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改变信仰，“间谍王子”投靠苏联
英国特工乔治·布莱克享有“间谍王子”之称，自从在朝鲜被捕后他就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一直在为苏联人服务。冷战期间他除了向克格勃提供“黄金行动”的重要情报，还把42名西方间谍出卖给了苏联，结果被英国当局判处42年有期徒刑。不料他绝处逢生，逃往苏联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半个世纪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还为他庆祝85岁的生日并给他授勋，平静的晚年让他似乎明白了许多……
朝鲜之行让他成了克格勃的间谍
双重间谍达斯科·波波夫功成身退，成了大英帝国的英雄；而另一位曾是英国情报机构的双重间谍却让英国人恨之入骨——此人就是在世界间谍界享有“间谍王子”之称的双重间谍乔治·布莱克。
乔治·布莱克1944年成为英国军情六处特工之后，不久就投靠了前苏联，其双重间谍身份直至1961年方才暴露。事隔半个世纪之后的2007年11月12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还为乔治·布莱克举行了授勋表彰的仪式，以庆祝这名双重间谍85岁的生日。
2007年11月12日晚，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总部灯火通明，一场特别的庆祝活动在这里举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前总理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向布莱克颁发了象征国家最高荣誉的友谊勋章，并宣读俄罗斯最高领导层发来的贺电。在隆重的表彰大会上，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发言人谢尔盖·伊万诺夫说：“布莱克提供的信息总是迅速、准确，极其重要。布莱克所提供情报的重要性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在那些日子里接连表彰了好几位前苏联时代的著名间谍。11月2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还高调表彰了当年成功窃取原子弹秘密的科瓦利。这位在2006年去世的间谍获得了俄罗斯国家勋章，因为他的间谍行动帮助前苏联加快了原子弹的研发。
对于俄罗斯如此大张旗鼓地表彰前苏联时期间谍的做法，西方媒体认为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在五个月前的2007年6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向1985年叛逃英国的前克格勃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举行了授勋仪式，所以这可能是俄罗斯对英国的回应。第二个原因，就是英国与俄罗斯之间关系在那些年因接二连三的“间谍案”持续紧张。尤其是俄前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中毒案发生后，英方要求引渡嫌疑人、前特工安德烈·卢戈沃伊，遭到俄方拒绝，于是英国就在2007年7月宣布驱逐4名俄外交官。
此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原因，那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是克格勃的老特工，一直为自己的经历感到骄傲。他接连表彰间谍的做法显然是想弘扬爱国主义，而这对于即将于当年12月2日开始的俄罗斯杜马大选非常有利。
总之，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高调表彰布莱克，总是有道理的。因为布莱克的间谍生涯的确充满着传奇色彩。他当年曾令英国情报机构损失惨重，后又成功越狱逃亡前苏联。尽管对外情报局依然没有透露他的行踪，但布莱克却说自己一直过着“充实”、“幸福”的生活。
有一篇文章竟然是这样诗化地描写着布莱克的晚年生活——
莫斯科郊外的早上，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在一座别墅前的草坪中，两位老人坐在椅子上悠闲地交谈着，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他们的妻子则在一旁烤着牛肉……倘若此情此景让远在英国的秘密情报局得知，定然羞愧难当，气急败坏。因为，这两位老人都是秘密情报局的叛逃者，克格勃的间谍明星。其中一位是被誉为“20世纪最优秀间谍”的金·菲尔比，另一位与菲尔比一样，也是苏联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的获得者，继菲尔比之后创造世界谍报史又一个奇迹的乔治·布莱克。
乔治·布莱克原姓贝哈，1922年11月11日生于荷兰鹿特丹。父亲艾略特·威廉·贝哈是出生于埃及的犹太人，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艾略特参加了皇家海军，并且因为作战勇敢而被授予大英帝国的勋章。
布莱克的父亲在46岁的时候因病去世后，13岁的布莱克来到埃及的叔叔家生活。他的叔叔就是后来成为埃及共产党领导人的亨利·库里尔。在开罗，布莱克与他的叔叔朝夕相处了三年，年轻的布莱克受其叔叔影响，接受了早期共产主义教育。但是，布莱克性格内向，与周边的人格格不入。虽然他的学习成绩优异，并且很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但是他总是表现得很怪异，善于伪装，喜欢打扮成各种各样的形象，不仅有英国海军上将，还有修道士，甚至著名的阿拉伯间谍劳伦斯。
1939年，布莱克回到荷兰上中学。德国人的入侵打破了他的少年梦，这时的布莱克显得成熟多了。一位英国朋友劝说他回到英国，可是德国人的狂轰滥炸阻断了布莱克回家的路。1940年，德国入侵荷兰，盖世太保逮捕了布莱克，把他关进了德国的集中营。虽然集中营由党卫军严加看守，但年轻的布莱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最后还是设法逃了出来，并顺利地逃到了叔父的家。不久，布莱克参加当地的荷兰地下抵抗运动，充当抵抗运动的信使，执行了几次传递情报的危险任务。战后，布莱克因此还获得了荷兰女王授予的四级拿骚十字勋章。就在这个组织被德国人渗透打击的时候，为了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捕，布莱克再次接受朋友的邀请回到了英国。
布莱克回到英国后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成为一名普通水兵，他被安排到一艘扫雷艇工作。这时，他的上司无意中发现他会说英语、荷兰语、法语和德语等好几种语言，就把他介绍到一个军官委员会去培训。由于他的培训成绩出色，被晋升为英国皇家海军后备队的中尉，并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
布莱克曾被派到朴次茅斯接受潜艇训练，但是他对潜艇一点也不感兴趣，在一次训练时竟然晕过去了。他的上司最后又把他调到海军情报局工作，这样他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
布莱克到海军情报局不久，就调到了特别行动执行局的荷兰处工作。这对布莱克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这个部门的前任因为在“北极行动”中的耻辱而被革职，这让布莱克有了更多的表现机会。后来，他又来到盟军远征军司令部做德文翻译，翻译德国人的文件，有时还帮忙审讯德国俘虏。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布莱克被调到蒙哥马利的司令部工作。二战结束后，他因为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而被授予海军上尉的军衔，在汉堡的军舰上出任情报官。在这个职务上，布莱克忘我地工作，整日地忙碌于报告与备忘录中。大家对他的努力有目共睹，但是他看不起那些同事。在布莱克的眼里，那些人的水平简直太差了，是一些非专业的情报人员，无法与自己相提并论。不过，上司还是对布莱克非常赏识。
就是在汉堡，一个转机摆在了布莱克的面前。秘密情报局的肯尼恩·科恩在一次检查的时候，发现布莱克正在看一本俄语语法书，当他得知布莱克正在自学俄语的时候，不禁对他欣赏有加，这么一个具有上进心的人肯定会大有前途的。
此时秘密情报局的工作重心早就转向了苏联，布莱克不仅勤奋，而且还对俄语感兴趣，是非常难得的，科恩果断地认定这是一个理想的情报人员。他告诉布莱克，现在外交部正在招募外交人员。布莱克早就在军舰上待够了，因此毅然申请了复员。1947年，由于特别情报处官员肯尼恩·科恩的推荐，外交部决定录用布莱克，并派他进入剑桥大学唐宁学院学习俄语。他刻苦的精神给授课老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8年布莱克在唐宁学院毕业之时已经精通俄语。外交部将他分配到外事局九处一科，暂时任代理领事。其实，外界人根本不知道，布莱克进入的“九处一科”是从属于外交部的秘密情报部，而且秘密情报局还多次让他去执行任务，外交部的晋升名单上自然是没有他的名字。几个月后，布莱克接到通知，要他到韩国首都汉城任职。谁也预料不到，就是这一次远东之行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布莱克到了韩国，担任英国驻韩国领事馆的代理领事。这次工作与他在汉堡时截然不同。他精力充沛，认真严肃，与同事关系非常融洽，在饱览朝鲜风光的同时，还广泛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地席卷韩国。当朝鲜人民军攻进汉城后，各国的外交使团纷纷外逃，可是英国公使馆的人员还没有来得及撤退就被捉住了，布莱克和英国领事馆里所有的人立即成了阶下囚，并被送到平壤拘留营里，后来又都被送往鸭绿江边一个叫满埔的地方。
在拘留营里布莱克表现得非常好，他不仅照顾自己的难友，还极力地做其他事情，无疑是拘留营里最勤劳的人。
据布莱克晚年回忆录叙述，在朝鲜，他目睹了李承晚政权的昏庸无能，亲历了美国飞机对朝鲜村庄的野蛮轰炸，内心深受触动。在朝鲜拘留营里，苏联和朝鲜开始对布莱克等人进行“洗脑”，向他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苏联国家安全部政治教育部还专门派来了意识形态专家格列戈里·库兹米奇亲自出马，试图策反这些“战俘”。库兹米奇用流利的英语与布莱克私下交流，一开始他们之间唇枪舌剑，布莱克表现出一种对社会主义抵制情绪。
但是就在一年半之后，布莱克发现自己的抵抗是徒劳的，他最后向库兹米奇坦白说，自己已经接受并且信仰共产主义了。布莱克还告诉库兹米奇，他愿意为克格勃效力。有意思的是，后来库兹米奇叛逃到了美国，投靠中央情报局，而布莱克却一直在为克格勃效力。
当时布莱克提出为苏联工作的三个条件：第一，他只提供与反对共产主义国家有关的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第二，他不接受酬金；第三，不必提前释放他。总之，从那时起，布莱克就是克格勃的间谍了。
1951年11月的一天，布莱克在拘留营消失后又被带回来，据说他在逃跑时被抓了回来。两年后，布莱克接到通知说，他们将被释放。于是在1953年3月，布莱克和英国公使、领事等人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安排下，经北京、莫斯科、西柏林，回到了英国。当他到达伦敦时，他满脸的胡须，长长的头发，若不是仔细辨认还真是认不出来。在那里他们受到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的热烈欢迎。
这位被民众当做英雄一样接待的人，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秘密情报局的调查。秘密情报局让他写出一份有关自己经历的详细报告。没有人怀疑他的朝鲜之行，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秘密情报局的人，只知道他是外交部的人。外交部长亲自写了一封慰问信，让他好好休息。
英国当局判处他42年徒刑
朝鲜之行无疑给布莱克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因此一段长时间的休养是必不可少的。在他的身体恢复之后，他向外交部打报告要求尽快工作，于是秘密情报局把他分配到军情六处驻伦敦克伦威尔大街分部工作。他的任务就是专门从事窃听和检查外部邮寄包裹。
秘密情报局的负责人认为，布莱克是难得的人才，他做这样的工作有些大材小用，应该把他安排到最需要他的柏林去。这对布莱克来说真是天赐良机。所以他后来在柏林任职的四年时间，成了他为克格勃效力的最重要时期。在那四年时间里，布莱克向克格勃报告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柏林创建间谍网的情况，其中包括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招募的近400名间谍人员名单，使英国秘密情报局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全部瓦解。许多即将要叛逃西方的苏联官员被克格勃秘密处决了。据称，由于布莱克的叛变，最终导致42名英国间谍死于他手。这也是后来英国司法当局超出常规，判处布莱克42年徒刑的主要原因。
1955年4月，布莱克到了西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秘密情报局工作站，在那里担任技术行动部副主任。当时他的特殊使命就是研究驻德苏联军队的情况，并且负责在苏联军官中物色叛徒。就在布莱克与苏联人联系时，却被他的上司发现了。不过他的上司认为，布莱克与苏联人联系，并且向他们传布一些假的情报，这是秘密情报局特许的，不用大惊小怪。秘密情报局还打算让布莱克扮演双重间谍的角色，让他更好地为大英帝国服务。于是布莱克就利用这个机会，向苏联提供了更多的真情报。
布莱克来到柏林后，欠下的第一条人命就是当时东德国家安全局的局长罗伯特·比亚维克中将。1953年，罗伯特·比亚维克与秘密情报局联系，要求叛逃西柏林以政治避难。当时东西方阵营冷战已经拉开战幕，双方正处于敌对状态之下，英国秘密情报局对于比亚维克的这种要求当然是求之不得，何况这还是一条大鱼，于是就接受了比亚维克的要求。
1953年，比亚维克终于叛逃到了西柏林，改名换姓之后，被秘密安置在西柏林的一个安全住处。秘密情报局当然知道，苏联的谍报组织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克格勃对待叛徒从不会心慈手软，因此就对比亚维克增加了防护措施，一开始，在他的公寓周围设立了流动岗哨，给公寓安装了加厚的防盗门和保险锁，并且还有与英国安全官员联系的报警器。为了不暴露身份，比亚维克自己也从不出门。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转眼，比亚维克叛逃西方已经有三年了，他以为三年的时间过去了，苏联人不可能总是盯着自己不放。于是在1956年2月的一天，比亚维克一时高兴，在没有安全人员陪同的情况下私自出门散步去了。没有想到他刚走到小巷子口，就从暗处闪出两个人来扑向他，将他拖进一辆早已等候在那儿的小汽车。事后尽管英国政府多次向苏联提出交涉，但苏联当局就是一口否认，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比亚维克的下落。英国人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从此，比亚维克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这次活动的幕后黑手就是布莱克。
原来布莱克与比亚维克的住处相隔不远，这些年来，他一直在监视比亚维克的一举一动，但是三年来却一直没有机会下手。那天，当布莱克发现比亚维克走出来之后，他立刻打电话向克格勃汇报，于是比亚维克就被克格勃人员劫持了。布莱克手上有了第一条人命。
后来又有一个重要人物被布莱克出卖了，他就是被美国人认为最有情报价值的格鲁乌彼得·波波夫。
波波夫出生于俄国的一个农民家庭，但是对苏联剥夺农民进行工业化的做法十分不满，决定叛逃美国。1953年，波波夫在维也纳暗中投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且很快就成为战后为西方效劳的最有成效的间谍。波波夫每月都会同中情局的特工会面，向他们提供各种情报。在维也纳工作的两年期间，波波夫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将近400个苏联间谍的名单。除此之外，还有苏联战略武器的研制情况，这些情报的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1955年，波波夫从维也纳调到东柏林后，暂时与中情局失去了联系，波波夫只好通过英国军事使团把信件转交给自己的联系人。按工作流程，这些信件应该首先交给秘密情报局设在当地的情报站，然后由情报站与中情局联系。这些信件传到柏林情报站的布莱克手中后，布莱克虽然如期把信交给了中央情报局，但是在转交之前他已经阅读了信件的全部内容，并且向克格勃进行了汇报。就这样，波波夫很快被召回莫斯科。波波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了，仍然继续与中央情报局联系，可是这一切都在克格勃的监视之下。
1959年10月的一天，当波波夫在莫斯科一辆公共汽车上向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的一名中情局间谍传递情报时，被当场抓获。苏联人是不能够容许自己的人叛国投敌的。所以波波夫的下场十分悲惨，在众多克格勃同事的面前，他被活生生地扔进烈火熊熊的炉子里烧死了。布莱克又为克格勃立了一大功。
在柏林工作期间，布莱克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向克格勃出卖了“柏林隧道”的秘密，这不仅给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还让他们丢尽了面子。
1953年前后，世界冷战格局已经形成，当年二战战场上的盟友如今已经刀兵相见，苏联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主要敌人。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柏林成功地实施“白银行动”之后，又在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谋，制定了一个代号为“黄金行动”的计划。该计划主要是由美国中情局实施，具体内容就是从西柏林挖一条长450米的隧道通到东柏林，并在东柏林至莫斯科的三条地下电缆上，采用英国工程师设计的搭线方法实施窃听。该线路除了窃听苏联与东德之间的军政电话外，还可以窃听东柏林到波茨坦的苏联军事司令部以及苏联驻德防区和华沙之间的电话。整个隧道从美军占领区的地下开挖，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调派工兵进行施工。挖掘隧道与安装窃听设备历时一年，一共耗费了大约2500万美元。
“柏林隧道”竣工后，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指望这条“柏林隧道”能成为一个超级的情报来源，获取苏联大量的军事情报，在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前得到一些预警时间。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这种美好的愿望纯属自欺欺人。他们虽然耗费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但是到头来窃听到的只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些他们所希望听到的情报却一无所获。就连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他们在“柏林隧道”里都没有听到一点征兆。这种反常的现象，让西方情报机构实在大为不解。
原来早在隧道还未动工之前，布莱克就已经把这项绝密计划泄露给了克格勃。苏联人来了一个将计就计，把所有的机密情报都改在其他线路上传送；同时，把从“柏林隧道”经过的几条电缆作为迷惑对方的道具，传送的都是一些假情报或者是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情报，让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一直在这里守株待兔，到头来却一无所获。直至布莱克1961年被捕后，他们才发现了这个秘密，知道上了大当。
1956年4月22日，苏联通信工程兵在维修电缆时，一个通信兵突然掉进了隧道，这条“柏林隧道”被暴露出来。苏联当即召开记者会，指责美国人入侵苏联管辖区，并让众多记者参观这条通向美占区的隧道，使英国和美国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但是此时，美国和英国的新闻媒体却仍在大肆宣传，说这条隧道三年来的窃听行动，是冷战中最大的成功。
“如果像‘柏林隧道’这样现今广为人知的大规模情报行动取得成功，美国和英国就可以沉重打击苏联，”前克格勃官员伊万诺夫说，“也就是说，由于布莱克，苏联得以避免非常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损失。”
布莱克在柏林工作了四年后，于1959年调回伦敦秘密情报局总部工作。但是他待在伦敦的时间并不长。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三个国家对埃及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侵略战争，妄图夺回运河，不料遭到失败。英国认为必须派一个掌握多国语言的人到中东去，这样才可以在诸如约旦、科威特和其他波斯湾阿拉伯语国家中保持应有的影响。他们想起了“语言天才”布莱克，就把他派到黎巴嫩学习阿拉伯语。
布莱克到达黎巴嫩后还不到一个月，他那双重间谍身份就差一点暴露——原来在柏林工作期间，布莱克结识了一位双重间谍埃特纳。这个埃特纳并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他好吃懒做，喜欢奢侈舒服的生活，但是当时的条件根本就满足不了他的奢望。二战期间，他曾经加入希特勒的**组织，后来认清德国的反动面目后就改过自新了。1950年，他与秘密情报局联系上，几年后逃到西德，又与西德的情报局联系密切，揭露了几个为苏联工作的美国人。不过因为他太不知道检点，没有人理睬他。1956年，他再次为秘密情报局服务，但是他经常因为挥霍而入不敷出，又不得不向苏联人出卖情报。这个唯利是图的家伙，只要谁愿意出钱，他就把情报卖给谁。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在与情报人员接头的时候，竟然还偷偷地把对方拍摄下来，录下他们的谈话内容，然后再卖出去。布莱克的上司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家伙，因此就让布莱克与之接近，不过不让布莱克向他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埃特纳后来发现，布莱克竟然是一位双重间谍，于是他打算把这个消息存起来，说不定哪一天能卖个好价钱。
1959年，就在布莱克到达中东后的一个月，埃特纳因为家庭问题而暴露了。西德联邦宪法保卫局逮捕了埃特纳，指控他向苏联提供情报。埃特纳在狱中承认了他的双重间谍身份，并供认他是在一个名叫“范弗里斯”的英国人煽动下才为苏联人搜集情报的，而“范弗里斯”正是布莱克当时的化名。联邦德国得到这一消息后，马上向秘密情报局通报了有关情况，不料英国人对此却不予以理睬，因为当年布莱克同埃特纳接触是经过秘密情报局批准的。所以，英国秘密情报局认定埃特纳是一条疯狂的落水狗，逮着谁咬谁，这样才让布莱克侥幸地逃过了这一关。
但是不久以后，布莱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当时有一个代号为“狙击手”的间谍，他的真实姓名叫迈克尔·戈列涅斯基，公开身份是波兰总参谋部负责情报工作的副部长，但实际上他却是美国中情局的一名间谍。此人行踪十分诡秘，在1961年叛逃之前，连中情局都不知道他的国籍和真正身份，只知道他与克格勃有密切联系。
“狙击手”提供的一份情报说，克格勃已经搞到一份秘密情报局文件，上面列有英国在波兰的谍报人员名单。“狙击手”又透露说，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还隐藏着一个极为活跃的克格勃间谍，代号为“钻石”。其实这个“钻石”就是布莱克当时的代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将这个情况通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但是英国秘密情报局查遍了伦敦总部和波兰间谍站的所有特工，结果是一无所获。这一次清查不仅没有找到“钻石”，反而暴露了“狙击手”的存在。
“钻石”向克格勃报告，称波兰情报部组织内有一个为西方工作的间谍，代号“狙击手”，但是不知道其具体身份。这时“狙击手”与“钻石”都知道对方的存在，都清醒地意识到对方能将自己置于死地，因此都急切地要求自己的主子清除叛徒。
克格勃的动作比军情六处的动作要快得多，只可惜他们找错了人。由于戈列涅斯基是波兰情报部内负责反间谍事务的直接领导，且一直得到克格勃的器重，因此克格勃把挖出“猪”（“猪”是克格勃对叛徒的称呼）的任务交给他负责，大吃一惊的戈列涅斯基马上仓皇逃往美国。
军情六处的专家也随后赶往美国，去调查那份名单的情况。得知军情六处还没有找出“钻石”后，戈列涅斯基吓坏了，他生怕来审问他的人就是“钻石”，说不定还是奉了克格勃的命令来干掉他，于是就痛斥军情六处的无能。不过最终他还是与秘密情报局合作，告诉他们克格勃不是从秘密情报局总部和波兰获得的名单，而是从一个柏林情报站的情报人员那里得到的。
秘密情报局惊呆了，原来那个间谍就在他们内部！他们找到秘密情报局柏林情报站的名单，查对以后，发现布莱克最有嫌疑。因为从1960年以后，“钻石”提供的机密文件突然中断了，而那时布莱克恰好被派往贝鲁特学习阿拉伯语。直到这时，军情六处才如梦初醒，他们相信那个代号“钻石”的间谍就是乔治·布莱克。
秘密情报局知道，布莱克一旦感觉自己被怀疑了，那他随时都有可能向苏联提出政治避难的要求，到时候想要抓他就更困难了。于是秘密情报局马上发了一个电报，让布莱克回伦敦参加紧急会议，将布莱克从贝鲁特骗回伦敦。
布莱克的行动非常迅速，第二天就回到了伦敦。但是他一到伦敦就被带到局长办公室。时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的怀特与其他几位官员正好都在局长办公室，布莱克一走进门，就宣布他违反了《保密法》，要对他进行审查。布莱克一听，顿时脸色发白。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一下子惊呆了。
不过他毕竟是受过特工专业训练的人，就在别人一口咬定他是苏联间谍的时候，布莱克坚决否认，整整一个上午没有结果，布莱克被那些审查他的人折磨得垂头丧气。吃完午饭回来之后，布莱克还是垂头丧气，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次抵抗下去了，就干脆承认了自己叛国的罪行，并且在笔录上签了字。怀特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签字后，布莱克被带到伦敦警察局关押起来。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布莱克犯了什么罪行，只是在推测，就连伦敦的那些报纸也是含糊其辞。一些议员向时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询问，哈罗德·麦克米伦也只说两天以后回答他们。
1961年5月3日，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开庭审理这一案件。那一天，布莱克身穿一套灰色西装，打着领带，满脸的络腮胡子还是像以前一样。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了法庭，似乎还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就在首席法官帕克进入法官席之后，英国王室的法律顾问布勒先生、秘密情报局局长怀特以及安全局局长罗格·霍里斯爵士也到了。布莱克被带到被告席上的时候，检察总长开始宣读布莱克的经历和犯罪经过，面对铁的事实，布莱克已经无话可说了，只有低头认罪。
伦敦中央刑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乔治·布莱克42年徒刑，这是英国自废除死刑以来最严厉的判决，相当于判处了他的终身监禁。所以当宣判一结束，法庭里立刻响起了一阵惊叹声。
从此，布莱克开始了他漫长的牢狱生涯。起初他被关押在伦敦北郊的沃姆伍德·斯克拉布监狱，并被列为“特殊监护”的犯人，这是对有可能越狱的犯人采取的特别措施。斯克拉布监狱是英国关押过许多间谍的地方。整个监狱里面建了四大排牢房，里面的设施非常齐备，有车间、教堂和运动健身的场所。监狱的周围耸立着高20英尺的围墙，若是想逃出去，真是比登天还难。
越狱成功
布莱克刚进入牢房的时候，就受到了“特殊监护”的“照顾”，这是对那些特殊人物的一种待遇。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布莱克表现得非常安静，他循规蹈矩，没有任何反常的举动。当时英国安全局的局长罗杰·霍利斯还要求把这个特殊人物转移到别的监狱，但是监狱长并没有接受，还是把他留在原处。然而四个月以后，霍里斯爵士通知监狱负责人，对布莱克的调查已经结束，要求解除对布莱克的“特殊监护”。于是，监狱长就把布莱克安排到第四排牢房的一间普通单人牢房中。监狱长发现布莱克会阿拉伯语，就让他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在监狱里教授阿拉伯语。
当时布莱克对自己的判决不服，提出了上诉，但是经过辩护律师们一番慷慨陈词之后，仍然没有得到改判。因为那些法官们早就对这种叛国行径深恶痛绝了。法庭认为这是为了维护祖国的利益。
布莱克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彻底地绝望。他一边在过着似乎无穷无尽的囚禁日子，一边在等待着越狱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就是布莱克在教授阿拉伯语的时候，结识了四个狱友，这为他后来的越狱逃跑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个就是朗斯戴尔，他也是因为戈列涅斯基的告密而落入英国安全局后，被判处25年监禁。布莱克得知，朗斯戴尔正在等待苏联政府的营救，他很是得意，相信不久就会自由了。
第二个是间谍米歇尔·兰德，这是一名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小伙子，以前在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任职，后来误入苏联谍报组织的圈套，被判处8年监禁。
第三个叫肯尼思·戴库西，是一个金融巨头，也是英国的情报专家，他因为犯有欺骗以及诬陷罪而被判刑。
布莱克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如果要想越狱，并不能完全指望这三个人的帮忙，他们也许不会帮助自己。自己能够指望的，应该是那第四个叫肖恩·伯克的狱友。
肖恩·伯克是个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不是搞情报工作的，他犯的是刑事案件。肖恩·伯克年轻机智，在后来布莱克越狱过程中果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65年的夏天，布莱克找到伯克说需要他帮忙办一件事情。当伯克问他是什么事情的时候，布莱克就公开对他说，他想越狱，需要伯克的帮助。伯克一听，果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就一直在商讨怎样才能逃出这座监狱。当时他们还预算了一下，要达到这个目标大约需要700英镑的费用。布莱克想到伯克即将假释，就同伯克商量，让他出去后去找自己的母亲，让母亲为他提供经费。布莱克把一张孩子的照片撕成两半，托人将一半给了他母亲，一半给了伯克，这样二人见面时，就可以认证了。
1966年，伯克假释后，就开始为布莱克策划越狱行动。他来往于监狱与外部世界，布莱克也就通过伯克与外界交流，但在经费问题上，伯克还是一筹莫展，因为布莱克的母亲最终也没有筹到700英镑，伯克就决定自己想办法来帮助布莱克。
伯克找自己的朋友雷诺帮忙。雷诺本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一直对英国政府心怀不满，当他听说布莱克的情况之后，愿意帮伯克这个忙。这时，布莱克也在积极为自己的越狱作准备。他初步谋划好了越狱的方法和路线，并且根据每一个看守的位置和距离，计算好了绳子从墙外抛过来的时间和他爬上墙头逃走需要的时间。他把这一切都计算得天衣无缝，只等伯克和他联系。
为了能同布莱克保持联系，伯克在监狱外边租了一间房子，这样同布莱克的联系就方便多了。但是周围的高楼大厦太多了，信号都被挡住了，布莱克一时也联系不到伯克就着急了，对着步话机拼命大喊，还是没有回应，倒是把狱卒引来了。不过那个粗心的狱卒却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现。正当布莱克快要绝望的时候，伯克再次与布莱克取得了联系。
10月18日，伯克再次与布莱克联系，两人详细商量了四天后的计划。因为伯克打听到了一个消息，10月22日晚上监狱放电影，大多数人都会去看电影，这真是个越狱的好机会。
10月22日晚上，电影还没有开始放映，伯克就在监狱外面等着。当他们刚要行动时，伯克发现刚好有一辆巡逻的警车开了过来，他立刻通知里面的布莱克停止了行动；紧接着又是一辆小卧车通过，伯克又叫布莱克停止行动。等到那辆该死的小卧车一开过去，伯克孤注一掷地抛出了绳索，布莱克接住绳索后爬上了墙头，然后跳了下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伯克把布莱克抱起来就往车子里塞，开着车子一溜烟地跑了。
那天晚上，整个伦敦因为布莱克越狱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跑来跑去的警察和宪兵，但是布莱克与伯克就藏匿在那间租来的小屋子里，安然无恙地商量着下一步出逃的计划。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布莱克决定去东德，并且让伯克用一个假名字去办护照。但是伯克试了几次，护照一直办不下来。正当布莱克焦虑不安的时候，伯克又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伯克说他有一个关系不一般的朋友叫迈克尔，是一家钢铁公司的老板。伯克向他说明了布莱克的身份后，迈克尔马上就答应护送布莱克出境。第二天，布莱克躲在迈克尔那辆坐卧两用汽车的床下，一路上由迈克尔夫妇应付着检查出了伦敦城，然后经过多佛尔渡口，到达了比利时，又经西德前往东德，一切都非常顺利。到了东德边防哨卡，布莱克才站出来向哨兵说明自己的身份，立刻受到驻东德的克格勃官员的热烈欢迎，并用飞机把他送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布莱克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苏联当局热情地接待了他，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并授予他列宁勋章和红旗奖章。这是苏联给予一个外国间谍的最高荣誉，这让布莱克感到既兴奋又激动。
从此以后，布莱克就一直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莫斯科。他先是在莫斯科担任苏联情报部门的教员，负责为克格勃培训特工，后来在苏联的一家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上班，克格勃还授予了他上校军衔。几年以后，布莱克打破了沉默，撰写了两本回忆录，回忆自己的间谍生涯，向世界读者展示了其不平凡的一生，其中一本书的标题就是《我的间谍生涯》。
布莱克在英国人的眼里则是个地地道道的叛国者。他提供的情报让几十名英国特工暴露了身份，令英国情报机构损失惨重。后来美联社曾报道说，被布莱克“出卖”的英国间谍可能多达数百名。
布莱克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在自己的自传里有过解释。他说1950年他成为朝鲜军队的俘虏后，当时所看到的一切使他决心放弃效忠英国，主动选择为苏联效力。布莱克说，当看见美军轰炸“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朝鲜小村庄”时，“没有人会为站在西方世界一边而感到太骄傲”，“我最后得出结论，对抗共产主义是错误的”。
一直到了晚年，布莱克依然相信自己当初作出的选择是正确的。有一次，布莱克在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我本可以离开情报工作，本可以加入英国共产党，本可以在街角出售《工人日报》（前英共机关报）。许多人说，那可能是更光荣的事业。但我觉得，如果我抛开顾虑，我能够为这份事业做得更多，做出更大贡献。”
然而，布莱克的好朋友伯克的命运却远没有布莱克那样好。他后来也到了莫斯科，准备投靠布莱克，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布莱克既没有热情地接待他，也不愿意诚心地帮助他，好像把伯克当年对自己的帮助完全忘掉了。
伯克觉得布莱克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从此再也不对他报任何希望了。后来他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凯文，离开了莫斯科到了爱尔兰，可是在那里他再次被捕。面对审判，伯克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地说，他之所以愿意帮助一个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而不顾一切的人，是因为他同情布莱克。当时英国政府提出了引渡伯克的要求，但却被爱尔兰最高法院给拒绝了，只是判处了伯克缓刑。
1970年，伯克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了《乔治·布莱克的出逃》一书，大赚了一笔。但是，由于他的放纵与挥霍，不久后又身无分文。
布莱克在英国曾有过一个不错的家庭，并且有三个子女，逃亡苏联后又在莫斯科重新组建了家庭。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布莱克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时间。当时俄罗斯政府中一些人曾主张将他驱逐出境，但几个月后终于放弃这一想法。让布莱克没有想到的是，过了半个世纪以后，到了2007年，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还会为他85岁的生日举行盛大的庆祝会，并再次为他颁发勋章。在那次盛大的庆祝会上，俄罗斯情报官员伊万诺夫再一次为布莱克唱赞歌，他说，布莱克至今依然忠于社会主义理想，相信社会公正。
布莱克晚年的生活非常平静。他经常说：“能活到现在这把年纪，身体健康，过着很有趣、很充实的幸福生活，我感到非常幸运。”
当年英国间谍菲尔比的出逃让英国秘密情报局颜面尽失，而布莱克又在秘密情报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彻底摧毁了英国情报系统的声誉。可以说，英国秘密情报局真是厄运连连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