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鼹鼠”潜逃，英国情报局颜面尽失
“剑桥五杰”间谍网成员之一哈罗德·金·菲尔比在英国情报部门潜伏了11年，其中在军情六处担任高级职务7年，直到1963年身份暴露前夜成功逃往苏联。英国情报局眼睁睁看着超级“鼹鼠”叛逃他国，无所作为，真是颜面尽失。
被克格勃招募
哈罗德·金·菲尔比是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的成功叛逃使英国秘密情报局蒙羞数十年。
1912年1月1日，哈罗德·金·菲尔比出生，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29年，17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这里开始了他思想上的重大转变。这时剑桥大学的学生们谈论和争辩的并不是学问，而是社会主义思想。苏联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引起了这帮年轻人的兴趣，他们对共产党人羡慕不已，学校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协会也纷纷成立。
进入学校后不久，菲尔比便加入了剑桥大学“社会主义者学会”，并成为该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大量左翼思想，特别是共产主义思想。当他拿到大学学位离开剑桥时，也确立了要把生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
当时，奥地利维也纳的工人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菲尔比欣然只身前往。在维也纳，菲尔比与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成员取得了联系并加入了该组织。从此，他就开始为这个强大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国家而尽力工作。那是1934年。
菲尔比的公开职业是自由党月刊《评论的评论》的副主编，业余时间则花在追逐女人方面，给人的印象就是个才华横溢的花花公子。在维也纳时他住在一个犹太人的家里，结识了房东寡居的女儿利兹·弗里德曼。利兹当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并且为共产国际工作。菲尔比经常同利兹在一起散步，最后爱上了她并同她结婚了，他因此也成了共产国际中的一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克格勃对菲尔比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快打入英国秘密情报局。但是菲尔比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
菲尔比有口吃的毛病，这让他幸运地免除了兵役，但是当他申请加入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密码学校时，却遭到了拒绝。他们认为像菲尔比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菲尔比感到很沮丧。
就在这时，菲尔比意外地遇到了一位记者，为他的前途指明了方向，这位记者就是《每日镜报》的史沫特莱女士。史沫特莱神通广大，当时就是一位出名的左翼分子。她先是在比利时任职，后来随着溃败的大军退到了法国，然后又横渡海峡来到了英国。正是那一次在渡船上，她遇到了菲尔比。由于在很多问题上有共识，他们一见如故。
当时史沫特莱就问菲尔比今后有什么打算，菲尔比说他可能到英国的海军中去服役，因为这样可以直接为反***出力。史沫特莱一听就说，像你这样的人去参军太可惜了，你能够做更多更好的事情来打败希特勒。她的言外之意就是，你应该和苏联情报机构取得联系，和他们合作才能发挥你更大的作用。
菲尔比一听，就说自己已经好久没有同苏联人联系过，不知道此路能不能走得通。史沫特莱就说，她可以帮忙。当时菲尔比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当一回事。没想到几天后，史沫特莱真的给他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她说已经把菲尔比推荐给英国秘密情报局了，过几天会有人找他。菲尔比大吃一惊，没有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就这样实现了。
一天，《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主任编辑把菲尔比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国防部的一位上尉问他是否“可以做些有关国际方面的工作”。菲尔比立即答应。经过与几位身份不明但显得很有权威性的人士会谈后，菲尔比被叫到英国秘密情报局去报到。菲尔比对自己轻易地被录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知道这一定是史沫特莱已经为自己联系好了的。
当时英国情报机关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只不过例行公事，查了一下他的档案后就果断地认为“没有问题”。
菲尔比被分配在D处工作。D处1938年才成立，主要任务就是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因为在德军占领奥地利之后，在英国朝野上下就弥漫着一种对间谍恐惧的心理。他们认为德军之所以能在欧洲一步步地得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德国有一个“第五纵队”在欧洲各国从事颠覆和破坏活动，为德军充当内应，因此英国人也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D处同其他处合并，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执行局”，专门从事恐怖活动。
但是这种工作并不是菲尔比所希望的，于是他退出了“特别行动执行局”来到了情报局第五处工作，从事反间谍工作。
菲尔比进入军情五处之后，除了窃取无线电通讯情报外，还奉命搞一些其他形式的窃取活动。他甚至还使用过相当复杂的技术拆看外交邮袋，猎取对象是波兰和捷克那样的中立国和较小的盟国。
随着菲尔比的表现越来越好，他的职责范围也越来越大。二战后期，他的活动范围已扩大到北非、意大利等国。
随着对德战争即将结束，英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开始把他们的目标转向了下一个敌人——苏联。打算成立第九科，专门负责苏联的情报工作。
菲尔比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由于第九科的活动非常注重保密，菲尔比无法接触到他所需要的文件，工作上很被动。菲尔比向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人克罗托夫通报了此事，克罗托夫立即与莫斯科联系。莫斯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菲尔比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成为秘密情报局第九科的科长。
搞掉第五科科长考吉尔
此时，菲尔比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搞掉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菲尔比同他的苏联联系人克罗托夫对第九科的前途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他认为，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进程，战争结束之后，经济工作将会加强，秘密情报局的力量将会急剧缩减，极不可能让第九科和第五科两个反间谍部门同时存在，唯一的可能就是把这两个部门进行合并。新合并的单位在秘密情报局中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克罗托夫问菲尔比，他是否能在他们科里得到一个较高的职位。菲尔比说或许有这种可能，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菲尔比似乎感觉到他已得到了擢升的暗示。
克罗托夫又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是让你担任现在的第五科科长这个职位，情况将会怎样？”
菲尔比回答说：“这将意味着重要的擢升，我将会有更好的时机决定事情的进程，其中包括我的职务和我的工作。”
克罗托夫对这个答复感到很满意。
克格勃总部的指示很快就来了，明确通知菲尔比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自己成为新成立的秘密情报局第九科的科长，并且保证自己能成为秘密情报局未来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总部还指示菲尔比，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这就是说，包括搞掉现任第九科的科长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
菲尔比知道，居里的任命不过是一个过渡，搞掉他不难，麻烦的是考吉尔。考吉尔在秘密情报局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当年就是他负责“超级机密”的安全；而他领导的第五科在对敌斗争方面同样是卓有成效，到战争后期，第五科一共查获了3575件间谍案，逮捕了675名间谍。
菲尔比明白，为了达到当上新成立的第九科科长的目的，他首先应该寻求同盟者。他首先选择了维维安上校做自己的同盟者，尽管他的力量很虚弱。维维安是秘密情报局副局长，也是考吉尔的顶头上司，名义上负责秘密情报局的所有反间谍活动，但考吉尔根本就瞧不起他，因此完全把他甩在一边，有事总是直接与局长打交道。维维安心里对此十分不满。
有一次，维维安竟然急不可待地问菲尔比：“你说我现在该对考吉尔怎么办？我真是有点受不了那个家伙！”
菲尔比一听心里很是高兴，但是他却不能用过多的话去回答维维安，他委婉地暗示维维安，可以找那些接近权力中心的人去反映。
菲尔比觉得最合适的人应该是局长的首席参谋官。当年菲尔比刚加入秘密情报局时，那位参谋官还在海军科工作，为海军部处理涉及海外方面的情报。被局长任命为首席参谋官后，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局长办公室的对面。首席参谋官头脑清醒，具有在官场混乱的局面中保持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尔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汉之一。他经常带病工作，在他的办公桌面前总是放着一排稀奇古怪的药瓶子。
所以，当维维安再次同菲尔比谈到考吉尔时，菲尔比就说他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过他认为维维安最好是去问问首席参谋官。
菲尔比不知道维维安是怎样同首席参谋官见面的。不过当他再次见到维维安时，事情进展得似乎很顺利。更有意思的是，那位同菲尔比平时接触并不多的首席参谋官竟然打电话给菲尔比说，让菲尔比在有空的时候去见见他。
菲尔比觉得这倒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就找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去拜见首席参谋官。首席参谋官很热情地接待了菲尔比。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讨论秘密情报局的现状和它的未来、谈了应该改进的程度以及为了适应即将来临的和平环境，应该需要加以调整的地方。反正谈话的内容很广泛，菲尔比也是畅所欲言。他知道首席参谋官在考察自己，于是他就尽可能地作出一种通情达理、襟怀坦荡的样子。不过在这次谈话中，自始至终，他们谁也没有提到考吉尔的名字。
这次谈话，让菲尔比有一种预感，那就是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了。他觉得应该再找一些突破口进一步扩大这种战果。
正好在这个时候，幸运之神降临到菲尔比的头上来了。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偏偏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差点让英国秘密情报局长卷入一场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争吵之中。显而易见，这种争吵将会直接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维维安在召见菲尔比的时候，几乎是以颤抖的声音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并且让他看了由考吉尔为情报局局长起草的一封两页长的信。那封信措辞激烈，猛烈攻击胡佛为了华盛顿的利益而牺牲英国情报局的做法。
当然，从菲尔比的观点来看，考吉尔在信中说的大多数是事实，但是这种“事实”是不能写在公文里的，更不能写在两个情报机构负责人之间的通信中。信件的后面是外交部官员的简明批语：“我认为第五科起草的信函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寄出去的话，将会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成为被取笑的对象。”外交部官员要求维维安重写一封，所以维维安就把菲尔比叫来了，要把这份差事交给菲尔比去办。
菲尔比知道这又是一个机会，于是他就认真地写了半页纸，客气地提出了一些很小的问题，然后和维维安一起把信件交给了外交部官员。那位外交部的官员看了之后，没有做任何修改，就把菲尔比写的稿子交给了局长的秘书。
第二天，维维安几乎是以一种兴奋的口吻告诉菲尔比说，他跟外交部官员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这时菲尔比知道大局已定，那个维维安是下定了决心要整垮那个傲慢的考吉尔。
就在这时，另一件事让考吉尔雪上加霜。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级官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手下心腹还从中推波助澜，展开了对攻。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首先作了暂时的退让，但考吉尔却不识时务地寸步不让。于是这件事让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人对他更是恨之入骨。
几天后，维维安召见了菲尔比，并让他看了自己写给局长的报告。从那天起，菲尔比就感到这场严峻的考验将要结束了。
局长召见他的时刻终于到来。时任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局长是孟席斯。对菲尔比来说，访问局长办公室这个神秘的场所早已不是第一次了，让他感到欣慰的是，那两位秘书小姐今天对他却是特别的和蔼可亲。“绿灯”一亮，菲尔比就走进了孟席斯的办公室。当听到孟席斯破天荒地叫他“金”时，他马上知道已不存在任何障碍了。
孟席斯等他坐下后，竟然把维维安的报告拿给他看。出于礼貌，菲尔比假装看了看这份已经看过了的报告，然后恭恭敬敬地还给了局长。这时，孟席斯告诉菲尔比，说他已决定采纳维维安的建议，立即由菲尔比接替居里，并问菲尔比还有什么想法。于是菲尔比就装作一本正经地说：“局长先生，据我所知，让我担任这个职务是由于考吉尔同那些反对他的人搞得不太融洽的缘故。我希望将来能够避免类似的纠纷。但是谁又能预测得到呢？如果我能肯定那些将与我天天打交道的军情五处的人对我的任命没有异议的话，那我在工作上就会愉快得多，这样还可以增强我的信心。此外，如果能得到军情五处的正式同意，局里将来便可以免受他们的非难。”
菲尔比还未说完，孟席斯就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并且露出了明显的赞赏的神情。孟席斯马上很有信心地要菲尔比彻底消除顾虑，并说他会很快给军情五处处长写封信。此时菲尔比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他知道应该是知趣地告辞的时候了，于是就站起来对孟席斯说：“感谢局长的信任。还要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见我。我想应该告辞了。”
孟席斯也站了起来，随后便热情地打发菲尔比离开了办公室，并且把他送到了门口。
几天以后，军情五处处长给了孟席斯极为友好的答复，菲尔比大功告成，几天以后，他就走马上任，接替了第九科科长居里的位置，开始全面主持第九科的工作了。
莫斯科已经把伏尔科夫解决掉了
为了使第九科的地位合法化，上任后，菲尔比向局长孟席斯建议，必须由自己起草一份工作章程，由局长来签发。菲尔比起草的章程明确提出，授权新任科长菲尔比在局长的领导下，负责搜集和解释来自英国本土以外的世界各地所有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情报，同时还规定自己要同军情五处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换有关方面的情报。
几天以后，这份别有用心的工作章程就以正式公文的形式，由局长孟席斯签发后颁发到各个处室，从而为菲尔比公开地搜集情报亮起了一路绿灯。至此，菲尔比终于达到他的目的。考吉尔已经自行辞职离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像考吉尔那样的人来阻拦他的行动了。
在菲尔比的指导和建议下，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五科和第九科便合并为第九科，菲尔比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九科的领导人。从1940年开始，菲尔比就一步一步地接近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核心了。
在科里的干部和房子配备齐全之后，菲尔比就开始做真正的情报工作。在菲尔比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而这对菲尔比来说并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面要保护苏联人的利益，一方面还得在英国人面前进行很好的掩饰，如果没有作为或者成就太少，那么对他的潜伏是极为不利的。幸运的是当时经常会有苏联情报机关的人员叛逃过来，而这些人正是由菲尔比亲自审核，这就可以让菲尔比利用这些叛逃人员来做文章。
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伏尔科夫事件”差点断送了菲尔比的远大前程。
1945年8月的一天早晨，菲尔比像平时一样上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还没有坐稳，局长就把他叫了去，递过一沓文件给他看。文件的第一页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简函，要求部里注意所附材料并给予指示。
那些附件是英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内传阅过的一些记录稿，里面提到有一位名叫康斯坦丁·伏尔科夫的人曾向英国总领事馆的副领事佩奇先生提出，要求允许他和他妻子到英国政治避难。这个伏尔科夫当时是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实际上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伏尔科夫答应详细揭露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的情况，并详细提供苏联在国外工作的间谍网和情报员的材料。他特别声称，他知道在英国工作的三个苏联情报人员的真实姓名：两个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另一个是英国伦敦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伏尔科夫在提出了自己的“货单”之后，还强烈要求不能用电报向伦敦报告他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已破译了英国的各种密码。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按照伏尔科夫的要求，用邮袋把那些材料安全而缓慢地寄回了伦敦。在伏尔科夫同佩奇接洽后的一个星期内，只有一些重要人物才能看到这份材料。
毫无疑问，菲尔比也是“重要人物”之一。当他看到这份材料时大吃一惊。为了使思维能冷静下来，菲尔比当时故意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他本来想对局长孟席斯说，要当心这是伏尔科夫在挑拨离间，但是他马上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他知道那种提法此时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处，在日后说不定还会危及自己。现在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大胆地正视现实。
于是在沉默了几分钟后，菲尔比对局长孟席斯说：“我们遇到了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深入的研究，根据情况提出适当的行动措施。”
局长孟席斯同意了他的意见。他要求菲尔比第二天一早就向他报告，同时还严格限制只许由菲尔比自己保管这些材料。
菲尔比把材料带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并告诉他的秘书，除非是局长亲自召见，否则不允许任何人打搅他。他很想独自待一会儿。
当时让菲尔比相当有把握的是，到这时为止，秘密情报局还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伏尔科夫的事。可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伏尔科夫用含糊的词句编造他的“货单”，有意不提供可直接调查的线索。这一点使菲尔比信心倍增。
一系列问题需要菲尔比立即作出决定。那就是一旦外交部作出决定，所有的行动都会交给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去做。菲尔比不可能用缓慢的邮袋来指导他们每天甚至每小时的行动。事态一旦控制不住，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菲尔比越想越觉得自己完全有必要亲自到伊斯坦布尔去安排下一步的行动。这个行动本身其实很简单——只是去见见那个伏尔科夫，让他和他的妻子住到英国人为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准备的一个秘密去处，然后不管能不能得到土耳其人的许可，都要把伏尔科夫偷偷带到埃及的英国占领区去。
第二天早上一到办公室，菲尔比就向局长孟席斯报告说，他们的档案里虽然有好几个叫伏尔科夫的人，但没有一个与伊斯坦布尔的那个人的情况相似。据他的看法，这个案子可能是很重要。在谈到利用邮袋联系太耽误时间时，菲尔比故意有些犹豫不决地说：“应该把案情向某个人详细交代清楚，派他到现场去处理这个案子，而不是像这样用邮袋联系。”
“我自己也正是这样想的。”局长孟席斯回答说。
菲尔比一听，马上产生了希望，认为局长会派自己到伊斯坦布尔去接管这个案子。但是，孟席斯的一番话，很快就让他的希望破灭了。
孟席斯说，昨天晚上在俱乐部里，他碰到了军情五处驻开罗负责远东地区保安情报事务的道格拉斯·罗伯茨准将。罗伯茨说他回国的假期就要满了。局长对这个人的印象很好，他打算要求军情五处直接把罗伯茨派到伊斯坦布尔去负责伏尔科夫的案子。
对局长的这项提议，菲尔比无法反对。虽然他对罗伯茨的能力评价并不高，但他有一切名义上的资格来担任这项工作。据他所知，罗伯茨是一个有资历的军官，他的准将制服无疑会使伏尔科夫敬畏；罗伯茨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并同土耳其的秘密机构合作过；尤其是罗伯茨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语，这又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有利条件。
在失望之余，菲尔比还同局长全面研究了这个案子的其他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行动计划还要得到外交部同意的问题。当他告别时，局长孟席斯要他当天下午等着他，因为上午他还要去找局里外交部的那位官员和罗伯茨将军，听听他们的意见。
在午休期间，菲尔比一直在为昨晚局长同罗伯茨相遇的事而抱怨自己的运气不好。现在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静观事态的发展了。下午一回到办公室，就听说孟席斯正等着召见他。孟席斯一副一筹莫展的样子，一见面就说，虽然罗伯茨无疑像别人一样勇敢，但他似乎有克服不了的毛病，就是怕坐飞机，他已经安排好下周从利物浦乘客轮回去，甚至连局长和外交部的官员都没办法使他改变计划。于是，菲尔比与局长孟席斯的谈话又回到了原点，只好又接着昨天上午谈过的情况谈起。
菲尔比直截了当地对孟席斯说：“鉴于准将的困难，我只好建议由我替代他去。因为我要向我的副手交代重要的工作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只要把必要的出入境手续办妥就可以动身。”
局长孟席斯欣然同意了他的意见。接着，他们一起到外交部要了一封给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的介绍信，要他提供一切方便，帮助完成任务。
从等待伊斯坦布尔签发证件到登上经开罗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共拖延了整整3天时间，在此期间，菲尔比除了准备一些备用密码外，更多的精力是用来考虑他未来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
外交部已答应由英国总领事馆的副领事佩奇帮助菲尔比同伏尔科夫重新建立联系，并安排见面。同伏尔科夫见面时，将由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作陪同和翻译。这位使馆秘书曾在莫斯科工作过多年，俄语水平是绝对没问题的。对菲尔比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由于使馆秘书在场，如果伏尔科夫真的滔滔不绝地讲出在英国政府机构中苏联情报人员的姓名时，使馆秘书将会大吃一惊。菲尔比要做的事是设法使使馆秘书不要泄露谈话内容。但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
菲尔比决定首先要做的是稳住使馆秘书，让他知道自己没有权力同伏尔科夫详谈他的情报；如果在伏尔科夫安全到达英国领土之前过早地揭发那肯定是危险的，而他到伊斯坦布尔的任务，就是要用一切办法阻止伏尔科夫谈这方面的情况，把他弄到安全的地方去，然后再由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来审问他。如果伏尔科夫真的会透露出什么惊人的情报来，菲尔比就暗示伏尔科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奸细，并警告秘书如果在还没能对情报真实性作出评价之前，就把它散布出去是极为不幸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由于遇上了雷暴雨，飞机不能正常飞行，菲尔比第三天才到达伊斯坦布尔；又由于英国外交部和秘密情报局互相拆台，又过了三天，菲尔比才开始讨论伏尔科夫的事情。
那天晚上，菲尔比同英国秘密情报局驻伊斯坦布尔情报站负责人麦克雷详细地讨论了进行这次行动的计划。他们交换了偷偷带走伏尔科夫的好几个方案，但最后还是没有确定下来。看来很清楚，在同伏尔科夫谈话之前，很难决定哪个方案最好，主要还得看他自己的情况和具体条件。菲尔比决定，第一步就是要同伏尔科夫取得联系。
显然，他们最理想的联系媒介是总领事馆的佩奇，因为伏尔科夫最先是由他联系的。于是第二天一清早，麦克雷就把佩奇请到他的办公室，由菲尔比详细地向他作了必要的说明，希望他当天下午某个时候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替菲尔比约见伏尔科夫。菲尔比之所以选择下午，是因为他还要留些时间给使馆秘书作一番“说明”。接着，他们研究了好几个可以见面的地方，但最后选定的是一个最省事最安全的地方——佩奇的办公室。因为佩奇同伏尔科夫有日常的领事事务来往，
但是，当佩奇拿起话筒给苏联总领事馆打电话，说是要找伏尔科夫时，回话的是一个男人模模糊糊的声音。
菲尔比虽搞不清他断断续续地说了些什么，但他从佩奇那迷惑的面部表情知道准是出了什么事。佩奇挂断电话，向菲尔比摇了摇头。
“他不能来吗？”菲尔比问。
“真怪，真是想不到的怪事。”佩奇回答说，“我找的是伏尔科夫，来接电话的人说他就是伏尔科夫。但他哪里是伏尔科夫呀！我对他的声音很熟悉，我已经同他谈过几十次话了。”
佩奇又试挂了一次，但这次接线员说他不在。佩奇气愤地说：“一分钟前他还在呢！”
他们面面相觑，三人谁也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菲尔比开了口：“可能是苏联总领事馆出了什么事，最好明天我们再试着碰一下运气。”
菲尔比开始强烈地感觉到，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重大事情。
第二天上午，菲尔比、麦克雷和佩奇再次见面，由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挂电话。他先是听到电话机里一个妇女微弱的声音，随即便是一声很尖锐的咔哒声，佩奇呆呆地望着手里没有声响的话筒说：“你是怎么搞的，我要的是伏尔科夫。”
“伏尔科夫在莫斯科。”接线女郎说，接着便是一阵混乱和“砰”的一声，电话挂断了。佩奇仍不甘心，决心非把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他亲自去找苏联人。不到一个小时，他就从英国领事馆回来了，样子显得迷惑、气愤和沮丧。
“真糟糕，”他向菲尔比汇报说，“在那个疯人院里我什么也没打听到。居然没有人听说过伏尔科夫！”
听到这个情况，只有菲尔比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菲尔比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莫斯科已经把伏尔科夫解决掉了。
原来，菲尔比得知事情的第一时间就与他苏联方面的联系人克罗托夫会面了，当天克罗托夫就致电莫斯科报告了这件事情。五天后，伏尔科夫被强行送回了莫斯科，之后伏尔科夫就消失了。
让菲尔比担心了好几个星期的“伏尔科夫事件”，就这样彻底了结了。在回国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局长孟席斯的报告，把这次任务的失败归咎于那“该死的邮袋联系”。孟席斯并没有说什么，此时他彻底信任了这个为克格勃服务的第九科科长。从此，菲尔比就成了秘密情报局长孟席斯最得宠的心腹之一。
“金，鸟儿飞掉了”
一年后，由于孟席斯的提名，菲尔比以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身份前往伊斯坦布尔，其实是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土耳其情报站站长。在伊斯坦布尔待了两年之后，他又接到了伦敦的指示，要他到美国去任职，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在美国的最高负责人，具体任务是“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联络，办理由截收电报引起的种种案子”。
这项命令对菲尔比充满极大的诱惑力，他可以因此仔细地了解美国情报机构的情况。但是，临行前反间谍方面的情况介绍和指示使他深感不安。这是由一个难以对付的反间谍老手跟他谈的，其中谈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是，英美联合对苏联在美国情报活动进行的调查发现，多起美国重要机构的泄密事件，大部分都是苏联人干的，其中最重大的一起事件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1944年和1945年的两次泄密。
1949年，菲尔比被英国政府派往华盛顿，任秘密情报局驻美代表，成为英美情报交流系统的首脑人物。这个职位有大使和情报官的双重职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作，这说明菲尔比已经受到了特别的信任，成了秘密情报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菲尔比到美国后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往来密切，工作很有起色，甚至连罗斯福、丘吉尔、杜鲁门等人都曾给予他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大批情报被菲尔比源源不断地送往苏联。
随着美英情报机构在苏联屡屡遭受重大损失，英国人终于开始怀疑菲尔比的身份。
也就是在美国期间，菲尔比才知道，联邦调查局开始对泄密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他们的调查工作集中在大使馆的一些非外交人员的职工身上，截至当时为止，还没有发现牵涉到任何一个外交官，更别说职位相当高的外交官了。
菲尔比把泄密事件与有关的外交部人员名单一排列，就知道谁是真正的泄密者了。他发现与此有关的人员有4人，其中最后一人是麦克莱恩。麦克莱恩同菲尔比是在30年代结识的，但自那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现在他已经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的处长了。麦克莱恩和菲尔比一样是克格勃潜伏在英国的剑桥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毫无疑问，泄密者就是他。
与此同时，有关泄密者的几十份报告仍陆陆续续地给菲尔比送来，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涉及使馆官员的调查就要到来。
正当华盛顿围绕英国大使馆泄密案调查日趋紧张时，盖伊·伯吉斯从伦敦调到华盛顿任使馆二等秘书，这使菲尔比大为吃惊。伯吉斯是他剑桥时的好友，从那时，他们两人的事业就缠在一起了。菲尔比把伯吉斯作为可以信任的对象推荐给了苏联情报机关，而伯吉斯后来则以帮助菲尔比顺利进入英国秘密情报局作为回报。两人曾在秘密情报局一起共过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人所共知的。谁要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调查，就会露出一些不利的线索来。菲尔比认为，伯吉斯来得很不是时候。
伯吉斯到华盛顿没多久，就后悔不该到美国来。他的脾气和性格不适合外交官的工作。他的暴躁的脾气和愣头青似的性格使他在大使馆的工作遭到损失，结果让他介于辞职和半辞职的状态。总之，他急于想回伦敦去。
这倒给菲尔比一个很好的启示——他可以把伯吉斯回伦敦和营救麦克莱恩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伯吉斯来说，被强行送回去而不引起怀疑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三天后，伯吉斯在弗吉尼亚州接连三次超速开车，州长对有人如此滥用外交特权提出强烈抗议。没过几天，伯吉斯就被遗憾地告知他不得不离开美国了。伯吉斯和菲尔比心想事成了。于是菲尔比和伯吉斯一起研究营救麦克莱恩的每个步骤。
他要伯吉斯到伦敦后先要和苏联联系人接头，汇报全部情况，然后带着一张写有约会时间和地点的纸条去麦克莱恩的办公室找他，并把实际情况全部告诉他。他们还就菲尔比的处境问题进行了讨论。菲尔比说：“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在调查麦克莱恩和你的活动时势必要怀疑我。看来此事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但我想我可以用主动地帮助解决英国大使馆泄密案件的办法来转移对我的怀疑。”
在这之前，菲尔比一直按兵不动，联邦调查局和军情五处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到了自己出面的时候了。菲尔比给局里写了一个备忘录，建议他们不必对大使馆的佣人进行浪费时间的调查。他认为应该从苏联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供词着手，把他所提供的资料与1944年至1945年泄密期间派驻华盛顿的外交官的材料核对一下。维维安很快给予回信，他对菲尔比说，他们也一直是这样考虑的，但是档案里并没有任相关记载。
随后，菲尔比还找到了一个可以直接给伯吉斯去信的借口——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交通官员两次问他，伯吉斯放在停车场的那辆林肯牌汽车怎么办？于是菲尔比就用紧急的语气给伯吉斯写信，暗示伯吉斯：“如果不立即办就太晚了，不然他们将把你的汽车送到废物堆去。”
接着，军情五处在把克里维茨基的供词跟大使馆泄密问题的材料核对后，给菲尔比送来了一份大概有6个人的名单，并说调查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名单上就有麦克莱恩，但由于他们对一个代号的迷惑和错误理解而把另一个人列为重点嫌疑，结果把麦克莱恩的名字放在最后。菲尔比希望伯吉斯的行动早点结束，麦克莱恩的危险越来越近了。
1951年5月25日，英国外交部授权军情五处下周审讯麦克莱恩。就是在当天，伯吉斯租了一辆轿车，前往麦克莱恩的家中。两人刚离开家，军情五处的人立刻跟了上来。麦克莱恩与伯吉斯来到火车站，上了火车并成功地甩掉了那些跟踪他们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办法通知菲尔比。
第二天清晨，军情五处驻美国代表佩特森给菲尔比打来电话，说刚接到伦敦打来的一份很长的特急电报，如果没有人帮忙，他就得用一整天时间才能译出密码，因为他刚给秘书放了一周的假。他问菲尔比能否把秘书借给他。听到这情况，菲尔比心都快跳出来了。难道是麦克莱恩被捕了吗？伯吉斯出什么事了？菲尔比做了必要的安排之后坐下来镇静了一下，他恨不得马上闯进佩特森的办公室，把事件弄明白。但他认为还应该是若无其事地按常规处理要好些。
菲尔比径直走进佩特森的办公室。佩特森脸色阴沉，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说：“金，鸟儿飞掉了。”
菲尔比彻底放心了，但仍表现出吃惊的样子：“什么鸟儿？是麦克莱恩吗？”
“是的，”佩特森回答说，“但是更糟糕的是……伯吉斯这家伙也跟他一块儿走了。”
这一下，菲尔比的震惊就绝不是装出来的了。他知道不仅是麦克莱恩，连伯吉斯也成功逃走了。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出走使菲尔比面临重大抉择。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头号怀疑的对象。在最初研究麦克莱恩的逃跑问题时，他的苏联同事就考虑到他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精心地为他策划了一个逃跑计划，很明显，伯吉斯的逃跑使情况变得更紧急了。
于是，菲尔比决定先拆掉房里所有的秘密设备，再了解联邦调查局的态度以后再作出决定。他的指导思想是：“除非我蒙混过关的机会十分有限，否则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估计一下蒙混过关的机会有多大。菲尔比认为，他现在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他已经在英国情报部门里干了11年，其中7年担任高级职务，跟军情五处合作了8年，跟美国情报机关紧密配合了将近2年，断断续续的联系保持了8年，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他认为他对敌人的了解程度已到了足以预见他们一般将会采取的行动。他了解法律和惯例对他们工作的种种限制。另外，在伦敦肯定有许多身居高位的人非常希望看到他清白无辜，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不打算就此罢休。哈维向局长史密斯呈递了一份报告，指出菲尔比与伯吉斯交往甚密，并且知道菲尔比还办理过伏尔科夫的案件，因此他推断菲尔比也是一名苏联间谍。之后，中情局长史密斯就致信给英国秘密情报局，说他对菲尔比不信任。军情五处根据哈维的报告对菲尔比做了一些调查，发现问题远远比想象中严重。
1951年，英国外交部把菲尔比从美国召回伦敦秘密审问，最先审讯菲尔比的是军情五处的怀特，他要求菲尔比交代他与伯吉斯的关系，菲尔比很轻松就把这个问题推托过去了。在审讯进行到僵持阶段的时候，审讯菲尔比的人换成了国王的法律顾问密尔摩。密尔摩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审讯官，菲尔比早就知道他的厉害，于是就装出极力配合他的样子，但是并不给他一丝机会抓到有利的证据。经过一番较量，密尔摩对他也是无可奈何。
最后审讯他的是威廉·斯卡顿。这个人更是老奸巨猾，他曾经步步为营，节节进逼，骗取了为苏联服务的科学家间谍劳斯·福克斯的相关情报，并破获了原子间谍网。在审讯菲尔比的过程中，这位审讯官为他设了好几个圈套，但是聪明的菲尔比就是不上当。最后，菲尔比是苏联间谍的论断只得被暂时搁置起来，不过他以后不能再在秘密情报局干了。
挺过了审讯的菲尔比在离开秘密情报局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可是三年之后的1954年4月，一位苏联特工叛逃英国，供出了麦克莱恩与伯吉斯都在莫斯科，他们的叛逃是由当时在华盛顿的一位“第三人”策划的。消息一出，英国上下大吃一惊，菲尔比再次受到了秘密情报局的审讯。
不知为何，在审讯过程中，秘密情报局故意放过了菲尔比。而国会上下也因菲尔比一案闹得不可开交，外交大臣和艾登都为菲尔比开脱。外交大臣麦克米伦在下院声明，菲尔比在政府任命期间自觉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经帮助过伯吉斯与麦克莱恩。
菲尔比的胜利，引起了大洋彼岸的不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对此很是不解，但是他们也是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菲尔比确实是一位苏联间谍。
1956年9月，菲尔比被英国外交部开除以后来到黎巴嫩，以《经济学家》周刊和《观察报》特聘撰稿人的身份在贝鲁特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活动，只是外人都不知道罢了。
逃到莫斯科后获得“红旗勋章”
菲尔比就这样工作了5年，直到1962年，苏联间谍、波兰总参情报部副部长戈列涅斯基叛逃美国，再次供出了菲尔比为苏联间谍的秘密。消息从美国辗转到英国后，英国秘密情报局才最终确定了菲尔比的苏联间谍身份。可是当他们要实施逮捕计划时，菲尔比却在贝鲁特神秘地失踪了。
1963年7月，菲尔比出现在了莫斯科，苏联政府宣布批准菲尔比在莫斯科政治避难的要求。他的叛逃轰动了整个世界，更让美英情报机构丢尽了面子。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有名的“剑桥间谍网”成员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逃亡苏联后，却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到了苏联后，他们无所事事，最后都沦落成了酒鬼。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克格勃不允许他们见面。最后伯吉斯把自己的藏书、衣物和2000英镑留给了自己的好友，就一命呜呼了。
1968年，菲尔比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我的秘密战争》，书中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对英美情报机构进行了挖苦与讽刺。此书曾畅销多国，风行一时，菲尔比一下子名声大振，拥有无数的崇拜者。据说还有一位叫罗伯特·汉森的人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走上了间谍之路。可见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
1977年是苏联革命胜利60周年，菲尔比意外地被邀请到克格勃总部发表演说。这是他逃到莫斯科14年后第一次公开发表演说。面对济济一堂的同行，菲尔比大声说：“今天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我们不但要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我们还要庆祝苏联足协成立50周年……”结果礼堂里爆发出哄堂大笑。这番话听起来是菲尔比的一种幽默，其实是他趁机发泄内心的不满。因为下面他接着说，他到莫斯科这个伟大的城市已经14年了，今天才有幸第一次拜见诸位。从他的这些话里，不难听出他在苏联的遭遇是很不快乐的。
事实上，菲尔比当年在苏联的确是过着一种暗无天日的日子。克格勃不但不信任他，反而处处提防他，总认为他是“双重间谍”。所以不要说重用他，甚至连他的行动自由都要受到限制，即使是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旅行，也处处有人跟踪和监视。
1988年5月11日，76岁的菲尔比离开了人世，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在临死之前，他并没有要求将他的遗体运回英国安葬。在逝世前的两个月，他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希望能在某个合适的时间去英国访问，但是他绝不会留在英国。“我从20岁开始就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几十年来我的信念一直没有变，莫斯科才是我真正的家。”
菲尔比死后，苏联政府还是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来苏联作家布洛维克还为菲尔比写了一本书。在菲尔比逝世三年前的1985年6月，布洛维克获准第一次采访了菲尔比。在后来的三年中，他根据谈话录音整理出了500多页的手稿。当时布洛维克是想通过菲尔比这个传奇式的人物来让自己出名。但是直到菲尔比去世后，他的书还没有写出来。1988年菲尔比去世后，他再一次向克格勃总部提出要求，希望能查看一下菲尔比的档案。得到批准后，布洛维克走进了卢比扬卡的档案馆，找到了菲尔比的档案。在那长长的档案箱外面有一行字迹：档案号5581。第一卷。绝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布洛维克相信，他是第一个接触菲尔比档案的局外人。通过查阅档案，布洛维克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原来那个包括大名鼎鼎的菲尔比在内的、对英国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危害的“剑桥五杰”，生前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克格勃的信任！尽管在生前，菲尔比和他的同伙们为克格勃提供了那么多价值无法估量的重要情报，而且一直是对苏联忠心耿耿，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
但不管怎样，在20世纪的世界间谍史上，哈罗德·金·菲尔比无疑是一颗最为耀眼的间谍之星，也是英国情报机构不能言说的伤，不堪回首的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