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一九七八
李洁非
一九七八年有多重的历史意义。一、政治方面，开启了邓小平时代，重要性可同一九四九年并立；由此进入曲折然而充满锐气的改革开放时期。二、是社会、国民勇敢表达和追求物质及个人利益之始，是“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这一庶民价值观复活的开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旧道德逐渐作古，对财富、享乐的向往以致崇拜逐渐成为完全正面的情感，就像清末民初“咸与维新”一样，国民开始“咸与逐富”。三、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析分明显，非主流话语启其端倪，从此，精神思想出现两条线索，博弈过程贯穿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终于基本形成彼此并存关系。
精神话语的整一性，从建国起维系到红卫兵运动式微和知青运动开始。以前，自上而下只有一种声音，至“文革”初达于极致；之后，绚烂已极、归于平淡，也可谓物极必反。红卫兵向知青的转换，诱发独立思考。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使思想分化进一步加剧，普遍开始自发的精神探索。地下思想群落在知青和城市青工聚集地广泛形成，借读书、通信和文学创作等，有持续而稳定的活动，唯处于地下状态，未获公开表现的机会。
其首度展示于公共空间，即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为民议不满，随后周恩来逝世令民众情绪更加激化（此尽可借“周总理遗嘱”伪造案窥之），经过两三个月的积累与发酵，终酿成“天安门事件”。突然之间，民众在广场和街头用诗歌、演说、挽联、标语等，发出不同于报纸、电台或文件的独立声音，为建国二十余年来所仅有。“丙辰清明”实际上宣告官媒全权代言民意的时代已经结束。
这一含义，在“四人帮”垮台后，围绕“天安门事件”平反与否，继续延伸。“两个凡是”作茧自缚，拂逆民意，使民众自行表达的愿望益为强烈。事情胶着两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由北京市委予以宣布。十六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平反本身构成新的契机，民意深受鼓舞，从胜利喜悦中品尝巨大的自信。
这样，已存在数月的“西单墙”现象迅速升温，很快便到高潮。同类情形，不只见于北京，其他大城市也有规模不等的表现。例如，上海的“人民广场”。笔者那时刚入复旦大学读书，大约十一月下旬听说人民广场场面热烈，遂偕同学前往一观。但见人流不息，到处在辩论，但秩序良好。
回忆当时，笔者思想犹为自幼一贯的课堂教育所限，将毛泽东拜为偶像，初闻现场各种自由论说，极不适应。然而经此一幕，不觉间启动独立思考意识，多读多辨之后，终于走出心障。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而言，也许普遍有此体验。如今可以确认，一九七八年人民广场的见闻，于笔者是启智之始。
所谓“西单墙”，在今电报大楼以西。
当年，因地处闹市口，近傍一座大的公交站（北京人所时称的大1路、大4路等公共汽车在此停靠），人流如织，所以人行道边上一堵约二百米长的灰墙，常被贴上寻人启事之类便条。一九七八年春季起，先是有百姓在此张贴告状信及申诉材料等，后来出现了言论性的大字报，就政治及思想问题表达个人之见。“西单墙”取缔后，灰墙被修成带玻璃窗的宣传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拓为西单文化广场。
在其短暂历史上，《中国青年》复刊风波是重要的时间窗。
《中国青年》为共青团中央所办老牌刊物，“文革”间停办。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筹备共青团“十大”，同时决定《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
等三家报刊将在团代会前后陆续复刊。
八月，团中央“十大”
筹委会决定，《中国青年》于九月十一日正式出刊。
其时，“天安门事件”平反仍然未决，民议不便久之。《中国青年》编辑部在策划复刊时，注意到这绝佳的选题，“全国所有报刊杂志没有一家敢碰。这肯定是个最大最敏感的‘地雷’。如果我们青年刊物敢于赴汤蹈火，大声疾呼，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肯定是惊天动地的。”（孙兴盛《（中国青年）复刊风波》，《百年潮》2008年第10期。）在读者，是众望所在；对刊物来说，则是精彩的亮相。
围绕这一方案，复刊号形成以下主要内容：
一、“童怀周”所编《天安门革命诗抄》。此系“四五”期间民众诗歌集本，编者是北京二外汉语教研室一些教师，集体化名“童怀周”。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周年后，该集本就以非正式出版物流布民间，但作为公开发表尚属首次。为避风头、通过审查，《中国青年》未用《天安门革命诗抄》原题，改为《青年革命诗抄》。
二、发表题为《革命何须怕断头》的人物通讯，传主为北京青工韩志雄，一位“天安门事件”的活跃分子。
三、以“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论文《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提出大破“现代迷信”，号召青年“站在破除现代迷信的前列”；指出科学与迷信之间斗争是长期的，眼下现代迷信妖雾既未散去，今后亦难免再现借“高举”营私的政治骗子。
四、通过复刊词《春风吹又生》，欢呼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九月十日，复刊面世的前一天。北京地区承印的六十万份全部印好，编辑部一面将样本送呈党中央主席、副主席等，一面向社会发送杂志，约已发送出去四万多份。
正在此时，情况突变。
当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汪东兴打电话给团“十大”筹委会主任韩英，指责《中国青年》复刊号有严重问题。韩英当即电召杂志社负责人，宣布全国各印点马上停印停发，已发至北京地区各邮局的要设法回收，已到读者手中的那四万多份，将来也要用新出的刊物换回来。
参与复刊工作的编辑孙兴盛，后来写道：“这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步骤！编辑部早有预料，这期刊物肯定会招致一些反对和批评，但万万没想到竟遭如此厄运。
大家愤愤不平地说：解放三十年来，还从来没有因为刊物内容而被停印停发的先例。”（《（中国青年）复刊风波》）此话如果不错，则《中国青年》复刊号停发收回事件，就在当代新闻出版史和思想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笔。其特殊性，就在于“解放三十年来，还从来没有因为刊物内容而被停印停发的先例”这种情形终于打破。过去“从无先例”，不仅是控制较严，从精神思想状况而言，也确无从出现需要“停印停发”的书刊，原因如前所说：
精神话语一直维系着很高的整一陛。现在则不然，即如《中国青年》这种官办刊物，也开始不与“上面”严格保持一致。
九月十二日，韩英传达汪东兴对于如何处置的具体指示：九月十四日，汪又在人大会堂召集编辑部主任以上干部开会。概括起来，有以下内容：一、必须增加华国锋题词；二、增加新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三首和毛的照片；三、对《革命何须怕断头》和《青年革命诗抄》进行图文删削；四、“特约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有影射毛主席之嫌”；五、不得妄谈“天安门事件”：“你们写的是‘天安门事件’，诗歌全是天安门的诗，画也是天安门广场。谁看不出来？！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定了的。”
事情实际不了了之。编辑部做了无关痛痒的改动，叶巴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及照片都放进去，其他的都不动。”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编辑部以组织名义，“越级”
给华国锋和五位中央副主席写信，说明情况，而华国锋认为无须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其他副主席亦持同感。这样，汪东兴态度趋于缓和。他对编辑部人员转述说：
华主席让我和你们商量，一是不动，就照你们的意见办，毛主席诗词不登，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怕什么？最多只能说汪东兴讲的、韩英讲的、筹委会讲的都不灵了嘛！最多说你们打了个胜仗。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都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这也是你们信中说的。几位副主席同意你们的意见，说他们代表组织来的信，不同意怎么办？华主席同李副主席通了电话，批还是批一下。我说把握不大。华主席说，人家敢发你怕什么？发出去就发出去，只要他们敢干就干吧。（《（中国青年）复刊风波》）
华国锋没有支持汪东兴的做法，不觉得只登叶帅题辞未登他的（实际事出有因，编辑部作了解释），以及未登毛泽东照片和诗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由此可见，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决策与信息》2008年第11期）中所述华国锋温和宽厚，言之不虚。当时在一些事情上，华国锋或许欠缺些勇气，或许不能开风气之先；但是，他不阻拦别人。“人家敢发你怕什么？发出去就发出去，只要他们敢干就干吧。”这样的话，难以从心胸狭隘、锱铢必较者口中说出。
停印禁发导致《中国青年》复刊号大热。当它经整改而重新发行时，首印二百七十万份，全国迅即抢购一空，随后再印三十多万份，单期销量逾三百万份，创下该刊最高历史纪录。从此，“愈禁愈火”大抵成为规律，凡责令停发、收回的书刊，无不受到民众热烈追捧。这一奇特现象，如实地反映两种话语的逆向而行。
以上，将《中国青年》复刊号遭禁过程略述一遍，回头再讲此事与“西单墙”的关系。
却说九月十日上午，汪东兴下令收回之前，部分复刊号流入京城社会。先睹为快者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定稿》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众人交口称赞，大呼过瘾。
没有这份杂志的人，下午上街购买，“回来说，买不到，不准再卖了。”（李凌《1978年北京长安街的特殊大字报》。
李凌，时为《未定稿》编辑。三十年后，他回忆同事们当时的心情：
我们想，“四五运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粉碎两年多，仍未平反，现在《中国青年》又被扣押，肯定遇到巨大压力。（后来知道是汪东兴下令禁止发行的。）我们应该尽力支持，让广大群众看到这些文章，读到这些悲壮的诗篇，以产生更大的影响。
他们设法从《中国青年》编辑部得到一本杂志，李凌和另两位编辑王小强、王晓鲁，叶巴杂志拆开，一页一页贴在大张白纸上，并在重点文章和诗篇上加了鲜明的大红标记，以引起读者注意。我们又用红墨水大字写上一段按语，大意说：这是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不知为什么，街上买不到了，现张贴出来，供大家阅读，请大家评议。”
如此，经过拆分和粘贴的《中国青年》
复刊号，成为一份大字报。李凌和另一同事聂峙砥女士，带着它以及一桶糨糊、一把笤帚，赶往“西单墙”。“一到那段墙下，我就赶紧刷糨糊，她急忙往上贴。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来看。”
张贴受到阻拦，“两名戴着红袖章的持枪士兵前来干涉，吆喝：‘不准贴，不准贴！’有一个士兵的两只手像铁钳一样，紧紧地抓住我的双臂，命令说：‘你们不能贴！’还说：‘你到我们领导那里说清楚！…显然，那时“西单墙”已处在监控中。
但是，周围群众前来帮助李、聂。有些入围着士兵，一面相劝，一面形成屏障，使张贴能够继续：另一些人，帮着聂峙砥往墙上刷糨糊。眼看要贴完，群众帮助李凌脱离控制，“低声叫我‘赶紧走，赶紧走！’我得以脱身”。两名士兵并未坚持带李、聂“到我们领导那里说清楚”，大字报也没有被扯掉，他们的态度更像是例行公事。
这份“特殊的大字报”，大大提升了“西单墙”的人气。复刊号被禁之事，不胫而走，现在，“传说中的杂志”终于露面，岂能不轰动？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一睹为快。
张贴了《中国青年》复刊号的“西单墙”，很像后来的网上论坛，“主帖”后面有无穷无尽的“跟帖”——很多群众奋笔而书，把或长或短的感想、评论、声明，贴在复刊号周围。至此，“西单墙”真正成为北京的焦点。
至少在形式上，“西单墙”接受了“文革”的馈赠。这层渊源，历史研究者不仅不必回避，而且应予指认。直观看去，“西单墙”与“文革”间到处搭建的大字报栏不分轩轾，样式和气氛都像——虽然内容大不相同。这种形式与内容间的不协调，受限于现实，事出无奈。《沉沦的圣殿》编者在第五章《（今天）的创刊与黄金时期》认为，产生“西单墙”的原因之一，是“公开发行的国家出版物”未能“与民间舆论同步成熟”。
以文学为例。关于“文革”后文学，教科书习惯性地把其开端写得生意盎然，好像“四人帮”一倒，文学的春天随之就来。
其实基本不是那个样子。
一九七八年“文坛”处在什么状态？是年十月二十至二十五日，有个高端会议，《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三大刊物编委会联席会议，“文坛”重镇基本到齐，此外有各地知名文艺理论家。刘锡诚先生作为工作人员，留下会议发言详细笔录，如今他将其整理后载于所着《在文坛边缘上》。阅读这些记录，可对一九七八年“文坛”有直接印象。
蒋孔阳先生郑重提出：“第一，是恢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权威性。”乍见此语，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不过，看到赵寻提出“要《讲话》还是要《纪要》”的问题，就稍稍理出了头绪。所谓《纪要》，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成文于一九六六年三月。这个文献，隶于江青名下，实际是在毛泽东直接部署、亲自修改三次的情况下形成，其产生经过请参阅笔者的《“文艺革命”述略》（《钟山》2010年第1期）。由于这层关系，按照“两个凡是”，虽然江青倒台了，《纪要》还是不能动。但《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提出与“继续革命”相适应的一套文艺政策。与《纪要》相比，《讲话》的尺度不算过苛。所以三刊编委会联席会议上，提出“要《讲话》还是要《纪要》”的问题，恢复《讲话》
“权威性”，被视为文艺解放的一条途径。
这颇能说明一九七八年“文坛”的状况。当时体制内文学，尚在争取从《纪要》
退到《讲话》，换言之，设若能以《讲话》为准，即皆大欢喜。如此辄不难于弄懂，为何《伤痕》或“暴露文学”的出现，让人痛心疾首——连《讲话》对“歌颂／暴露”的规定都是可以跨越的么，这远远超出于那时“文坛”所能达到的思考限度。
这且不说，看看林默涵的发言，我们对粉碎“四人帮”已历两年之后“文坛”思想究竟抵于何处，会有更真切的了解。他集中谈论了《纪要》发明的“黑八论”问题，但不是从驳斥角度来讲，是从自我辩护角度来讲。他逐一讲了“写真实”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真人真事”论、“无差别境界”论等，每讲一处，都附上“是我们批评过的”这样的说明，之后他总结道这些论调都是我们批评过的，“四人帮”却反过来，加在我们头上，说是我们提倡的。
简单概括一下：他不认为“黑八论”批错了，只是纠正说，“我们”对“黑八论”的批判其实还早于“四人帮”——他以“四人帮”批判的正是“我们”批判的，来证明没有什么“黑线”。这意味着，晚至一九七八年十月，“文坛”一位重要领导者，在公开场合明确肯定了所谓“黑八论”的存在，继续主张“十七年”文艺界的批来斗去是正确的。
由此，能够体会会议思想气氛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