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定意识到我的不自在了。“我知道你对教会有看法。”他说。 “是的，”我说，“但是我并没有完全放弃，我还在苦苦思索中。”我说这些是真的，我还没有完全抛弃宗教，我也不会。 “我也只能问这么多了。”他说。午饭送来了，我拉下他的氧气罩，喂他吃粥和酸奶酪，一勺一勺地。
那天晚上，迈克尔和我又在8点半回来看爸爸，他戴着轻质氧气罩呼吸得很舒服。但是我猜想一定是护士知道家人探望时想看到这样的情形，这样跟病人说话比较方便。我们离开后，他们会再给爸爸换上那个笨重的氧气罩。重症室的护士都很好，不过有位叫米歇尔的护士，年龄跟我差不多，尤其关心人，把爸爸照顾得无微不至，爸爸也最喜欢她。她看上去真心喜欢她的病人，总是说些宽心的话。对她来说，好像给病人换上氧气罩后，他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更有意义些。
爸爸脸色不错，舒适地躺在那里休息。这次探望让人高兴。我们告诉爸爸更多去养老院看套房的消息，还告诉他妈妈的最新情况，让他知道妈妈除了想念他，一切都好。
医院工作人员开始把送饭时间安排到我们探望的时候，因为爸爸太虚弱不能自己吃饭。他们又因为太忙不能喂他。这时又一碗稀粥送来了，这是他能吞咽的为数不多的几种食物之一。我又开始一勺一勺喂他，就像我的孩子还太小不会吃饭时我喂他们一样。
“我现在像个无助的孩子。”爸爸在吞咽食物的间隙说。
“您吃苦了，”我说，“来，张嘴，再吃一口。”
那晚回家的路上，我告诉迈克尔我决定周四飞回家看看，三天后，也就是圣诞节后的那天回来。“爸爸能够坚持住，”我说， “他能吃下饭，即使戴着轻氧气罩，呼吸也很顺畅。我想几天的时间他不会发生什么大变化。”
“我想过节期间他的病情应该可以维持现状。”迈克尔也这样认为。 “我赶回家过圣诞节，第二天就回来。”这只是计划。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醒了，订了机票，准备回家过圣诞节。然后我打电话给珍妮。 “你确定这时候离开合适吗？”她问我。
我告诉她爸爸病情稳定并且这种情况会持续。“昨天晚上他表现得最好，比这周前几天都好，”我说，“不管最终结果是好是坏，这个过程都会是缓慢的。”
我冲了澡，吃了一碗粥，就去医院接上午班了。然而一到那里，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病房的门敞开着，救生车停在门廊里。米歇尔在走廊拦住我。她看上去受了打击，脸色苍白焦急。“很高兴你赶过来了。你爸爸今天早上情况很不好，”她说， “他的血液含氧量两次几乎崩溃。我们的呼吸医疗小组紧急抢救，才让他脱离险境。真是极其危险。”呼吸医疗小组的目标是把他的血氧和度提高到100%。这周一直徘徊在90%。那样还算不错的。当血氧和度下降到86%，警报器就要响了。今天早上八点钟警报器响了，一个半小时后，又响了一次。而且两次，血氧和度都是急剧下降到低于70%，即使他每分钟呼吸40次也没用。血氧含量那么低的话，几分钟时间就可能引起中风或者伤害脑子还有其他主要器官，米歇尔对我说。
“他现在在休息，”她说，“但今天是你们家的一个门槛。”我还记得当时她选择使用了这么奇怪的字眼“门槛”。仿佛她知道我们家将要很快走到一个门口，从一种生活跨到另一种生活，再也回不来。“我们需要请你们明确指示下一步我们怎么做，”她说，“如果这种情况再发生——实际上肯定会，只是时间问题——我们需要给他用助吸器、插管子。”她犹豫了一下继续说：“如果你们家人同意的话，我们就那么做。”她无须告诉我使用助吸器的细节，或者另一个选择意味着什么。我透过门口望着爸爸。他的脸又扣在了大氧气罩里面，机器每给他送一口气都把他的脑袋压进枕头里。他的嘴巴张得很大，努力地接受每一次氧气。他的眼睛紧闭着，身体一动不动。现在他身边的治疗器械更多了。
爸爸的呼吸治疗医师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如果给他插了管子，他可能再也摘不下来了，”她说，“他这种情况，再断掉助吸器几乎没有可能。你得清楚这一点。我在这行十六年了，还没有见过一例你爸爸这样的病人能再摘掉的。”
“我明白。”我说。但是我实际上一点也不明白。那些话像弹珠一样敲进我的脑袋，我毫无防备地被这一系列的消息惊呆了。我本是来告诉爸爸我订了回家的机票，他本来会告诉我说，他会等我回来，没事的。事情本该是这样的。而现在我能想到的是我连午饭也不能喂他吃了。
“鲍勃医生让您给他打电话。”米歇尔说着把我带到护士站给他拨了电话。医生证实了刚才那些人所告诉我的。肺炎要得逞了，爸爸的肺功能在慢慢衰竭。呼吸器是可以帮他呼吸，但那不是什么福音。他只能在白血病的蹂躏下拖几个月而已。
“大自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她说，“肺炎被认为是‘仁慈的死亡’，因为它使病人很快脱离痛苦。”医生跟我们一样知道我爸爸的心意。他曾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会竭尽全力与病魔抗争，但是如果真的不行，他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方式维持他的生命。在他的宗教信条中，那是违反主的意愿的。
“我想你爸爸的那一天降临了。”医生用那么温柔亲切的语气说这句话，我几乎要哭出来。“把你的兄弟姐妹都叫来，一个小时后我们在那里见面，好吗？”
我按照她说的做了，然后走进爸爸的房间，站在他身旁。他看上去没有任何知觉。机器的呼噜声笼罩着整个屋子。我可以看见他呼气时氧气罩上的哈气和当又一口氧气压进去时哈气消失的样子。米歇尔进来说：“他今天早上受了很多罪，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她使劲摇晃爸爸的肩膀，大声说：“格罗根先生，您能听见我吗？格罗根先生，醒一醒。您需要什么吗？格罗根先生，您儿子在这儿呢。”
爸爸从沉睡中慢慢地醒过来了。我握着他的胳膊把嘴唇凑到他耳朵边。“爸爸，我是约翰，”我说，“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他没有睁开眼睛，但是快速地、小动作地点着头。氧气罩里他的嘴稍稍动了一下，试图抬头并将毯子下的手伸出来。
“您需要什么吗？格罗根先生。”米歇尔大声问，“您口渴吗？”他摇头。“您感到口干吗？”他还摇头。“您觉得太热？”还是不对。最后她问：“您是想说什么吗？”爸爸使劲点头，眼睛仍然没有睁开。她摘下他的氧气罩移到一边。
“什么事？爸爸。”我问。
“我的孩子们都来了吗？”他问。
“我是约翰，爸爸。他们几分钟就到了。”
他躺着待了一会儿，好像在聚集身体里的所有气力准备说话。他的眼睛短暂地颤动着睁开，他说：“我累了。”然后每个字都说得那么艰难，好像说一句那么久：“我……不……想……再……抗……争……下……去……了。”
我看着米歇尔，她点了下头，表示没有问题。然后我又看着爸爸。
“爸爸，你不用再抗争了，”我说，“你已经尽力了，可以停止了，现在只需要放松。”我告诉他鲍勃医生告诉我的那些，而且她可以保证不让爸爸痛苦。“您是那么勇敢，爸爸，”我说，“真的很勇敢，现在您可以放开手了。”
米歇尔重新给他戴上氧气罩，他又回到深度睡眠的状态。我在走廊等着，直到玛丽乔、蒂姆和迈克尔都到齐了。他们个个眼睛通红，过来的路上一定是哭了。“你们需要知道一些东西，”我说，然后把米歇尔叫过来，“我们摘掉爸爸的氧气罩，他说了几句话。米歇尔，你也都听见了吧。”
“他说他累了不想继续抗争了。”她说。我很感激她帮我说出来。我不想独自承受爸爸的临终遗言，最后的愿望。“这就是他说的，”她重申，“不想再抗争了。”
鲍勃医生过来时，我们已经商量决定不再给爸爸医疗介入了。爸爸准备好了，我们也要准备好。在重症监护室，医生告诉我们这一天会怎样度过。一个临终治疗小组会接管这里，她说，他们会使用适量的吗啡和骨骼肌松弛药来控制爸爸的呼吸频率，并消除在他血液含氧量下降时喘气的反射作用。“他的肺已经很脆弱，”医生说，“我想这用不了多长时间了。”
我们四个都觉得妈妈会想跟她的丈夫告别，但是当我们告诉医生打算把妈妈带到病床边几分钟时，她表现得很惊恐。“不要那样对待你们的母亲，”她用祈求的语气说，“请你们不要，她受不了这个的。这只会摧毁她。让她记住你爸爸原来的样子吧。”这是其他人可以给我们的最好的建议了。
鲍勃医生说她想跟自己的病人和这个二十年的老友告别，而从病房走出来时，她在哭。
过了几分钟，来了一位可爱的女人，她自我介绍说她叫佩格·纳尔逊。她是临终治疗小组的一名护士，负责爸爸的临终工作。我立刻喜欢上这个人。她做事从容实际但并不冷漠，充满同情心但并不伤感。她理智地向我们解释接下来几个小时将发生的事情。我们准备好之后，她会给爸爸注射吗啡和骨骼肌松弛药，然后移去他的氧气罩。“他会深深放松，然后慢慢失去意识，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正如鲍勃医生所说的，她也说：“那是很快的。”
我们尴尬地问起跟爸爸最后说话的事情：我们该什么时候跟他告别？他能听到我们吗？她说在注射前我们可以把想说的话都说了。他之后还会有几分钟处在半清醒状态。
我问什么时候开始，其实内心有点希望听到她说明天回来再实施。“什么时间都行，”她说，“你们应该先吃点东西。我们一个小时后在这里见面吧，留这个时间给你们吃午饭。”一个小时，我们几个互相看着对方。我们开始慢慢理解它的含义。我们预约爸爸的死亡，如同预约牙医。两点半就要开始了。我们再吃一顿午饭的时间。
“天啊。”玛丽乔叫道，用手捂住了嘴。
在自助餐厅，我们拿了点吃的。我费了很大的劲吃了半个土耳其三明治。我明白，毫无疑问我们做了正确的选择，爸爸想要的选择，鲍勃医生向我们确定这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他终于可以从这场失败战斗的痛苦、疲惫和无力反抗中解脱出来。可是为什么我没有感到解脱呢？
午饭后，我们来到医院的教堂里，我跪在小祭坛前试图祷告。 “请快点带他走吧，”我双手合拢，小声祷告，“不要有伤口或者痛苦，不要让他害怕。请让他安静地离开，毫不怀疑自己的信仰。”我为他确定的事情而感到安慰，他确信在另一个世界里可以得到永恒的解脱，并且他深爱着的妻子会很快去天堂里见他。在我站起来前，我低语道：“帮助我，让我能生活得有他一半好。”
蒂姆和迈克尔在教堂外的长椅上坐着。玛丽乔还在里面独自沉思。“我要上去陪爸爸，”我说，“一会儿你们也都过来吧。”
在病房，爸爸还是像我们离开时那样躺着，闭着眼睛，身体一动不动，呼吸器的呼呼声笼罩着病房。我把一只手放到爸爸的肩膀上，另一只放到他被子下的手腕上。“爸爸，我是约翰。”我说，他睁开眼睛。我能看出他意识清醒，虽然他很虚弱。他在氧气罩下开始张嘴嘟囔什么，只见气流在氧气罩中飘散，听不见什么。
“爸爸，”我说，声音颤抖着，“耶稣将要带您回家了。一会儿他就来。”爸爸又闭上了眼睛。脑袋上下动了动，我知道他听懂了。不论我想对他说什么，现在必须说了。我深吸一口气。
“爸爸，您知道我有多爱您吗？我非常非常爱您。”他的嘴在氧气罩下急切地张动，好像急着要说什么。“什么也不要说，我都明白，我知道您也爱我，我知道的。我知道如果您能说话您会那么说。您爱我。”他又点点头。“我还知道您为我骄傲，爸爸。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们的信仰，不要以为我改变了。”又是小幅度的点头。我告诉他不要担心妈妈，我们会照顾好她。我重复着他几天前跟我说的话。“妈妈的事您放心。”他又点了点头。
从以前的谈话中我知道爸爸担心他和妈妈走后，我们家从此散乱，因为没有他们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会各自分离。所以我向他保证我们不会。“我们会互相照应，爸爸，我们还会是紧密相连的一家人。”
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他，前几天我一直想着怎样说出口，即使我一直否认时间已经快到了。“爸爸，您能听到我吗？”我问，我把嘴凑到他的耳边。他点点头。我停顿了一下使我的声音镇静。 “爸爸，我想让您知道，作为您的儿子我感到骄傲，非常荣幸和骄傲。”我忍住哽咽，努力使声音平稳，“这是我的荣耀。”
我回头看见蒂姆在门口。“好了，爸爸，”我小声说，“蒂姆来了。”我用手掌又一次摸他的砂纸一样的头发，就像小时候坐在他腿上时那样。和那时一样，我感觉虽然粗糙，但很温暖，奇妙地给人以抚慰。我再次告诉他我爱他，亲吻了他的鬓角，走出了病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