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追查“鼹鼠”，情报局进入多事之秋
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谍报机构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查“鼹鼠”行动，试图追查出隐藏在内部的苏联间谍。在破获朗斯戴尔的案件之后，军情五局顺藤摸瓜，居然将目标盯上了自己的局长霍利斯。尽管霍利斯始终没有承认，但这种怀疑却一直未能解除，最后只好草草收场。虽然事隔二十多年后真相大白，但“鼹鼠”却成了英国情报机关永远的痛。
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
20世纪50年代，英国情报机构进入了多事之秋。苏联派遣大批特工潜入英国，有的甚至打入了英国情报机构的要害部门。
1958年的一天，美国中央情报局给英国同行透露了一条信息：有一个重要的苏联间谍打入了英国情报机构，另外还有一个苏联间谍在英国海军部门工作。那个打入英国海军部门的苏联间谍1952年曾在华沙工作过，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H”。
得到这个消息后，英国情报机构感到事态严重。英国安全局立刻着手调查，他们找来了一本海军情报局的花名册，从里面找到了许多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H”的人，然后，逐一进行甄别，最后将目标锁定了一个名叫哈里·霍顿的人。
安全局为什么认为哈里·霍顿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呢？因为霍顿的档案资料显示，1952年，他曾在英国驻波兰大使馆工作过。在驻波兰大使馆任职期间，霍顿见波兰药品急缺，就利用自己外交官的身份走私青霉素，因此大发横财，在华沙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行为极不检点。波兰军事情报局察觉后，将其逮捕，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差一点酿成了一桩外交事端。
对于这样一名有损国家声誉的外交官，英国驻波兰大使馆当然不能容忍，只得将其打发回国。然而，当时英国驻波兰大使馆并不知道霍顿被波兰军事情报局抓获后，居然被波兰军事情报局收买，成了一名波兰间谍。后来，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声名狼藉的霍顿并没有马上离开波兰，而是混入了英国驻华沙大使馆的海军武官处，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才回到了英国。霍顿的这些经历都与美国中情报局提供的信息相吻合。
然而，霍顿回国后，并没有经过必要的审查，又被安排在波特兰岛的英国海军基地水下武器中心工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位于英吉利海峡的波特兰岛北部的人造深水良港曾经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军事基地。二战结束以后，英国皇家海军和“北约”的部队一直在此屯兵训练，直到20世纪90年代。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居然一直在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真是不可思议。要不是美国中情局的提醒，哈里·霍顿的间谍身份还一直不为英国情报机构所怀疑。哈里·霍顿出身低微，根本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职位也不高，所以一直没有引起英国情报部门的注意。
由于出身和教育的原因，霍顿尽管是一名间谍，但却没有一个间谍的起码素质。他在波特兰英国海军基地工作期间，还是同当年在华沙做外交官时一样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他还同在基地工作的一个女孩子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开始喜新厌旧，嫌弃自己的妻子，把自己的家庭生活搞得一团糟。
霍顿的妻子为了报复，开始注意丈夫的言行举止，偷偷掌握了霍顿许多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有一天，霍顿的妻子就向他摊牌了，要他马上结束同那个女孩子的关系，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否则就要去基地告发他。但是，霍顿并不是一个害怕威胁的人，当时又正同自己的小情人打得火热，就根本不理睬妻子的那一套，依然我行我素，结束，他的妻子真的跑到波特兰海军基地安全官那里去告他了，说霍顿为了一个在基地工作的姑娘而抛弃了她，并且还经常带着那个情人到伦敦去和一个外国人见面。不料，基地的安全官员对于霍顿妻子的告发并不以为然，认为霍顿的妻子只是为了家庭纠纷来告状，很可能是诬告，没有对霍顿进行必要的调查和监视。
直到安全局来进行调查，他们才觉得霍顿的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开始对霍顿的行动进行监视。经过一番调查，英国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发现，霍顿的确是经常带着他的女友到伦敦去玩，并且每一次到了伦敦，都要同一个叫“朗斯戴尔”的加拿大人见面。于是，那个叫朗斯戴尔的加拿大人也进入了安全局的视野。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安全局调查人员确认，那个叫“朗斯戴尔”的加拿大人真名叫莫洛迪，是克格勃驻波兰情报站站长。莫洛迪1922年出生于莫斯科，7岁时就到美国生活。而真正的朗斯戴尔则是出生于加拿大，1932年去了苏联。苏联人搞到朗斯戴尔的护照后，就来了一个“掉包计”，让莫洛迪顶替那个“朗斯戴尔”来到了英国，开始间谍活动。
莫洛迪来到英国后，用克格勃提供的资金，在伦敦办了一家专门出租乐器、玩具和商用自动装置的连锁店，自己当起了老板，为间谍活动进行掩护。当时，莫洛迪在伦敦除了让哈里·霍顿为他提供情报以外，罗森伯格夫妇也在他的掌控之中。
罗森伯格夫妇其实也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的克格勃间谍，他们的真实姓名是莫里斯·科恩和洛娜·科恩。当年都是美国“原子弹间谍案”的参与者。事发后，由当时在美国的克格勃驻北美情报站的站长阿贝尔上校及时把他们转移出来，给他们办了新西兰护照后又帮他们移居到了英国，在斯特兰德开了一家小书店作掩护。
到了英国后，科恩夫妇还加入了英国古书业工会和全国书业工会，成了这两家组织的正式会员。他们伪装得非常成功，与街坊邻居的关系十分融洽，在业界的声誉很好。尤其是莫里斯·科恩的妻子洛娜·科恩在当地竟然还获得了一个“天下第一好人”的美誉。她经常在自己的家中给当地的孩子们举办茶点会，免费给他们提供一些饼干、面包和儿童书籍，成了当地的慈善人物。而莫里斯·科恩本人的图书业务也开展得很不错，经常给外地的读者邮寄各种书籍。但是当时并没有人知道，他正是通过这种邮寄方式，把那些图书重新装订，在里面夹带机密情报，从而把大量的情报寄到苏联克格勃总部。
1958年8月27日，莫洛迪来到大波特兰街米兰银行，寄存了一个手提箱和一只牛皮纸包。他刚离开，英国安全局局长罗杰·霍利斯就亲自带着人来到了米兰银行，同银行行长交涉之后，取出了莫洛迪刚刚寄存的那些箱子和纸包。他们打开箱子和纸包，发现了一架间谍用的“米诺克斯”牌的照相机，一台专门用于拍摄文件的“普拉克捷娜” 牌的微型照相机和一本《英文打字教程》。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这个 “朗斯戴尔”是不需要专门学习打字的。英国安全局资深特工彼得·赖特凭经验觉得这本书一定有问题。让罗杰·霍利斯和彼得·赖特最感兴趣的，还是藏在木碗里的七只打火机。经过用随身携带的仪器检查，发现这些打火机底部都是空的。他们用胶皮吸杯和镊子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检查，原来是两套“一次一译”的微型密码本，其中的一套正在使用。这种密码每次使用一页，用完后就销毁，再也无据可查了。
英国安全局获得了这些东西之后，真是欣喜若狂。有了这些密码，他们就可以完整地监听莫洛迪他们的密码电报，及时掌握他们的动向。赖特等人把这些东西拍照和复制后重新装订好放回原处，并派人在米兰银行和莫洛迪的住处进行秘密监视，静静地等待他回来。
两个月以后，莫洛迪回来了，又住进了原来租住的公寓里。从表面上看，他的生活同以前一样，照样做生意、约会女人。但是，安全局的调查人员并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他们同伦敦当地的社区进行联系，化装成普通居民直接住到了莫洛迪的隔壁，并装上窃听器。经过两个多月的窃听，他们终于查明了莫洛迪的行踪。
安全局调查人员通过窃听，得知1961年1月7日又是莫洛迪和霍顿接头的日子，于是就做好了周密的安排，准备在他们接头的时候将他们一网打尽。
1961年1月6日的晚上，莫洛迪像往常一样，在一家经常光顾的夜总会玩了个痛快，直到深夜又带了一个姑娘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到凌晨才把她打发走了。这时莫洛迪打开电台，同克格勃总部进行联系。当然，他隔壁的那些“邻居”们这时也开始了紧张的工作。通过窃听得知，克格勃总部命令莫洛迪当天务必同霍顿接上头，取回那只重要的“手提包”。
1月7日的清晨尽管十分寒冷，但是霍顿还是与自己的女友一块儿出门了。他们沿着滑铁卢大街一路往前走，就像一对忙着赶路的情人一样。霍顿的女友拎着一只手提包，还不时地朝后面看上一两眼。他们俩的一举一动，已经在安全局调查人员的掌控之中。这时安全局的调查人员已经会同伦敦警方，在他们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不一会儿，莫洛迪就从后面跟上来了，来到了霍顿和他的女友身边。就在莫洛迪从霍顿的女友手中接过那只手提包的一刹那，伦敦警察局的侦探乔治·史密斯突然从一边冒了出来，堵在他们的面前，亮出了自己的警官证，然后对他们说：“我是伦敦警察局的，你们被捕了。”
紧接着，安全局的三名特工围了上来，将他们三人塞进了早就停在路边的汽车，把他们带到了警察局。
在警察局里，狡猾的莫洛迪百般抵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可是他的同伙霍顿则是竹筒里倒豆子，把一切都交代了，而霍顿的那位不明真相的小情人，吓得在一边哭了起来。根据霍顿的交代，乔治·史密斯和几名特工马上驱车来到了克兰利花园路45号，将罗森伯格夫妇抓获了。
一开始，罗森伯格还想抵赖，说自己是一名守法的书商，是一位慈善家。乔治·史密斯问他：“罗森伯格先生，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到你们这里来的那位先生是谁？”
罗森伯格夫妇一听什么都明白了，他们脸色骤变，意识到自己的事情败露了。
在逮捕罗森伯格夫妇时，安全局再三强调一定要注意保密，不要把这次行动张扬出去。可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重大胜利，伦敦警察局的侦探史密斯却欣喜若狂，很快就把这件事给传出去了。安全局知道后，大为光火，因为事情并不像史密斯等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这次行动尽管破获了一个大的间谍网，抓获了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莫洛迪——莫洛迪是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抓获的最重要的苏联间谍之一，其重要性仅次于后来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抓捕的阿贝尔上校——但是，负责指挥这次行动的彼得·赖特却高兴不起来。
原来赖特发现，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莫洛迪在落网之前，苏联克格勃总部就已经知道莫洛迪暴露了，但是并没有将他撤回去，反而把他送到英国来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苏联人为了保护英国安全局内部那个泄露机密的内奸！因为那个内奸比莫洛迪更“值钱”，所以他们只好“丢卒保车”。
那么，这个内奸到底是谁呢？赖特百思不得其解。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安全局反间谍处处长琼斯进行了汇报。很快，赖特的这种猜测又被传到安全局局长霍利斯和副局长米切尔的耳朵里。但是，安全局的这些高层领导们听到了这种猜测后，却非常不高兴。他们认为，如果真如赖特所猜测的那样，安全局的几十名情报官员，岂不都成了怀疑的对象？
于是，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但是，随着一些新的苏联叛逃者陆续来到英国，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也开始浮出水面——彼得·赖特的猜疑并非空穴来风，在英国情报机构内部的确有“鼹鼠”存在。
局长成了“疑似鼹鼠”
鼹鼠原本是一种体态很小、长约10余厘米的哺乳动物，但其破坏能力却不可低估，所以在西方一些国家中，就把那些破坏力极强、吃里爬外的间谍比喻为“鼹鼠”。而当年在英国的情报机构中，“鼹鼠”却成了“苏联间谍”的专用代名词。
就在莫洛迪间谍案破获不久，苏联谍报人员戈利钦叛逃到了英国。戈利钦来到英国后，言之凿凿地声称，克格勃特工已经完全渗透了英国的情报机关，无论是英国秘密情报局还是英国安全局的任何文件，他们随时都能搞到，就像探囊取物那么简单。
戈利钦的话顿时让英国人乱了方寸。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英国不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堡！早就怀疑在英国情报机构存在内奸的彼得·赖特听到这些话之后，更坚定了自己当时的猜测，于是他开始暗中调查安全局的情报官。
可想而知，这种调查的难度是巨大的。尽管有那些苏联的叛逃者为赖特的调查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要在尘封已久的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还要得到相关同僚的密切配合，仅仅靠赖特一个人是无法办到的。于是，赖特找到了秘密情报局局长怀特，谈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他的支持；接着，赖特又找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安全局局长霍利斯，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赖特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最后霍利斯终于同意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近30年来苏联克格勃间谍对英国情报机构的渗透情况，并由赖特担任这个调查委员会主席。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查“鼹鼠”行动就这样展开了。
这场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也只能是在秘密中进行。许多调查工作，除了调查委员会中的几个人知情外，对外一律保密。调查委员会首先从英国安全局的内部调查档案与资料入手，希望能从中发现蛛丝马迹，找到那些“鼹鼠”的线索；其次，他们还要在那些叛逃到西方的苏联间谍身上下工夫。
经过一番努力，调查委员会从秘密情报局几份有关的资料中发现，1945年叛逃到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的译员古曾科曾经说过，苏联在西方有一个“原子能间谍网”，其中有一个代号为“埃利”的间谍。那个“原子能间谍网”当时已经破获了，但是那个代号为“埃利”的间谍却下落不明。赖特想，那个“埃利”也许现在还在英国，甚至就在安全局工作。如果是这样，这个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埃利”就是一个最危险的人物。
为了找出“埃利”， 赖特不厌其烦地询问每一个叛逃到英国的苏联间谍，也不止一次地找过那个古曾科，但是都一无所获。赖特并没有灰心，通过细致的询问后，选择了一个新侦破方向，把目标对准了安全局专门保管档案的F处，因为只有那里的工作人员可以查阅到最机密的文件档案。但是经过一番调查之后，他并没有发现F处的那些工作人员与苏联人有什么勾结。
这时，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赖特的脑海中闪过——保管档案的人没有问题，那么，有权调阅档案的人呢？就这样，赖特最后竟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时任安全局局长霍利斯。
赖特此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痛苦、矛盾又害怕。如果安全局局长真的是苏联间谍，那么，英国就真的是无任何秘密可言了。
但是，赖特不愿意就此罢手。他想，既然已经抓到了“鼹鼠”的尾巴，就要将他揪出来。通过调查，赖特进一步发现，当年处理古曾科的官员就是现任局长霍利斯，是他亲自去审讯古曾科的。正是在这次审讯结束之后，人们才从霍利斯口中知道了有关“原子能间谍网”以及藏在军情五局内部的“埃利”的秘密。当时，担任安全局D处的处长利德尔对“埃利”非常感兴趣，他对“埃利”作出了各种各样的推测，准备一查到底，但是都被霍利斯压下了。赖特有些费解，霍利斯为什么那么做呢？
不久，政府通信部破译的苏联间谍的电报又为赖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1945年9月，古曾科叛逃后，通信总部曾经截获了一份内务部发给伦敦情报站站长克罗托夫的电报，电报上说加拿大的苏联情报机构遇到了麻烦。不过电报说得非常委婉，语气平和，但是，克罗托夫收到电报后马上就将自己的联络次数降到最低了。
赖特查阅了菲尔比的档案。哈罗德·金·菲尔比，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高级要员，也是克格勃最成功的一名间谍，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为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1963年，他由于身份暴露出逃苏联。
通过调查，赖特发现，就在1945年9月18日，菲尔比收到了一封来自加拿大的电报，就是有关“埃利”的内容。第二天，伦敦还给莫斯科发过一封加急电报，这与菲尔比发的电报电波频率一致，因此可以断定是菲尔比发的。赖特查阅了莫斯科的回电，上面写着就菲尔比关于他们在加拿大事务的材料与加拿大情报局商量一下，并且确认了菲尔比的消息是准确的。
苏联间谍总部对菲尔比竟然不放心，这说明了什么？那就是说，苏联克格勃在一直监视着加拿大的间谍机构，并且确实有一个“埃利”存在。
赖特又调来沃尔科夫的档案。这位苏联驻土耳其领事馆的官员曾经主动与英国联系，为英国情报机构提供线索。他曾经说过英国外交部内部有两名间谍，情报部门有五名间谍，其中一名领导着反情报部门。那名领导，人们一致认为是菲尔比，可是赖特却推断是霍利斯！
赖特联系起了以前霍利斯更多的疑点。1953年，英国海军情报局准备策反苏联驻日大使馆的拉斯特沃罗夫。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拉斯特沃罗夫终于心动，但是他却要求去澳大利亚而不是英国，他说秘密情报局是一个被苏联渗透的地方，若是到那里，会自身难保，海军情报局同意了他的要求。没想到，一场大风雪使飞机的行程发生了改变，临时飞往新加坡，而不是澳大利亚。拉斯特沃罗夫惊恐万状，跳下飞机，跑进了美国大使馆。他解释说，自己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要叛逃，当他到莫斯科后，就有两个伪装成秘密情报局的人找他，他的朋友被枪决了。
赖特翻阅拉斯特沃罗夫的档案，发现负责此案的还是霍利斯。
赖特来到牛津大学，查阅霍利斯的档案。霍利斯曾经是牛津大学的学生，但没有拿到学位。那么霍利斯又曾经与谁混在一块呢？赖特发现，其中有左翼分子克劳德·科伯恩，这是一个同共产国际交往密切的家伙。那么，霍利斯会不会受到他的影响呢？
1965年6月17日，赖特接到霍利斯的电话，说是要见他。赖特刚走进门就发现，霍利斯正满脸笑容地在门口等着他。二人刚刚寒暄了几句，霍利斯突然脸色一变，厉声质问赖特，为什么怀疑他是内奸？
赖特不知所措，最后决定实话实说。他详细地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从朗斯戴尔到古曾科，还有其中的疑问，也都说了出来。
经过一阵唇枪舌剑之后，霍利斯与赖特不欢而散。霍利斯几天后就退休了，但是，调查委员会并没有放过他，他们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其中有一份指控名单，上面赫然写着霍利斯的名字。
一年以后，军情五局专门为霍利斯的事情召开了一次会议，霍利斯的继任者琼斯公开表态，拒绝继续进行挖掘“鼹鼠”的行动，理由就是万一造出一些冤假错案，秘密情报局将损失惨重。
1969年，霍利斯又被召回安全局接受审讯，这位倔强的老头坚决不承认自己是苏联间谍。四年后，霍利斯带着尚未洗清的罪名死去了。
1976年，赖特也从军情五局退休了，调查“鼹鼠”的行动接近了尾声。在移居澳大利亚后，赖特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抓间谍者》一书于10年后面世，书中的霍利斯俨然是一位苏联间谍的形象。
当时，有一位名叫查普曼·平彻的记者也加入了指控霍利斯的行列。在赖特的帮助下，他先后出版了《他们的行动是背叛》、《机密度太高，时间太长》和《叛国者》等著作，在这些书中，霍利斯都被查普曼·平彻说成是苏联间谍。结果又闹得满城风雨，英国朝野上下一时沸沸扬扬。
那么，霍利斯究竟是不是苏联间谍？是不是英国情报机构中隐藏最大而且是最深的“鼹鼠”？这个问题直到1985年终于有了答案。
1985年9月，一名重量级的克格勃间谍——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到了英国。在接受军情五局的审讯时，英方要求戈尔季耶夫斯基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霍利斯是否是苏联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回答是否定的。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回答，终于使霍利斯的身份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克格勃情报站长叛逃到英国
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逃亡，完全是由于信仰的原因。
1938年，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出生于苏联，父亲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在苏联情报机构任职。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小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家。但是，当他顺利进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之后，却加入了克格勃。毕业后，他先后在莫斯科、丹麦工作过。
1968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布拉格之春”粉碎了很多人的社会主义梦想，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信仰也开始动摇。他不能相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粗暴地干涉别的国家，但他又不能否认眼前那铁的事实。他的思想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
五年后，正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工作的戈尔季耶夫斯基读了著名间谍菲尔比的传记，他对这个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他托人找到菲尔比本人，求证书中的东西。可是菲尔比读完那本传记后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千万别相信那些书上的东西。知情人都知道，菲尔比因为信仰社会主义逃到苏联之后，却受到了冷遇。菲尔比的现身说法，成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逃亡西方的精神启蒙。
1974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决定为英国人工作，他与英国秘密情报局取得联系后，主动向秘密情报局提供了有关克格勃在北欧国家活动的情况。他的举动让英国情报机构喜出望外。由于追查“鼹鼠”一事，英国情报机构已经被搞得声名狼藉，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投靠，让他们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
1982年，戈尔季耶夫斯基来到伦敦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工作。这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其实就是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这为他的“双重间谍”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利用外交官的身份和英国情报机构多方接触。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定期编写有关英国政治问题的情报资料，向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汇报，同时为自己捞取更多的信任。在此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还向英国情报机构提供了一份情报，将那个一直同自己秘密联系的英国情报官迈克尔·贝塔尼出卖了，帮助英国安全局挖出了一个隐藏在内部的大“鼹鼠”。
1985年5月17日，戈尔季耶夫斯基被一份密电召回了莫斯科。他把妻小留在了伦敦，在伦敦布鲁克林机场上了前往苏联的航班。一路上，戈尔季耶夫斯基忐忑不安，觉得此去凶多吉少。
果然，一到莫斯科，一名边防检查员就仔细地查看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护照，检查完了就立刻打了一个电话，不知对什么人说：“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回来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一看就知道出事了。边防检查员在向什么人报告，说自己回来了呢？更让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安的是，他从机场出来的时候，总部没有派车来接他。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戈尔季耶夫斯基就到克格勃第一总局报到了，要求会见副局长格鲁申科，但被婉言拒绝了，叫他慢慢等待。
等待是漫长的。在这些等待的日子里，原先的那些同事们明显地疏远了，很少同他主动接触。直到十多天后，戈尔季耶夫斯基终于接到了副局长格鲁申科的电话，让他第二天去参加一个会议。第二天中午，格鲁申科亲自驾车来接他，他们没有去参加什么会议，而是去了一家餐馆，格鲁申科要和他共进午餐。
吃饭的时候，格鲁申科建议喝杯伏特加，戈尔季耶夫斯基爽快地答应了。两个人边喝边聊，先是一些漫无边际的话题，从伦敦的点点滴滴到家常琐事。这时，戈尔季耶夫斯基觉察到自己的大脑有些迟钝，甚至麻木了。戈尔季耶夫斯基极力想控制住自己的嘴巴，但是大脑明显地不受自己支配。这时，旁边忽然出现了两名军官，开始陪他说话，谈一些有关戈尔季耶夫斯基叛变的事情。戈尔季耶夫斯基用仅存的一点意识说出了“我没有背叛”，随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醒来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四周密封的屋子里。早饭后，昨天的那两个军官用一辆黑色的轿车将他送回了家。
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凡是叛国者都是要受到严惩的，在卢比扬卡监狱的滋味可不好受。因此，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计划下一步怎么做。
第二天，戈尔季耶夫斯基拨通了格鲁申科的电话，格鲁申科告诉他要老实交代，好好反省。并且告诉他，他在伦敦的任命已经被取消了，他的家人也将很快回到莫斯科。最后格鲁申科还对他说，可能会在八月份以后给他重新安排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计算了一下，距离八月份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做好充分的准备。
于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每天早上6点钟准时起床，在公园旁边的小树林里跑上几圈。每一个路口都有监视他的人，那些人为了完成任务，有的还要陪着他跑完全程。吃完早餐，他就到莫斯科图书馆翻阅当天的报纸，或者去郊外度假，或者去亲戚家。这种有规律的生活，使那些监视者感到无聊，渐渐放松了警惕。
这时，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妻女已经从伦敦回来了。一切准备就绪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了他的潜逃行动。
那一天，他陪着妻女到商场去购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在走出商场的时候他轻轻吻别了妻子。告别妻子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来到郊外的一个火车站，然后爬上了一辆火车。两天后，在一个叫泽列诺戈尔斯克的小镇，他与等候在那里的英国人会合，然后坐上英国人的汽车，顺利地通过了苏芬边境的检查站。
1985年9月12日，戈尔季耶夫斯基出现在伦敦。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已经在那里等待，这些人都是英国外交部邀请来参加新闻发布会的。伦敦新闻秘书克里斯多夫进行了简单的开场白后，接着宣布苏联驻英国大使馆的政务参赞戈尔季耶夫斯基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这个声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英国秘密情报局非常高兴。这个曾经接触过苏联核心机密的间谍真是雪中送炭，多年未曾解答的问题或许会在他那里找到答案。
英国情报机构一直怀疑安全局局长霍利斯是潜藏在内部的最大“鼹鼠”，但一直没有足够的证据。这次，他们终于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口中找到答案了。还有那个“剑桥间谍网”中的第五个人一直都没有下落，这一次同样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交代中得到了答案——“第五人”就是约翰·凯恩克劳斯。此人在二战期间供职于政府通信总部，虽然属于情报部门，但一直没有受到怀疑。
此时，英国情报机构的人终于明白，原来那场追查内部“鼹鼠”的活动竟是一场闹剧。这场“闹剧”，让本来就是多事之秋的英国情报部门雪上加霜，大伤元气，人人自危；同时，也让他们的对手克格勃看够了笑话。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英国情报部门里没有“鼹鼠”存在。半个世纪以来，那些真正的“鼹鼠”一个又一个地浮出水面就是不争的事实。
看来“鼹鼠”之忧，仍是英国情报机关永远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