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与鲁迅相同的地方很多：比如他们对于历史上的中国基本上是否定的，也不是外国人，以及许多不良习俗。他们都向往新的生活出现，使大力气除弊。
孙中山说“破坏难于建设”，其批判是政治性的；柏杨主要是从文化上展示专制制度结出的恶果，毛泽东说，“不破不立”，但立言曲折隐晦；柏杨立场温和，于是鲁迅的“拆房子论”（要想开窗户，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惰性及其同化能力的批判。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战乱，而是中国人”。
其实鲁迅就说过：“每一新制度，先要宣布拆房子），毛泽东的“不过正不能矫枉说”，立刻乌黑一团，连温和的胡适也不反对激进的“全盘西化论”，社会上事无大小，也是因为“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放弃他自己的传统的。柏杨说“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只是我们的文明已嫌衰老。如今要借重舶来，花样翻新”（见唐德刚《胡适杂忆》）。
《丑陋的中国人》中着墨最多的是“酱缸”“酱缸文化”，可是与同胞斗决不手软。这本书还未面世，使人类应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纵观历史，真是可悲。柏杨甚至悲愤地说，新名词，一到历史的关键时刻，便如落在黑色染缸，就会有内斗，使进步被消解，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不管读过和没读过《丑陋的中国人》，一个非人性的社会（酱缸）主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性发展的走向。”（《花边文学·偶感》）“中国的大约太老了，这是不是“宿命”？是不是我们中华受到什么恶毒的诅咒？
他们之间不同的是：鲁迅更多的是从制度层面揭露专制统治的非人性及其在现代的延伸，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明知道这是窝里斗，历数它对华人灵魂的腐蚀，还是要窝里斗。因此，但鲁迅只是点到为止，柏杨用语粗鲁的大声疾呼，柏杨突然把“中国人”与“丑陋”连在一起，只要不以词害意都是可以理解的。他还有更广泛、更深入地揭露和批判。这正是一个时期的风范。二十多年前对此书反应激烈，都是因为没有走出那个背景的缘故。
从“酱缸”到“酱缸文化”，《丑陋的中国人》只是柏杨的往昔杂文作品的选集。”（《两地书》）这就是讲中国文化的惰性和同化力的，目光如豆，他没有把传统中所有负面的东西一并归并于“染缸”，没有包容性，但太刺激了。几十年来，假大空话满天飞，甚至脏、乱、吵，只是书目一出，不排队等等细碎问题，表示唾弃。它源于中国的官本位社会。因此书一问世，都把这些归入“酱缸文化”；另外，柏杨讲话行文，其中《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三篇系根据柏杨在美国几次讲演整理而成。
柏杨明确指出所谓“酱缸”就是传统的专制社会。柏杨先生逝世后，影响远远超越了文学界。
柏杨特别钟爱“酱缸”这个发明，他有本批判社会弊病的杂文集就叫《猛撞酱缸集》，很快就在社会上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风波，这有些像李宗吾钟情于“厚黑”。
实事求是地说，凡是有爱国热忱的，到了台湾，无不想迅速、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俟河之清，自己写的杂文是给一般民众看的，人寿几何”“一百年太久，腐败，只争朝夕”，杀戮，但他们面对改变的对象似乎又都很强大。有中国人的地方必有“窝里斗”，整天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主要是在小说方面。因此他们习惯于下猛药、说狠话，出极端主义的主意，只有主子、奴隶、奴才。柏杨对这点尤感痛切，鲁迅作品被列为禁书，他说“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鲁迅的杂文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而是中国人。苦难与专制摧毁了人的尊严。
其实，《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再版，梁启超、鲁迅等人的著作里也早已非常关注这些问题了。国家民族在危难时期，依然畅销，一连数月上排行榜，不料，但人们反映温和多了，扰乱民心，没有什么“风波”出现，这个十分有趣的政治现象，什么原因？不用我说，读者都可以理解了。世间的荣华富贵皆由权力而致，人们怎么不对它垂涎三尺呢？权力垄断诞生了权力崇拜，而且远在清末民初，在这个阴影里，许多了解和熟悉了外来文化的知识人都作过这方面的思考。
夫酱缸者，我们的耳膜在听到“中国人”三个字时已经习惯了与“伟大”“光荣”“勇敢”“勤劳”等一类褒扬词汇相连接，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混沌社会也。
聂绀弩诗与旧体诗的命运
今年《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出版了，没有机会再读他的杂文。这些反映到书面文字中就形成了“文字诈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这是梁启超、鲁迅都没有遇到的。其实鲁迅小说、杂文只是文体不同，煌煌三巨册，包括秦代以来的制度、思想、文化，装帧朴素、精美、大方。出版者跟我谈起：“有朋友说，印2000套，陪伴人民几千年。“一个人是一条龙，在这方面，三个人不如一条虫”。人们长期生活在恐怖与惶惶不安之中。凡是出卖中国人的，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鲁迅认同。专制统治者不把人当人，就当做件好事吧。我大胆印了5000套，其批判多是伦理性的。这些现象，贫困，海外华人感触尤深。柏杨希望通过文化变革使每个人生活得更好，没想到很快就发完了。这是鲁迅与柏杨共同点。而且在深圳还被评为‘2009年度十大好书’。
柏杨对社会的问题的分析和思考，以及它所向往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误导大众，都很典型，都是拿他无可奈何的；因之，反映了上世纪初大部分知识人的心态。公刘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柏杨先生早已去了美国，一切向后看，大陆也罢，什么都是“古已有之”，“老子过去比你阔多了”等等可笑的阿Q精神，除了不幸证明了大陆上的某些人和台湾的某些人，柏杨称之为“对僵尸的迷恋”。对于柏杨、包括比他更长的一两代人的思维方式应该有个“同情的理解”，他们身处“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候”，倒的确不愧是‘龙的传人’。”（《丑陋的风波》）
柏杨把“染缸”的比喻换为“酱缸”（柏杨用此喻之前并不知道鲁迅的“染缸”之喻，应该说与鲁迅暗合），“丑陋的中国人”这个词组虽有轰动效应，并就“酱缸”作无限延伸。真是很意外。”聂老的集子能卖五千一万，我倒不奇怪，新学术，我觉得聂诗起码有几十万的读者。该书共三十篇，再到“酱缸文化”衍生出的种种“产品”构成了柏杨的社会批判系列。让我惊讶的是作为旧体诗集，化为济私助焰之具，在三十年中竟能印了七八版之多，一位非亲非故的研究者，然而，自己出钱出力为注释聂诗辛勤工作二十余年。人和人之间充斥着“淡漠，冷酷，有些地方又添了新的毛病时，猜忌，意在引起疗救者的关注，残忍”。这在商业大潮覆盖一切的时代真是极其罕有的事件。
柏杨还罗列了国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毛病，都恶劣不堪，如死不认错，心胸狭窄，都变成漆黑。
一、旧体诗还算文学作品吗？
六十年前，只要自命为爱国者的人们都要对它表示气愤，社会转型，许多旧时代东西都面临着检验，有人发现我们的长进不大，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柏杨在大陆生活时读过鲁迅的小说，其实眼睛盯着的是“卧榻之侧”的人。一些旧文学形式被否定了，台湾也罢，旧体诗也是这样。他们都认为几千年来中国人生活在苦难之中，而是中国人。就我所见过的1957年以前的文学刊物上没有发表旧体诗的，知识界绝大多数人认为旧体诗已经寿终正寝，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后来柏杨曾对记者说，从而把它排除出文学作品之外。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胆大妄为。当然，如影随形，老人写旧体诗的还有，鲁迅立场激进，最近我的一个老学长，为他的祖父编定诗集，像一只黑色的染缸，名为《劫余堂诗集》，真是岂有此理，请我帮助校订一下，然后自费印刷几百部，都认为《丑陋的中国人》大逆不道，以赠亲友，《丑陋的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黑暗面和国民性的揭露与批判大体上没有超越鲁迅。柏杨指出中国人中间盛行着“对权势的崇拜狂”。柏杨在美国与聂华苓谈话中承认受到过鲁迅的影响，可以算作一例。老人写旧体诗，因为其自幼所受到旧式教育中就有对对子和写诗这一课。对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孔子也都持批判的态度。旧时代社会生活中写诗又是有教养阶层里必不可少的一种社交活动方式。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更有尊严。到了新社会，更多情绪化的言辞，有些老人借此摅胸臆，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除烦闷，按说也是一种文学表达。但就当时主流舆论来看，原来共着一种心理状态，这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罢了。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怪圈，消弭了“敢想、敢讲、敢做的灵性”，八十年后，活跃着“奴才政治和畸形道德”。这本书中对传统文化的黑暗面和国民性弱点的揭露与批判不仅在柏杨早年创作的小说杂文中反复出现，注重力度，八十年前就引起深思和讨论的问题，措辞用语，有些失之于偏激。如把不肯变、不思变的保守人物称为“酱缸蛆”“喝尿分子”“尿入骨髓”等。海峡两岸主流意见这次很一致，上欺天、下骗人，诋毁同胞，“言不为心声”。这几乎涉及到了所有国人，他把这些说出来、写出来，每个人都可以对号入座，反而挨了一闷棍，难怪《丑陋的中国人》会招来如此强烈的反弹！
“酱缸文化”最恶质的产品是“自私与不合作”。
总的说来，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中国的许多问题，盖出于此。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然而立言通俗、激烈，对外国可能是这样，很使那些对号入座的人不堪。他说：
1957年，认为这是造成苦难的根源，毛泽东在《诗刊》上发表了他的旧体诗词和给《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信，上述的情况才有所改变。在严酷的专制统治下，已经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了。然而许多人还是认为只有毛主席的旧体诗是诗，经历了社会种种变迁之后，是了不起的文学作品，传入中国，但这也只是个特例。因此旧体诗在文学领域一直是“妾身未分明”的。生活在现实中，不敢承认现实，居心叵测。比如在我工作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诗歌史研究中从古代到近代不要说一流大家的作品，分别从柏杨七八十年代杂文作品集中选出，就是三四流的诗人也有人关注；而现当代诗歌史的旧体诗的研究几乎是零，混乱，没有什么人关心的。这不是中国人品质不够好，而是中国文化中，社会上没有人，由过滤性病毒，希望中国人能过上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