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营长率领的边防军，不久后就回到了昌都，罗师长的部队转移到了春多寺。我却仍留在卡拖，当时周春林时常在罗师长身边相伴随，屡屡进言：“如今哥老会的势力，已经遍布全西藏，混到军队里来的更多！以前那次，我军从鲁朗败退，就是因为军队里有人敢不服从上级长官的命令，却对自己帮会的势力惟命是从，所以才会失败。现在他们的气势更加嚣张，弄得军队里的长官形同虚设，权力都已经被架空。我军本来就远征塞外，离内地这么远，万一生起事变，危险不可限度啊！”罗长奇师长在拉萨时，就时常听人说起哥老会的事情，并且深恶痛绝，到波密上任之后，又一次次听周春林等人提起，于是郑重其事考虑想乘波密平定野匪的这股东风，对自己属下的军队作内部整顿，以除后患。恰好驻春多的部队有一名排长王鱼膏，因处罚士兵失当，哥老会的人竟在郊外私设公堂“传讯”，罚王排长下跪，现场执行的首领，是帮会中一名小头目，罗师长从喇嘛寺楼上瞥见这一场面，弄不懂是怎么回事，叫周春林立即去查问，周春林以哥老会为由回来报告，师长大怒，说：“排长处罚一名士兵，而一个小小的正目竟然挟哥老会之力，可以让我们的排长下跪，这还成何体统！”当场下令严查士兵中的哥老会组织成员，及其首领姓名，这下，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官兵加入帮会的人员比例，已经合到全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帮会总的切口是“聚集同”，分成仁义礼智信五大堂口，以四川人刘辉武、甘敬臣等人为首领，也就是帮会总的龙头老大。我所在的营部军需张子青也是帮会的副总，重要的首领，总共十三人。当时甘敬臣、张子青等六人随部队驻扎在德摩；其余七个分布在波密的军营内。罗师长于是秘密派遣手下的马弁持密函去往德摩，严令那里的管带保林，逮捕甘、张等六人，立即就地秘密处决。在波密的七个帮会首领，则命令周春林五天之后捕杀净尽。这是那一年（191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事情。
紧接着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的消息，由英国方面的《泰晤士日报》传到拉萨。朝廷命名的一名洋翻译，是罗师长过去推荐的熟人，在第一时间通过各地驿站派出的快马，把这一惊天动地的讯息密报，拿给了罗长奇。师长惊魂甫定，急忙召集我们去他所在的春多寺，引大家进他的密室。把那份拉萨来的密报给大家传阅，焦虑万分地说：“局势发生这么大的剧变，我相信不出三天，消息就会传遍全西藏，军队有可能随之动摇，大家想想，该怎么办？”我踌躇了很久，才回答：“到这种塞外边地来的人，全都不是孝子顺孙，这个道理你一定知道，像这样大的变革信息传出去，肯定会有大乱！再加上你们多数是四川人，哥老会势力有多大，各人也清楚得很，不如先不要声张，各自离开了昌都再说，看一看下一步的局势。”罗师长沉默，过了一会，示意我跟他走出密室到大厅吃饭，饭桌上，又忧心忡忡对我说：“这件事决计成不了，你们都是朝廷命名的官长守在这里，哪有这么容易说走就走？就算军队会有哗变，我相信上头必派兵来镇压，决不会任其局势恶化。倒不如……暂时往江达方向去，再定进一步的进退？”我在一旁听了这样的话，又因为武昌方面情势弄不清楚，不敢作什么主张，也就只有点头称是的份。罗师长最后决定，让我命令部队迅速返回卡拖，为可能的动乱秘密作准备，说是要约陈统带来商量，而后，再告诉我进一步的计划，我也就匆匆告辞回去。这天夜里，已经能看见军营里的士兵们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窃窃私语，似乎像是知道了拉萨方面的消息，当时的新兵队驻扎在彭褚，相距我们的营地四十里远，我就连夜带人去调防回来，我手下的司书杨兴武，湖南永顺王村人，四十几岁，人颇忠厚谨慎，我把实情告诉了他，嘱咐他替我仔细留心周围四川籍官兵的行动，杨兴武说：“事已至此，我也不瞒你，我们营里的人也早已经有秘密组织，归我掌管，大家都团结得很，请你不要多顾虑。”我听了这番话，心里安慰了很多。到了第二天的中午，炮兵队的队官湛某，也是四川过来驻防的旗人，忽然被士兵杀死了，紧接着全军各地的长官被暗杀，被殴打或公开凌辱，被士兵们驱逐的事件，就接踵而至了，全都是因为那天早上，大家已经得知了拉萨方面的消息，全都蠢蠢欲动起来，一场不可预兆的恶变眼看就要在驻藏部队里蔓延开来，我自己这边，多亏了杨兴武出面，多次替我担保周旋，也幸亏我平时待手下官兵都还算不错，几年的战争，一直和大家同甘共苦，又依赖后来加入的新兵们，大多是我自己老家湘西来的子弟，所以军队虽有剧变，他们还不至于侮辱到我头上来。又过了一天，早晨起来，罗师长那边仍杳无音讯，等到我叫勤务兵送早餐，门外却有人报讯：罗师长驾到！我下楼去迎接，只见他独自一人，神色惊惶，狼狈不堪，已一扫往日的威严，进了屋子，面对面看我，两行眼泪就“簌簌”流下来，哭了一会，竟不说一句话。我被他这样子吓得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后来进来一名护兵，替罗师长带了件狐裘大衣，旁边一个士兵，竟冲上前一把抢去，说：“我现在冷得很，罗师长没这个需要。”罗师长到我房里来，我看他身上只穿了一件毪子风衣，里面仅一件单薄的衬衫，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昨夜二更左右，我那边就发生了兵变，士兵围攻我做师部的那座喇嘛寺，我幸亏是事先有人密报，来不及穿衣服，只落得个只身逃出一条命来，黑夜里走了十几里路，后面才跟来一名护兵搀扶我，又走了几里路，在路边藏族人家，买了一匹马，才逃到你这里。”说完。又眼泪直流。泣不成声，我急忙拿出御寒的衣服叫他穿上，正忙着，下面有人又报告：陈统带前来求见，我让他进了屋，一看那样子，比罗师长更加狼狈，见了师长，也只是一个劲地叹气：“你前天不肯离开昌都，现在看看呢？”俩人于是再没有话，只是面对面唉声叹气。不一会儿，春多寺那边的士兵纷纷追赶过来，见我这边的新兵队伍戒备森严，就未敢冲进来。这样相持了半小时，大家就往前进，我所在的营地也有二百多名跟随着走远了。顷刻之间，大家在一起就只是用字号相号称呼，军队原先的建制，竟在一夕之间，土崩瓦解了。我的手下，原来有左右前后四支队伍，到那天下午之后，竟只剩下来八十多人；都是平时对我爱戴很深的官兵，其余统统不翼而飞了。当天夜里，陈统带仍力主要离开昌都，我只好再三劝阻：“大军本来在春多寺周围，局势还没有这样的恶变，出昌都，应该说很容易，现在所有的西藏人都已经知道了我军的变化，再想从春多出昌都，谈何容易！”罗师长则在一旁，语气惨淡地说：“我惩办哥老会首领的密函，已经落到士兵手里，就算我拼死逃到了德摩打箭炉，那些四川人恐怕也不会放过我，听说德摩那边山上有一条小路通往拉里，或者到了德摩山上，让我从那条小路走出四川边境，应该还是容易的……”我正担心大军在德摩集合，罗师长去的话，对他不利。如果能有办法出昌都，就不妨试试，于是就竭力说他这个主意好。
这样，大家一夜无语。第二天出发，我们走了两天，到汤买，天黑之后，陈统带竟然还落在后面不知什么地方。有知情的人偷偷告诉我：“今天一大早，陈统带已经带十几个骑兵回硕板多去了。”我觉得很是诧异，因为当时大家在一起商量出昌都，他是叫喊得最响的一个，现在怎么又变卦了？他现在偷偷走的那条线路，如果能最后安全到达，才就罢了。但考虑到他身边带的士兵这么少，万一途中遇险呢？不过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竟然成功地一路涉险，到达了昌都，又从昌都到了四川，再去了安徽。陈庆，安徽人，民国四年洪宪之役，曾在张敬尧部担任营长。在长沙驻防了一段时间，听说我在湘西，我们俩还一度有过通讯。前年，一位朋友自北平（京）来，我偶尔问起陈庆的消息，那朋友说：“他自从洪宪失败以后，不久就做了袁世凯陵墓守护队负责人。后来因为陵墓被掘，他的下落，也就不知道了。”
那天早晨，由汤买出发，等候罗师长，却久等不到。我亲自到他宿营的地方，催促他，他一脸诡秘对我说：“我跟着你们大部队走，未免太刺眼了，我思量再三，决定跟在你部队的后面走，保持一天的距离，我反正已在外声言同陈统带出了昌都，你这方面，也就只当作不知道，好吗？有什么危险，我自有办法应对。”说罢，又顿足捶胸叹息：“真懊悔当初不肯听你和陈统带的话啊！要是我们走另一条路，早出了硕板多，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厄运了啊！”再三长叹，我看他这样子，也没法再多说什么，就把剩余的一袋大米给他，让他留在身边，我自己则一路吃自制的糌粑，就算人生的造次颠沛之中，不敢忘麦饭豆粥之意吧。又由罗师长的亲信同乡，为他选一班精干的士兵跟随护佑，我才告辞出门，向前行军。
昏昏沉沉走了六天，到了德摩。西原竟然站在山脚下迎接我，言笑就像往常一样。看见她，我不禁悲伤莫名，一时克制不住，要流下眼泪来。西原抱着我胳膊，惊讶地一个劲问我：“你是不是一路上太累，生病了？怎么不像以前的你了？”我只好强颜为笑，不让她再多问。到德摩，仍旧下榻在过去住过的第巴家里。当时军队已彻底解体。哥老会势力各处横行，到处都碰见他们，三五成群在一起，甚至在我住宿的房间，也明目张胆，公开行起帮会中的“对识”叙礼。他们的首领，即使样子看上去低贱得就像一名夫役，也握有巨大的生杀大权；他们起立，我也只好跟着起立，他们朝首领敬礼，我也敬礼。号令，权力，计谋，在这样偏远的地方，都无处发泄，大家只好听凭他叫嚣，好像天上的太阳光，也一时暗淡了许多。那时候甘敬臣，张子青等人先两天已经去往拉萨，将谋大举，像是策划了什么大的举动，张子青是贵州印江人，平时很机警，也有才辩。年轻时独自壮游川滇两地，结识了哥老会的人，一直很受后者器重。后来又跟我到西藏，由一般的护目升到司书，再升职做到军需，平时对我一直很殷勤，所以我待他也不算薄。波密那一场仗，留他在德摩掌管粮草运输。那时侯很多伤兵都要送往德摩疗伤，张子青曾来为伤兵的待遇求情，我当时也慨然答应了他的请求。德摩这地方，本来就是工布到波密的必经之路，凡官兵过路的人，他都遍交朋友，一时间挥金如土，招待得很丰盛，于是藏族的军队里，不管认识不认识的，全很仰慕他的为人声名，手下士兵，尤其对他服服帖帖，最后一跃而成为哥老会领导阶层里的副龙头老大。波密兵变之后，这家伙竟不来和我招呼一声，擅自而去。等我民国二年回了老家。再组建起一支乡下的军队，他却又来依附。我也乐得个既往不咎，任其指挥，委任他手握重兵的权力。只可惜这家伙多年来骄矜惯了，最后的结果竟然是被他的一个部下田义卿，在辰阳砍杀毙命，实在是不幸！自然，这是后话。当时大军聚集在德摩不动，我也疑惑重重，找杨兴武来问问，也不明白什么道理，只是有很多消息都在说拉萨方面来了很多人，不时召开秘密会议，至于会议的内容，也没办法刺探到。外面的形势却是一天到晚看得见呼朋引类的乱兵，在德摩一带乱窜，我对此虽说深恶痛绝，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带上了西原，想到她家去避一避，刚出门，就看见杨兴武骑一匹马疾驰而来，问他什么事，请他到房子里去说，他才一脸诡秘告诉我：“参赞已经被哥老会义字号的人赵本立，陈英等勒死在山下的喇嘛寺里了……”我一时震惊恐惧，说不出话来，兴武又说：“你也最好立即戒备——我先到队伍上去，秘密作好部署，以防有什么意外发生。”说罢匆匆下楼去。西原上前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一时激动，对她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然后，我让她先回去：“我这边的事情结束了，再过来找你。”不一会儿，那名参加勒杀参赞大人的哥老会小头目陈英，就带了几十个人马，气势汹汹找上门来，对我大声说：“罗长奇阻挠革命，已被我们镇压处决。”我一时愣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等他们各自找椅子坐下来，过了一会，才尽可能用从容的声音回答：“听说那些野番也有动摇造反的心思，这个消息传出去，恐怕对我们大家都不利。”陈英却说：“我们大家跟长奇同命的，他不死，我们自己的头也保不住，你不必多虑！”我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又有很多士兵围拢过来，其中一人向陈英报告：“事情准备完毕，明天可以请上陈管带一同去拉萨。”陈英转过脸来对我说：“江达那边有人写信来，因为革命举动非同寻常，推举你出来领导，请你明天就跟我们上路！”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不住点头，唯唯答应的份，那时西原已派人来催促，我就乘机离开。到了西原家里，找了一个坐垫就躺下，心里默念着惨遭戮杀的罗长奇，想想终日和这些没人性的家伙为伍，总有一天自己也要被送命，不觉眼泪就落下来。西原在一边看见了，不住地问我什么事，我才把当日的事态和她说明了，她听了以后，开始嚎啕大哭，说：“这样子怎么办好？”我说：“让我明天先到了江达，再看情况。”西原又哭，一边竭力劝阻我别走，留在自己家里，我说：“军队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已不可收拾了。达赖那边，又一直虎视眈眈，见这样的事态，一定会大举乘虚而入，汉人跟藏人仇恨这么深，后患无穷，覆巢之下必无完卵，留在这里，不仅我活不了，连你也自身难保啊！幸亏这帮叛匪对别人凶，对我还算可以，向前走说不定还有别的生路，留在这里终必一死！你必须跟我一起走，不要舍不得自己家里人，万一西藏的事情有别的可以做，我离开之后，不久犹可以返回工布的。”说到这份上，西原恸哭不已，她的妈妈也被哭声惊动，赶了过来，西原又牵着妈妈的衣裳大哭，妈妈也哭，我也跟着母女俩哽咽起来，泣不成声。然后，百般安慰她们，俩人慢慢停止恸哭。不一会儿，兴武寻我寻到这地方，告诉我：“他们大批人马明天开拨，标部周书纪官，一营胡督队官等人，都在江达。主张革命，驱遂联豫钟颖，组织起了一个军政府，现在推举你出面去主持，也详细问了大家意见，基本都是赞成。因协部有人在这里，不便多说什么——你明早能不能和大家一起走？”我叹了口气，说：“事情那有这么容易，但要是我不去，又能去哪里呢？明天，一同到江达面谈吧，我主要想探明一下你们的意思怎么样，慢慢地克服困难吧，不要再说其他了。”兴武又说：“参赞的尸体，已经火化完包裹起来，周逊愿意一路背着行军。”我对此夸奖了几句，过一会，吃了点面食。就偕同西原回原来住地，那里的坐客已经挤得满满的，我也只好勉强对他们笑脸相迎，竭力应付，到二更时间，众人才各自散去。
第二天，我们一大早就起来了。西原的母亲前来送行，随身带了一座珊瑚山，拿出来作为礼品相赠。高约八寸，玲珑可爱，对我说：“西原跟着你本布（藏族人称汉人官名）远行，我没别的好送的，就以这个作为纪念。”她说罢，又转脸看看自己的女儿。“她如果说以后还跟本布出西藏，到内地去，那就是天涯海角，不知何年何月再能够见面……，望你们俩好好保护这件物品，将来我看见了它，也就等于看见了自己的女儿……”说罢。声泪俱下。西原也在一旁泣不成声，我只好一再安慰这母女俩，说：“这次行军但愿真的能到拉萨，那么，相见也不会太远。”当地第巴和各寺庙喇嘛也纷纷前来送别。我一一和他们道别，作辞起身，那时部队大多数人马都已经上路，只剩下一个新兵连跟着我走。
从德摩出发，走了两天，到脚木宗宿营，喇嘛寺呼图克图以及加瓜营官彭措夫妇，都来送行。大家聚谈在一起，到深夜时分才分手。次日早晨我们出发，呼图克图对我驻军时期的管理有方，特别感动。所以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彭措和我的私交，更是不同寻常，见我就要远行，一脸的仓惶无奈，若有所失的表情，不停地给我敬酒，我虽然不怎么能喝，也勉强做出笑脸，喝尽三杯。临行时，彭措带着他的夫人双双跪拜在我的马前，边哭边问：“彭措老矣，无能为役，本布此去，重会何年？”说罢又啜泣不起，又拉着西原的手泣语：“你要好好照顾本布……”夫妇俩送给我们藏佛念珠各一串，我和西原也含泪别过，后来才听说达赖返回拉萨以后，按照当地残酷的律法，对待那些与汉人官员交好的藏人，检查一个，杀掉一名。彭措夫妇俩，竟惨遭寸磔而死。这是一种类似于汉地极刑中的凌迟一样的处决法，竟用在我的藏族挚友身上，实在太过残酷了！当天我们住宿在甑巴（今真巴或增巴乡），范玉昆也住这里。玉昆娶了甑巴一名藏族女孩，生有一个儿子。过了几天，我去约他一路同行，他却舍不得离开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也害怕沿途的风寒，所以迟疑不决，我只好慢慢劝他：“雪地冰天的，还要带小孩一路去远征，换了谁也受不住。但问题在于，我们的人马一走，这一带就全成了敌人的地盘，你自己性命保不住不说，谁又能够保护你的孩子呢？”我和他筹商了半夜，竟没有结果。第二天凌晨出发时，我再去劝他，范玉昆却对我说：“你先走吧！你在江达，必定还会逗留几天，到时候我再带家人小孩一起来。”话说到这份上，我已经没别的办法，只好满怀惆怅的心情，和执意留下来的老朋友去告别。
以后，我住在江达三天，玉昆还是没过来。我派人送了两次信过去，开始他还回信给我，信中支吾其词，到后来，写去的信则杳如黄鹤，连回音也没有了。范玉昆贵州省人，从小家境贫寒，有妻室，老母在家，还有一名14岁的儿子。最初，他以政府的命令分配到了成都，恰好碰上我们部队要入藏。慨然弃职从军，为营部书记，他也不想再往上升官了，只愿以这样的资职终老一生了，和我的交情一直很好。我平常也因为他年纪大不太适宜行军受苦，每当要打仗了，总想方设法留他在后方军营，我自己则亲自动手做一些军队所需的书面文字工作。以后张子青从西藏回去后，四处查询范玉昆的踪迹，才知道当年叛乱自从我离开德摩后，仅仅过了两个月，即为卷土重来的野匪们所杀，他在当地娶的藏族妻子和幼子，也同时被杀害。我这最近几年，跟贵州省的人来往比较密切，每次都想起玉昆，问起他在贵州老家的情况，有人说他儿子曾毕业于云南测绘学校，后来也不知道流落在哪里，这真是人生的悲伤啊！好朋友不再可能相见，连他遗留的子女也不知道所终了！不禁心生凄绝！
我到江达的时候，军队各部尚未开动，但终日纷扰不堪。拉萨过来的人特别多，也有很多不明身份的密探，其中有主张革命者，是部队或地方官长和职员，及少数士兵。有拥护钟颖一派的，都是哥老会的人。这期间联豫刚刚从四川领回军饷三十万元，可是，钟颖对他撤掉自己当初的职务，仍心感仇恨，秘密嗾使一帮士兵拦劫这一大笔军饷于乌苏江畔，并且立即拥有巨资。号召起哥老会的人，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袭击了钦署，把联豫本人也幽禁了起来。使我愤恨的是，张子青这个人到西藏时间最长，这件大事情，他竟然有本事事前事后全不知晓，连一个字也没告诉我。虽然革命党的那派很是拥戴我的势力，可我这边的实力，毕竟远不及哥老会的人来得张狂，更何况钟颖已把联豫劫持了，同时又以哥老会名义作号召，我这边呢，又有闹革命的嫌疑，即使想去调解，也只能是添乱而已。弄不好，反给藏人军队以可乘之隙，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我决计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尽快出走昌都，但必须秘密准备，不让四川籍一帮人知道。
我刚刚到江达那一天，江达理事官石敏斋，设宴为我洗尘，态度十分殷勤，酒吃到一半，竟然朝我下跪，说是请罪。我当时很不解，赶紧扶他起来，听他慢慢讲起事情经过，原来只是军中文牍往返上一点小小的文字之误，根本算不上任何有意的中伤。他这么一说，我才回忆起在工布一带清剿时一段经历。当时部队统帅联豫对我有过多次指摘，尤其在查抄厦一案上，石敏斋竟然无端谎称我因为事先受了赌而少报，我当时极其气愤，曾向他那边的科员大骂了一通。也不过是气头上骂人，事后早就忘记了，今天这位理事官大人看见西藏的情势混乱到这等地步，而我这边又带了大队人马过来，生怕我还记得以前的过节，找他报复，所以恐惧害怕成了这样子，想明白事情的前后经过，我就笑着用好言好语安慰他，叫他不必多虑：“前面的事情，是兄弟听信了别人的谗言，所以当我不是朋友，这很好理解嘛！今天我们大家都解释清楚了，有话也好好地说，彼此相见以心，你难道还不把我当朋友吗？”我在江达住了三天，见大势已去，根本不能够收拾挽救了，才决计冒险寻一条路，回四川老家。于是就约了孟林君到郊外，靠在树丛上坐下，和他商量怎么走。孟林说：“昨晚上赵帅那边有秘密信函，因这里的叛乱情形，已派了三个营士兵出四川来这里平乱。你如果现在从昌都出走，路上必定相遇，这种误会就谁也说不清楚。最好我们仔细计划，再慢慢决定。”听他这一席话，我也很是忧虑，但是进已不能，退又不可能，再三权衡，惟有冒险走青海出甘肃这条路较为安全了。但这条路孟林也不怎么熟悉。听说有三条路可到达甘肃境内，其中东、西两路，是沿着边境前行，一路上人家不少，但路绕得很远，需要三四个月才可能走到，惟有中路一条线，全是平原荒漠，杳无人迹。自古青藏的商人，多走这条路往返，计算一下沿路有六十个兵马站的距离，要走上四十天路程，一直要到著名的柴达木盆地，才可能碰到人家，或蒙古堡，再从那里经青海而进入甘肃境内，不过才十几天路了，沿途人烟会更加稠密。听了这席话，我就回到住地，与杨兴武秘密 商议，杨兴武竭力主张赶紧出青海。他说，因为我们部队从波密出发时，都是一人一匹马，随军的骆驼牦牛还有一百多头，如果兼程行军，最多一个多月就可以到柴达木，反正目前军队情况，也不适宜迂道费时，我呢，当时心里主要是考虑边境部队快要到了，届时进退都是不及，于是决定采纳他的方案，快刀砍乱麻。就走商量好的这条路！我就当机立断，秘密嘱咐杨兴武，立即清查人员粮草，迅速着手准备，明天就出发！
到那天天黑，兴武来报告。有湘西籍及云南贵州籍士兵总共115人；其余四川籍人，可以临时遣返回拉萨。牛和马都已齐备。仅糌粑就准备了四十几只骆驼相背负，以行军六十日计算，缺的还很多，但今晚再没法筹办，恐怕是来不及了。我心里默算了一下，粮食似乎勉强够吃一个月，这一趟去哈喇乌苏，沿途还可以再增够一部分，好像不必太多虑，于是决定按原计划，明天一大早出发。我主意已定，于是走到门外，大声命令杨兴武将我的意思一一告知明天要出发的每一个士兵，并要求他们当夜严守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