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样一个题目，先要说几句请读者不要误会的话。梁先生也属于歪打正着，因受压而名气反而增长的人，近几年西风渐猛，介绍梁先生事迹也成为热门，又他的著作，书店或图书馆的架子上俱在，所以，照史书列传那样介绍已经意义不大；我还要写，主要是想说说我对梁先生的狂妄想法，其间提到梁先生的星星点点，殆等于挂脚一将。自知狂妄而还有胆量说，是考虑到，梁先生和我都是出入红楼的北大旧人（他讲六年，我学四年），受北大学风的“污染”，惯于自己乱说乱道，也容忍别人乱说乱道，所以估计，如果梁先生仍健在，看到，一定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可惜我错了，不该晚动笔；或者是他错了，不该急着去见上帝。
就由名气增长说起。受压，不只他一个人，自然就说不上稀奇。稀奇的是他不像有些有大名之士，识时务者为俊杰，每次新的运动或新的学习到来，就大作其检讨八股，说过去糊涂，现在受到教育，恍然大悟或又明白一些云云。这里插说一点意思，检讨中说又明白一些的其实是已经彻悟，因为能够鉴往知来，给下次的检讨留有余地；说恍然大悟表示除了根，下次检讨就难于着笔了。言归正传，梁先生就不同，是不只不检讨，反而敢于在大力压之下声言要讲理，纵使不了了之之后也曾闭门思过。这显然失之过于迂阔。但迂阔，其外含有硬，其内含有正，所以可敬；尤其在由呼万岁和“滚下来”之声震天的时候，能够不放弃硬和正，就更加可敬。
就算是挂脚一将，既然以梁先生为题，也要说说我和他的一点点因缘。他早年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近年的一些著作，我粗粗地看了，印象留到下面说。我和他只通过一次信，是40年代后期，我主编一个佛学月刊，当然要约请北大讲佛学的前辈写文章，于是给他写信。记得那时他在重庆，回信说，他不写，也许我的信提到张东荪吧，他说张东荪聪明，可以写。我是受了《红楼梦》第五回“聪明累”曲词“机关算尽太聪明”的影响，觉得他的话含有不敬的意思，所以感到奇怪，或者说，感到这样写的人有些奇怪。最近看报，才知道还有更甚者，是他复某先生信，表明自己不愿意参加什么纪念宴会，理由是某先生曾谄媚某女霸云云。我进一步明白，梁先生于迂阔之外，还太直，心口如一到“出人意表之外”。解放后他来北京，恍惚记得在什么会上见过，正襟危坐，不是寡言笑，而是无言笑，十足的宋明理学家的风度。
他住在德胜门内积水潭西的小铜井一号，积水潭西岸是他父亲梁巨川（名济）于民国七年“殉（清）国”投水自杀的地方，卜居于此，不知道是否有悼念的意思。这次住北京，他不再讲佛学，改为“从”政，讲治平，接着就成为顽固不化的代表人物，我当然不便登门。1976龙年诸大变之后，无妨登门了，又因为无可谈（理由见后），所以就始终没有去看他。直到1988年，母校北大建校90周年，承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的编者不弃，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书出版后送来，一看，文章次序是依齿德排的，居然有梁先生一篇，他，生于公元1893年，高龄95，荣居榜首。我名列第四，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惧的原因是“冯唐易老”，可不在话下。喜呢，是仅仅隔着冰心、冯至两位，可说是间接与梁先生联床了。梁先生这篇《值得感念的岁月》是口述别人记录的，翻腾了北大的一部分老家底，我看了感到亲切；其中多提到蔡元培校长，他心情恭顺，态度谦和，我才知道梁先生原来是也会点头的。
对我的狂妄想法而言，以上是楔子，以下才是正文。梁先生直，追本溯源，近是来于其尊人梁巨川，远是来于天命之谓性。直，必自信，因为直之力要由信来。这自信也表现在学业方面。在这方面，就我深知的许多前辈说，他与熊十力先生和废名先生是一个类型的，都坚信自己的所见是确定不移的真理，因而凡是与自己的所见不同的所见都是错的。这好不好？一言难尽。难，因为显然不能反其道而行，不相信自己之所见。由这种坚往宽松方面移动，近可以移到承认人各有见，远可以移到推想自己的所见也可能错。近是客观所有，但这三位，我推想，是不会用民主的态度看待各有所见的别人的，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所见，并由此推论，别人的不同所见必错。这样，他们的宽松刚移到承认人各有见就搁了浅，自然就永远不会再移动，到推想自己的所见也可能错的地方。而其实，正如常识所常见，所见，不管自信为如何高明，错的可能终归是有的。还是总说这三位，因为惯于多信少疑，至少是我觉得，学业兼表现为品格就长短互见：长是诚，短是不够虚心。但这是大醇小疵，我们理应取大而舍小。
深追一步，正面说梁先生的所见。当然主要还是说我的所见，不能翻腾梁先生的学业家底。这里借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说法，推想梁先生一定相信，他是“行”家，“知”是为他的行服务的。我不这样看。比如与北大的另一位，也是多年受大力之压的，马寅初先生，相比，就一眼可以看出有大差别。马先生的眼睛多看“人”，所以虽也悲天，但着重的是悯人。他不停于论，而是以论为根据，想办法。可惜被“人多力量大”的有权威的高论一扫，连人也束之高阁了。
梁先生呢，似乎更多的是看“天”，即多想萦回于心中的“理”，虽然不至如宋儒那样，由无极、太极起的一贯形而上，但理终归是理，无论怎样像是明察秋毫，头头是道，却不免于坐而可言，起而难行。我有时甚至想，在眼向外看的时候，至少就气质说，梁先生，与其说近于写《乌托邦》的摩车，不如说近于写对话集的柏拉图，或者再加一点点堂吉诃德，因为他理想的种种，放在概念世界里似乎更为合适。这是迂阔的另一种表现，由感情方面衡量，可敬，由理智方面衡量，可商。有的，说重一些，至少由效果方面看，还近于可笑。可是很对不起梁先生，我没有去商。责任的一半在我，因为自顾不暇。另一半，我大胆推给梁先生，因为我深知，对于不同的所见，尤其出于后学的，他是不会采纳的。
还可以再往深处追。梁先生以治佛学入北大，出入红楼，所讲仍是佛学。与熊十力先生相似，梁先生也是由释而儒。但改变程度有深浅之别。熊先生张口闭口大《易》，却没有丢掉唯识。梁先生年轻时候信佛，曾想出家，“从”政以后，虽然仍旧茹素，却像是不再想常乐我净方面的妙境，而成为纯粹的儒。与法家相比，儒家是理想主义者，相信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善。而世间确是有不善，怎么办？办法还是理想主义，比如希望君主都成为尧、舜，臣子都成为诸葛亮、魏征。希望多半落空，怎么办？理想主义者一贯是坚信，暂时可以落空，最终必不落空。理想主义者总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我呢，也许中了老庄和《资治通鉴》两类书的毒，虽然不敢轻视理想主义，却又不能放弃怀疑主义，甚至悲观主义。也渴望治平，而对于如何如何便可以鸡犬超升的妙论，则始终至多是半信半疑。
这里，显然，我和梁先生就有了不小的距离。恕我狂妄，在梁先生作古之后还吹毛求疵。我总是认为，梁先生的眼镜是从Good公司买的，于是看孔、孟，好；看人心不古的今人，还是好；直到看所有的人心，都是好。可是就是这样的他眼镜中的好人，集会批判他了，因为他是不隐蔽的孔子的门徒；孔早死了，抓不着，只好批其徒。他不愧为梁先生，恭聆种种殊途而同归的高论之后，照规定说所受教益，还是老一套，就是大家熟知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事过境迁，现在有不少人赞叹了，我则认为梁先生明志，引《论语》还引得不够。应该加什么？显然应该加上另外两句：一句是“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另一句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这也就可证，梁先生是地道的理想主义者，甚至空想主义者，我则加上不少的怀疑主义甚至悲观主义了。梁先生的地道，可敬，也可怜；我的杂七杂八，大概只是可怜了。
还是专说梁先生。说可怜，是来于同情。因为梁先生是北大的前辈，我的同情心就更盛，有时闭户凝思，甚至还会落一滴两滴同情之泪。落泪，主要不是为他受了屈，是为他迂阔，以至于“滞”的可怜。至于开了门，面前有了别人，那就应该专说可敬。可敬之处不少。有悲天悯人之怀，一也。忠于理想，碰钉子不退，二也。直，有一句说一句，心口如一，三也。受大而众之力压，不低头，为士林保存一点点元气，四也。不作歌颂八股，阿谀奉承，以换取絜驾的享受，五也。五项归一，我觉得，今日，无论是讲尊崇个性还是讲继承北大精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梁先生，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拔尖儿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