知道它是极其丰富和肥沃的天地，因为它不仅是百姓生活中最能引起共鸣的话题，同时也是最大的民众群体。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社会主流，因而今天的教育状态，就是我们明天的生活与社会发展的状态。文学能忽视它？能远离它？当然不能。
文学与教育有天然的姻缘，因为文学本身所要表现和体现的主要功能就是去教育和感化人，而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又处处离不开文学本身及其文学的美学意义。在我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学脱离了教育事业而独立存在，这样的文学前景必定是短命的和毫无意义的。同样，社会主义文学离开了教育事业的独立存在也是苍白和没有生命力的。因为中国是个教育大国，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是今天的文学的主要接受者和明天的文学的全部接受者，失去了现在的青少年学生，就是失去了明天的文学的全部对象。
今天的教育与文学之间，我认为已经变成“远亲”了，不像当年刘心武先生写《班主任》时能引发广大青少年学生和全社会对文学的热爱了，把文学当作自家的“亲娘舅”、“好姑妈”。近十余年来，文学缺乏关注教育，缺乏关注4亿青少年学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文学已经被今天的青少年学生们毫不留情地抛弃了，他们极不满意作家们写的东西，少男少女们之所以疯狂地喜欢“小燕子”和大学生们乐此不疲地自己动手进行网上文学创作，就是广大学生对当代主流作家们所创作的东西不满意的突出流露。
文学该有些清醒了！随着知识时代的飞速到来，我们的文学如果再不关注作为未来知识时代的主流公民的今天的在校学生，那么我们的文学只能被人无情地抛弃和遗忘。
我还认为，文学对教育的介入，仅仅靠几个儿童作家写几部少儿文学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教育的现状，更多的需要能做大手术的“外科”、“内科”和X光，而不是一些“小儿科”。也许可能是我这几年的“教育情结”，使我提前意识到做个教育的文学外科专家和X光检验员，是件多么有意思和有意义的事。
我愿意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尽管很累，有时还很麻烦，但只要想想我自己的女儿和所有普通家庭的孩子们，我就觉得累点并不亏。
仍像所有“报告”完成之际那样，我要特别感谢的是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像国家教委的刘长占同志、教育理论家杨东平先生、《沉疴》的作者冉云飞先生、《升学内参》的作者余杰先生，《江南贡院》的作者周道祥先生、《农妇状元》的作者汪渔、志华先生，黑龙江的王学文高级教师，以及北京四中、北京三十一中、广渠门中学、苏州中学、苏州十中学、江苏常熟中学、河北燕郊中学、浙江义乌中学、深圳中学和中国经营科技管理大学、中华社会大学、北京人文大学、南京蓝天大学等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包括众多我数不过来的许多朋友、学生和家长，是他们给我提供了不少采访方便，并提供了参考资料与作品，在此一并表示深深感谢。
在此，我还想说明两点：一是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百姓想说的话还很多，尤其是针对高考的话就更多了，本人的这部作品只能算是为百姓说了一部分话，大家尽可借助各种途径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这应该是一种社会进步。其二：本文一些主人公的名字和学校名称，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和应采访对象的要求作了某些技术性处理，特此一并说明。
２０００年春节完稿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