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要注重三种基本行为：一是市场行为。企业要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范，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二是合法行为。企业的经营行为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国际规则的要求。三是自愿行为。要自愿成为对公共利益和社会负责任的企业。换言之，一个真正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和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必须遵守国家法律、重视社会公德、坚持诚信经营。以此对照，我们会发现，很多企业和企业家是不合格的。例如，社会有关民企原罪的争论就折射出了这一点。一些企业家掘第一桶金的时候，其手段之卑劣，对社会财富掠夺之疯狂，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还有一些企业家缺乏起码的社会道德。当然，这不仅仅是企业家的事情，而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普遍现实。但是，企业家在其中起到了特别不好的“榜样”作用。
曾经在中国香港发生的黄宏生案，就涉及了关于民企原罪的问题。从中国香港廉署对黄宏生的指控来看，他在2000年11月至2003年4月期间，涉嫌与另一名被告串谋盗窃由创维数码银行户口签发的9张支票，涉及款项4837万港元。也就是说，黄宏生为了能在港上市，用了造假和欺骗的伎俩，严重影响到企业家的诚信问题。
黄宏生和张瑞敏、李东生一样，是中国的企业家，创维也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之一。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的优秀不但体现在他们杰出的商业才能和辉煌的业绩上，更体现在他们具有的那种“舍我其谁”的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上。黄宏生能在短短的十余年间，把创维打造成全国第二大彩电生产商，也必有其品格上的过人之处。黄宏生在2003年入选经济年度人物，而年度人物的当选标准之一，就是诚信和对社会的责任。人们之所以相信他们，是因为这一批企业家有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所以，黄宏生的言行不一，伤害的不仅仅是他本人，更是整个中国企业家群体。
实践证明，企业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的品牌投资、企业的信誉投资、企业的社会形象投资，既达到了企业回报社会的目的，也符合企业发展的长远利益。
企业家只有重视自己的社会责任，承担历史重任，才能建立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表面文章”的背后是企业的不负责任
汽车到达报废年限后，车主应履行报废手续。按规定，报废汽车回收企业不得改装、拼装、倒卖报废汽车及其五大总成(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桥、车架)和其他零配件。
尽管明令禁止，但仍有报废汽车或其五大总成从某废旧机动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流入社会——二手车贩子开着卡车，从公司院内拉运报废汽车或五大总成。
李晓是某汽车公司的一名员工，每当看到本应拆解报废的车辆又被车贩子从公司拉走流向社会，他便很担心。因为，这些报废车辆或其五大总成部件被重新拼装后流入社会，会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按国家相关政策，报废汽车的回收价一般在每吨400元左右。例如，一辆报废桑塔纳重约1.5吨，拆解公司所给的回收价在600元左右。目前，旧钢铁的回收价格每吨在2000元左右，拆解公司将报废汽车拆解后，应按废钢处理。
李晓说：“尽管其中利润已很大，但公司一些人并不满足，不但不把报废车辆拆解成废钢，反而卖给车贩子。按规定，报废车辆需要走车辆身份审核、初解、拍照、存档、切割、彻底拆解销毁、分类等程序。但这些程序得不到彻底执行，有人来检查时，公司人员只是象征性地将螺丝拧开，拆下车门拍个照片，之后便私下将整车或其总成卖掉。每辆报废桑塔纳回收价在600元左右，而卖给车贩子的价格达到五六千元甚至上万元。”
李晓说，几年来，前来购买报废车辆的主要是六七家老主顾，“其他外人来了一律不接待”。
每来一批报废车辆后，这几家老主顾会先后赶到，谁出价高谁就将车辆买下。车贩子买下报废车后，自己从外面雇工人，将车辆拆开，把五大总成卸下，然后装车拉走。一些报废的小轿车，只是象征性地解体，任何部件都不破坏，车贩子拉回去后重新拼装。
“运来的报废车辆中，最少有一半被车贩子买走，每个月最多能达到七八十辆。公司对这批车辆从不保存交易记录，所卖的钱到了哪里，很多职工也不知道。”李晓说。
在有的企业，善做表面文章是一些企业管理者的特长。搞惯了花架子，就容易产生敷衍应付、弄虚作假的心理，不能真正沉下心来反观自身肩负的责任，缺乏把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作做实、做到位的精神。而案例中这个公司的管理者却为了谋取暴利，视自己的责任于不顾，表面上已经对那些汽车做了报废处理，实际上却让那些已经报废的汽车重新流入社会，给人们的安全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从1996年到2001年，我国相继出台《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等，对报废汽车回收的全过程作出了明确规定。报废车的处置、流向成为政府部门监管的对象，非法拼装车市场的清理工作也一直被列为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重点内容之一。这家公司所做的“表面文章”正是其不负责任、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反映。
其实，还有许多类似这家公司的表面上遵守社会公德、尽职尽责的公司一直在欺骗公众，它们不但背离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还背离了企业可持续发展之路。在此，希望那些善做表面文章的企业管理者能够及时认识到：只有担负起责任，才知道责任的艰巨；只有担负起责任，才能听到生命呼吸的声音；只有担负起责任，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不负责的企业是最不赚钱的企业
SOHO中国总裁潘石屹针对房价和地价等问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负责的企业，实际上是最不赢利的企业，最不赚钱的企业。”
但是，责任意味着风险。承担多大的责任就有多大的风险，反之，风险越大，随之而来的收益就可能越大。而敢于承担风险是一个企业成长起来的必备素质。
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特大地震，地震引起大火，城市被烧成一片废墟。虽然许多市民都买了保险，但是保单都被大火吞没，劳合氏公司是否愿意或者是否有能力履行职责进行赔付呢？许多人心中都没有底。
但是，劳合氏公司不负众望，迅速、及时地拿出1亿美元作为保险赔款，帮助当地居民重建家园。为此，劳合氏公司遭到资金重创，但它勇于负责的精神，获得了顾客的信赖，为它赢得了“天下第一险”的美誉，公司品牌声誉如日中天，保险业务量激增。很快地，公司1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得到弥补，并重新开始赢利。
劳合氏公司200年发展的历史，始终证明，这是一家敢于负责的企业：
1912年美国“大力神号”巨型客轮在北大西洋触冰沉没，劳合氏公司为2000名死难者家属赔付350万美元。
1937年，德国“兴登堡号”飞船失事，劳合氏公司为此赔付近千万美元。
20世纪70年代，劳合氏公司又为石棉、电脑病毒等进行了巨额赔偿。
面对有着巨大风险的责任问题，劳合氏公司从来就没有推脱过。正因为如此，一次次看似毁灭性的打击并没有击垮这家敢于负责的企业；相反，劳合氏公司却利用这些机会一次次向世人证明：劳合氏公司勇于负责，值得信赖。
灾难并不总是发生，劳合氏公司每年的保险金额2670亿美元，赢利高达60亿美元。
担负社会责任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只有勇敢担负起社会责任的企业才能立身于社会，赢得公众的信赖；相反，如果一个企业无视消费者的利益，对一再推脱自己的责任，那么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的命运。下面的爱立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有着百年辉煌历史的爱立信与诺基亚、摩托罗拉并肩称雄于世界移动通信业。但自1998年开始的3年里，当世界蜂窝电话业务高速增长时，爱立信的蜂窝电话市场份额却从18％迅速降至5％，即使在中国市场，其份额也从13%左右迅速滑到了2％。爱立信从手机销售头把交椅跌落下来，不但退出了销售三甲，而且还排在了新军三星、飞利浦之后。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成长的市场上，国际上很多濒危的企业一到这个市场就能起死回生、生龙活虎，但爱立信却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失去了它往日的辉煌。
2001年，在中国手机市场上，大家去买手机时，都在说爱立信如何如何不好。当时，它的一款叫做“T28”的手机存在质量问题，这本来就是一种错误，但更大的错误是爱立信漠视这一错误。“我的爱立信手机坏了，送到爱立信的维修部门，问题很长时间都没有解决。最后，他们告诉我是主板坏了，要花700块钱换主板。而我在个体维修部那里，只花25元就解决了问题。”这位消费者说出了爱立信存在的问题。那时，所有媒体都注意到了“T28”的问题，似乎只有爱立信没有注意到。爱立信一再地辩解自己的手机没有问题，而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捣鬼。然而，市场不会去探究事情的真相，也不给爱立信以“申冤”的机会，就无情地疏远了它。
1998年，《广州青年报》从8月21日起连续三次报道了爱立信手机在中国市场上的质量和服务问题，引发了消费者以及知名人士对爱立信的大规模批评。而且，爱立信的768、788C以及当时大做广告的SH888，居然没有取得入网证就开始在中国大量销售。当时，轻易不表态的电信管理部门的声明，证实了此事。至此，爱立信手机存在的问题浮出了水面。但爱立信一如既往地采取掩耳盗铃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据当时参加报道的一位记者透露，爱立信试图拿出几万元广告费来封媒体的嘴；爱立信广州办事处主任还心虚嘴硬地狡辩：我们的手机没有问题。既然选择拒不认错，爱立信自然不会去解决问题，更不会切实地去做服务工作。
质量和服务中的缺陷，使爱立信输掉了它从未想过放弃的中国市场。
可见，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必须融入消费者、员工、股东、社会群体之中，与各种组织产生互动。企业在享受利润的同时，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一方面可以赢得声誉和组织认同，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佳的社会氛围，使企业得以保持生命力，获得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