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沉吟之后才写下这样一个题目。沉吟，是因为几个月之前已经写了一篇，题目是《叶圣陶先生二三事》，为完成纪念文集编者交下的任务而拿笔的。名二三事，那篇文章开头曾有解说：“一是他业绩多，成就大，写不胜写；二是遗体告别仪式印了《叶圣陶同志生平》的文本，一生事业已经简明扼要地说了；三是著作等身，为人，以及文学、教育、语文等方面，足以沾溉后人的，都明摆着，用不着再费辞。”这样说，所谓二三事，是想写史传大事之外的一点零碎，与我个人有关，并且我认为值得说说的。那么，这里又有什么必要再拿一次笔呢？原因有外向的，是对于某某生平那样的送行文（或颂行文），依时代框框，千篇一律，取（所谓）重舍（所谓）轻，我，推测也会有别人，兴趣不大。还有内向的，是以前那一篇，虽然非高文典册，也总是板着面孔写的，喜欢听听闲话的诸君未必愿意看，为了照顾另一方面的读者，就不能不把笔由书斋移到篱下，再闲扯一些。
叶圣陶先生是我敬重的师辈，交往近四十年，可说的事很多。所以更宜于闲扯，因为只有闲扯才可以把取轻舍重、挂一漏万的挑剔顶回去。推想叶老有知也会谅解，因为他不只宽厚博大，而且幽默自谦，听到别人讲自己，不管怎样不得体，也总会含笑接受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上天却不睁眼，——也许是睁眼，那是1988年2月16日，正是旧历丁卯年的除夕，神州大地到处响着鞭炮声，所有的人送旧年，一部分人兼送神，也把他送走了。
我第一次见到叶老是50年代初。知道他这样一位知名之士却早得多，大概要提前二十多年。那是上中学时期，读新文学作品，散文、小说都看，接触的作者不少，其中当然有他。那时候他还不是以字行，所以50年代之前，我只知道他的大名是叶绍钧。印象呢，大概是觉得，如周氏弟兄，一位长枪短剑，一位细雨和风，各有各的风格，好；如郁达夫，有才子气，也确是有才；叶灵凤，以至徐枕亚之流，有时难免如影片中人的哭，眼泪是借什么药之力挤出来的。叶老的风格，以及推想其为人，是平实，用力写，求好，规矩多于自然。现在回想，当时是无知的牛犊不怕虎，傲而近于妄，幸而只是想了想，还不至于贻笑大方。
且说我能与叶老相识，也是时势使然。其先我是在某中学教书，本来，据旁观者清的旁观，我还是站在前列的，而忽然，形势有变，大家（包括教师和学生）快步往前赶，我则原地踏步，落后了。落后的结果当然是被遗弃，幸而有校长陈君的厚意，让我换个地方，于是到叶老的属下去做编辑工作。往谒见是第一次见面，印象与读作品时有不小的差异：彼时只是平实，这次升了级，是厚重恳切，有正统的儒者风。其后交往增多，是共同修润书稿。起初是当面商酌式。这费时间，他忙，其后就改为由我闭门造车，他复阅。不久又刮来推广普通话的风。叶老是既非常重视语文，又非常拥护推广普通话的，可是他的话，跟家乡人说还是吴侬软语，跟一般人说也只能南腔北调。他虽然未必是王阳明的信徒，却一贯知行合一，严格律己。
他还常写文章，希望印成铅字，句句是普通话的味儿。这自然不是毫无困难，至少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希望我这生在北国的人能够协助。长者所命，义不容辞，但附带个条件，是提出修改意见，请他考虑。他说这样反而费事，不如直接动笔，如果他不同意，就再改回来，也附带个条件，是不限于语言方面，看内容方面有不妥，也动笔，不要客气。我遵命。可是他却很客气，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一定亲自拿来，请我看，问我同意不同意。我为他的谦虚很不安，请下次不要再这样。他答应，可是下次还是拿来商量。文章发表了，让他的秘书送来一部分稿费。我遵“弟子服其劳”的古训，不敢收，附信奉还。又送来，也附信，说他劳动得了酬，我也劳动，得酬是天经地义。我坚守古训，还是不收。再来信，动了真刀真枪，说再不收，他将理解为我不愿帮忙，那就只好不求了。
我无可奈何，只好说收，但附带一个小条件，是不得超过十分之一。他又来信，说核算了，是七分之一，以下说：“恕我说句狂妄的话，尊敬不如从命。并且希望，这是为此事的最后一封信。”我看后很感动，也就只好从命，不再为此事写信。稍后，根据这个君子国的协定，还有个后来居上的大举，是为他整理一本《叶圣陶童话选》，仍是我起草，他复阅，定稿。书于1956年出版，我又看一遍，发现第18页《稻草人》那一篇，写牛“扬着头看天”，觉得迁就语音（yáng）不顾字面（仰），错了，是受人之托未能忠人之事。幸而不久之后翻阅《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写宝玉说完“女儿悲”的酒令，众人都说有理，只有那位呆霸王“薛蟠独扬着脸”，知道这位曹公早已先于我自我作古，心里才安然了。这时候，叶老的普通话本领已经满可以过关，因而共同修润文章的工作就心照不宣地结束。
以上是说他的为人，认真，有德。关于德，以前那一篇也曾提到，大致说了以下这些意思。《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老总当排在最前列。何以这样说？有大道理为证。中国读书人的（指导行为的）思想，汉魏以后不出三个大圈圈，儒道释。搀和的情况很复杂，有的人儒而兼道，或阳儒阴道；有的人儒而兼释，或半儒半释；有的人达则为儒，穷则修道（或道或释的道），等等。叶老则不搀和，是单一的讲修齐治平的儒；或者更具体一些说，是名副其实的“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的躬行君子。这也很容易举证。先说常人像是也能做到的，是以多礼待人。
只说我亲身经历的，有事，或无事，到东四北八条他的寓所去看他，告辞，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告别，他鞠躬，连说谢谢，看着我上路才转身回去。晚年，记得两次是他在病中。一次在家里，不能起床了，我们同去三个人，告辞，他伸出两手打拱，并连说谢谢。一次在北京医院，病相当重了，也是同去三个人，告辞，他还是举手道谢。我走到门口，回望一下，他的眼角像是浮着泪。还有常人难于做到的，是50年代前期，一次开人数不很多的什么会，谈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他说，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评；至于批评，别人的是非长短，他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当面指摘人的短处，他总是说不出来。这是儒家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从某种观点看也许太过时了，但我总是觉得，与一些时代猛士的背后告密、当面揭发相比，力量会大得多，因为能够促使人自重，努力争取不愧于屋漏。
与叶老的交往，中间断了一些年。那是文革的大风暴时期，我自顾不暇，还见了一次给他贴的大字报。我很惊讶，像叶老这样的完人，举过，居然也能贴满一堵长席墙。幸而这有如日月之蚀，一会儿就过去。其后，推测是借《庄子》“佚我以老”的常情的光，没听到他也到干校去接受改造的消息。我呢，到干校，改造结业，却因为妻室在都市只是家庭妇女，不得回城，两肩扛着一口，奉命到早已没有一个亲属的故乡去领那一份口粮。大概是70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风暴的力量渐减，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做客，住西郊，进城去看他。他家里人说，很少出门，这一天有朋友来约，一同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张纸，留了几句话，其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说他非常悔恨，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是旅店之类，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最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我看了信，不由得想起《孟子·离娄》篇的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心里也很悲伤。悲伤，是因为这使我想到水火、圣贤、遇合等等问题。
叶老的宽厚和躬行，据我所知，也表现在家门之内。只说说他的夫人胡墨林女士，她，我也很熟。人于宽厚之外，还加上苏州妇女特有的精干。通文，如对我这样健忘的人有大用的《十三经索引》，就是以她为主力编成的。可惜天不与以寿，于50年代后期因不治之症逝世。叶老很悲痛，写了一些悼亡诗。我分得一份刻印本，觉得风格挚而无华，与潘岳、元稹、纳兰成德等人的气味不一样。我想，这才真是所谓“行有余”，然后“文”。记得叶老说过他们的结合经历，是没有现在年轻人那些花样，但一生感情很好。这话确是实事求是，果然，胡女士逝世之后，叶老就独身度日，依旧平静勤恳，比胡女士晚走了约三十年。
以上说的几乎都是身教方面的，这像是模棱，其实分量很重，如我这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就常常感到扛不动。不得已，只得转为说言教。这“言”是借用，实际是指范围大大缩小的语言或语文。这方面的言教，共两类，我听到不只一次。一类是关于行文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的，这，很多人都知道，叶老是主张“写话”。他说：“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行文用语的问题是个大问题，这里不宜于岔出去多说。只说叶老这个主张会碰到二难。一种难是认识方面的，尤其近些年，有不少以写作为事甚至以作家自居的，是或有意或无意，以为既然成文，就应该不像话。另一种难是实行方面的，有大量的印成品为证，是写得像话不是算不了什么，而是非常之难。
我基本上是叶老的信徒。说基本上，是因为写话之“话”究应何所指，其中还有不少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太复杂，与闲话的情调不合，只得从略。另一类是关于行文应该求简的，他说：“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这与用什么语言相比，像是小节，只是求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但是做到也大不易，因为时下的文风是乐于拖泥带水。比如你写“我们应该注意”，也许多数人会认为你错了，因为流行的说法是“我们应该引起注意”。同类的情况无限之多，从略。这情况表明，时下的文里有不少废话废字，而有不少人偏偏欣赏，因而就成为文病。对于文病，叶老是深恶痛绝的。这，有的人也许会说是小题大作。大也罢，小也罢，我觉得，这种恨铁不成钢的苦心总是值得偏爱“引起”的诸君深思的。
闲话说了不少，应该总括一下，是与叶老交往近四十年，受到的教益太多了。惭愧的是感激而未能躬行，甚至望道而未之见。勉强可以自慰的也许只是，还知道感激，还知道望；并且写了纪念文章，不是一篇，而是两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