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二月，功德使上书说：法门寺真身宝塔内有释迦牟尼佛指舍利一节，相传三十年一开示，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又为应开之期，请皇上下旨奉迎。于是，宪宗便使宦官杜英奇带宫人三十人去法门寺奉迎佛骨。次年正月，杜英奇等人持香花奉迎佛骨至京，先留于皇宫中供养三日，后又送京师长安各佛寺，使僧俗信徒礼瞻。这次奉迎佛骨，轰动了整个长安城，王公士民奔走相告，瞻奉施舍惟恐不及，有人竭己财产充施，有人断臂脔身而供养，以期能得到释迦牟尼的保佑，信仰之情竟达狂热程度。刑部侍郎韩愈见到这种情景，感到无比愤慨和痛心，因而写了《论佛骨表》（或《论佛骨疏》，后人也称《谏迎佛骨表》）呈上。他认为，佛教为夷狄之教，传入中国后，使中国乱亡相继，南北朝以来，迷信佛教者均国祚无常，供佛求福者皆得祸受害，故不可妄信佛教。他还指出佛乃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言，身不着先王之服，不知君臣之义，不知父子之恩。假若他还未死，奉国命来朝京师，我皇帝陛下可容而于宣政殿一见，礼宾一设，赐宴一筵，赐衣一袭，卫而出境，不使他惑我华夏，显我大唐气派。今佛已作古，枯朽之骨，岂能出入皇宫禁中！
今迎佛骨入京，巫祝不先，桃符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罪，臣实耻之！他还进一步提出，乞以此骨付诸有司，使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唐宪宗极为信奉佛教，在将佛骨迎入皇宫的第二天，他便向臣下宣布说自己在夜里看见佛指舍利大放光明。满朝文武听后，都伏地向他叩贺，并称这是陛下的洪福，是圣德所感，是最大的喜庆。唯有韩愈一人不表示祝贺。当唐宪宗看到韩愈的《论佛骨表》后，勃然大怒说：“你说我奉佛太过，犹可容；但你又谓古代奉佛以后，天子都夭促，国祚均无常，这是在诅咒我。韩愈身为人臣，狂妄如此，决不可赦！”唐宪宗要处死韩愈。后经裴度、崔群等朝官为之求情，唐宪宗才免韩愈一死，将其贬为潮州刺史，以示惩罚。韩愈在赴潮州时途经蓝关，悲愤交集，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名诗，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唐宪宗于礼迎佛骨次年驾崩，第三子李恒继位，史称唐穆宗，在位四年。他在位期间，由于宪宗礼迎佛骨高潮刚过，余绪仍在波动，佛教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倡。长庆元年（821年），穆宗亲制一篇《南山律师赞》，对中国佛教律宗开创者道宣和尚大加颂扬，并表示自己要稽首归依肇律宗主；另外，他还派人前往佛教圣地五台山，以皇帝的名义设斋，款待僧尼近万人。长庆四年（824年），徐州节度使王智兴奏请设坛度僧，但自愿度者，须输钱二千，方给度牒。这一政策公布后，四方辐凑，江淮地区尤甚。唐朝政府通过卖度牒收钱巨万。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发现这个问题后，当即上书，奏请制止，他说：“一民户有丁三男，若一男削发为僧，则影响政府的徭役和赋税收入，如此下来，江淮地区可失丁男六十万，不可不细察，应该注意到政府的长远利益。”穆宗闻奏，顿觉敛钱度僧为失大之举，敕令停止，但所度僧人已成气候，悔之已晚。
唐敬宗李湛，为穆宗长子，于公元825年继位，在位两年多。宝历元年（82年），敬宗敕于京师左右两街建设戒坛，左街设于安国寺，右街设于兴福寺，以为度僧行法使用；又以中护军刘规为两街功德使，掌管京师佛事；同年，他还令刘规主持考童子试，男童背诵五百纸佛教经文为及格，女童背诵百纸经文为及格。以佛经为科举考试之内容，可谓离奇之至。宝历二年（826年），唐敬宗又亲临右街兴福寺，听和尚们宣讲佛经，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公元827年，唐文宗李昂即位。李昂为穆宗次子，在位共十四年。唐文宗对佛教的态度和政策都较为谨慎，在一定程度上有抑制佛教的倾向。太和四年（830年），祠部查天下僧尼非正式出度者甚多，奏请文宗允许私度僧尼申请度牒，文宗准奏；但申请者有七十余万人，使文宗大为惊异。私度僧尼如此之多，确为封建统治的潜在之患。于是，开成三年（838年），唐文宗下《条流僧尼敕》，欲以封建王权抑制佛教的发展。他指出：黎民百姓惑信苦空说，官僚朝臣敬重方便法门，丁壮削发荀避徭役，此即佛教流行之弊，故要峻科严条。从即日起，京兆府以功德使，外府州以地方长吏，严加管理佛教，不得使其随便度人为僧。私度之行，宜应禁断。在严禁私度的同时，唐文宗还要求进行试僧，即凡僧尼除年老、年幼、有痼疾残废者和高僧外，均要参加由朝廷组织的考试，规定凡参加考试者必须能读五百纸经文，而且要文字流畅而无舛误，另外还要背诵三百纸经文，能通过上述考试者为及格；皇帝敕下之后，允许参加考试的僧尼先行温习三个月，然后考试；考试不及格者，便勒令还俗为民。文宗举行试僧活动的目的，在于抑制佛教的发展，并通过考试，使释门中大量的附流者还俗，以增强国家徭役和赋税收入。文宗还规定，试僧结束后，按僧尼数置设佛寺，天下佛寺要有定数，不得再创建寺院。他最后强调说：“一夫不耕人受其饥，一女不织人受其寒，安有废华夏之人，习外夷无生之法？”唐文宗的抑佛措施，是佛教在唐代不断发展的历史前提下，对佛教的一种人为的行政限制，这为后来的唐武宗灭法铺平了道路。
唐武宗李炎，为唐穆宗第五子，公元841年继位，共在位六年，是唐代二十多个皇帝中唯一坚决反对佛教的皇帝。会昌三年（843年），在道士赵归真的提议下，唐武宗命左右神策军三千人在皇宫中修筑一个望仙台，表示自己归心道教，并祈望与神仙相交。一些道士在与武宗的交往中，常借机诋毁佛教，大肆宣扬释教非中国之教，尽宜除去，等等；尤其是道士赵归真，由于他得宠于武宗，与武宗有较多的接触机会，所以他经常给武宗说：佛生西戎，教说不生之法，不生者只是死；佛教化人令归涅槃，而涅槃就是叫人死；佛教盛谈无常苦空，不谈无为长生之理，这些都与陛下的志趣恰恰相反。武宗相信上述一派言语，自然会对佛教更加厌恶，而极力提倡道教。同年，武宗以赵归真为京师左右两街道门教授先生，于京城之内弘扬道法。
会昌四年（844年），唐武宗即开始了全面打击佛教的一系列活动。会昌五年（845年）正月，赵归真奏请与释氏辩论，武宗即令僧、道会于麟德殿。代表佛教的沙门知玄在辩论中大讲道教长生之术乃山林匹夫之事，而佛教则为帝王治世之至理。武宗听后，十分生气，以知玄犯有大忤圣旨之罪，放还本乡，永不许着僧衣。经过此次辩论，尤其是佛教攻击道教的一些语言，严重刺伤了唐武宗，唐武宗因而决定实行灭佛。唐武宗灭佛，首先是敕令祠部检查天下佛寺及僧尼数字，对寺僧进行调查统计，为灭佛作准备。祠部检查的结果为，全国共有大、中寺院四千六百所，小的寺庙约四万所，僧尼共有二十六万五百人，寺院蓄役奴婢计十五万人。由此足见当时佛教势力之大。会昌五年七月，武宗下敕并省天下佛寺。敕令要求两京两街各留佛寺二所，每寺留僧三十人；上都长安左街留大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各节度使、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寺一所，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僧十人，下等留僧五人，其余所有僧尼令还俗。此敕下后不久，武宗又下诏令东都洛阳只须留僧二十人，诸寺留僧二十人者减半，只留十僧，留十僧者减半留五僧，留五僧者再不许留。所留僧尼，由原来隶属祠部（掌管天地、宗庙大祭）改为隶属鸿胪寺（管外国朝贡客使）。改僧尼隶属鸿胪寺意为再不将佛教僧尼当中国人了，而作为夷狄客使。所有非保留的大小寺院，一律限期拆毁，并派遣御使到全国各地监督执行；所拆寺院的财货田产一律没收入官；所有当废寺院的铜像、铜钟、铜磬等，皆收缴归各地盐铁使，销毁后铸为铜钱；所有废寺的金、银佛像及金、银器皿，皆交给当地官府，销毁后上缴国家财政部门；所有废寺的铁佛像，均由当地官府销毁后铸为农具；全国各地官庶人家所有金、银、铜、铁佛像，限一月之内上缴各地官府，若有违抗者，由各地盐铁使按禁铜法处罚，重者当斩头问罪。上述这些措施，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全国共废大、中寺院四千六百余所，废小寺庙近四万所，还俗僧尼充实国家赋税人户者约二十六万人，没收寺院所占肥沃良田数千万顷，解放寺院奴婢充实国家赋税人户者约十五万人，等等。从没收良田和解放寺院奴婢这两项成果上看，当时佛教寺院经济势力已膨胀到何等程度！
有史籍载，唐武宗为了防止官吏、富豪在解放寺院奴婢的过程中匿藏奴婢，规定凡有如此情况者，一律要主动自首，一经揭发，无论官民，皆处以极刑。总之，唐武宗的此次灭佛活动，大大地削弱了佛教的势力，尤其是削弱了其经济势力，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落千丈。
唐武宗灭佛，与他本人宗教信仰有关，但同时也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唐朝建立以来，由于得到封建统治阶级，尤其是封建帝王们的大力提倡和扶持，佛教在中国社会有了极大的发展，佛教的势力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佛教的寺院经济极度膨胀，同时，由于有寺院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佛教自身成为与世俗地主经济相对应的僧侣地主经济集团。这两种封建地主经济在一定情况下必然要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表现最激烈的方面就是它们相互争夺劳动力和田产，直接影响到封建国家的经济建设。封建帝王，从其经济角色来看，首先是世俗地主经济的集中代表者。当僧侣地主经济的利益直接威胁到世俗地主经济的利益的时候，封建帝王就必然要出面来维护世俗地主经济的利益。这便是唐武宗灭法的深刻的经济根源。从灭法的措施和结果来看，整个内容都体现了经济利益斗争这个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唐武宗灭法对于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历史的进步作用。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唐武宗病逝，唐宣宗继位。四月，唐宣宗杖杀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十二人。因为唐宣宗认为是这些人鼓动唐武宗灭佛的。五月，唐宣宗大赦天下，下令于长安两街除旧留两寺外，再各增建佛寺八所，僧尼依前例仍隶属祠部。大中元年（847年），唐宣宗下令恢复废寺。次年，唐宣宗又为一些寺院度僧五十人、三十人不等。大中五年（851年），下令凡愿建修寺院者，官府不得禁止，并允许佛寺广度僧尼。经过唐宣宗即位后数年的扶植和支持，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迅速恢复。
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年），有九龙山禅师益贡章在法门寺结坛于塔下，得佛指舍利。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懿宗遣供奉官李奉建和僧众若干人到法门寺奉迎佛指舍利。当时臣下多有劝阻，有人曾提出唐宪宗迎佛骨不久便晏驾西归之事，但唐懿宗迎奉佛骨态度十分坚决，他对臣下们说：“朕生得相见佛指舍利，死亦无恨！”于是，使人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等，用以奉迎佛骨。从长安到法门寺三百余里路上，车马纷行，昼夜不绝。四月初八佛诞日，迎佛指舍利到长安，以禁军兵仗和公私音乐为前导，惊天动地，绵延数十里，盛况空前，超过了封建皇帝亲自举行的祭天活动；同时，富家多于街道设彩楼及无遮大会，竞相侈糜；唐懿宗本人则登安福楼，顶礼膜拜，流涕沾巾；四方扶老挈幼，来观者皆素食，以求恩福。当时，有一军士于佛指舍利前挥剑砍断左臂，以右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洒地；又有僧人，将艾蒿点燃放于头上，谓之炼顶，艾火燃烧，痛不可忍，卧于路上号哭，顶额焦烂，举止狼狈；至于膝步肘行啮指截发者，更是不可胜数。在此种狂热的气氛中，佛指舍利被迎入皇宫。宫中设金花帐、温凊床、龙麟席、凤毛褥安置佛舍利；又焚玉髓之香，荐琼膏之乳，以示虔心。佛指舍利在宫中供养了三天之后，被送到安国崇化寺，使僧俗之人瞻礼。宰相以下至于平民百姓竞施金帛，不可胜数。该年七月，唐懿宗病逝，唐僖宗即位。十二月，唐僖宗诏令送佛指舍利还法门寺。临送之时，京城男女老幼争相送别。他们执手交谈道：“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何时复相见！”纷纷俯首于佛指舍利前呜咽流涕。
这次奉迎佛指舍利，是唐代舍利供养与崇拜的最高潮，也是法门寺所存佛指舍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现身。参与此次奉迎佛指舍利的人员，除皇室贵族、百官朝臣、平民百姓和高僧大德外，还有一些日本留唐学僧和印度的沙门等，经过这些外国僧人后来的介绍，使此次奉迎佛骨之事传遍海外。
以上所述唐代皇帝们一次开示、六次奉迎法门寺佛指舍利，说明唐代以皇帝为首的广大僧俗信徒把法门寺的佛骨当成了释迦牟尼佛的真身。三十年开示奉迎一次，目的是为了祈求天命永保，社稷平安。在这个意义上，也说明当时的佛教信仰中，尤其是对佛的信仰中，已经把佛与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中的昊天上帝一样看待，以为它们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神威；另外，每次奉迎佛骨的仪式与传统祭天仪式相似。可见，此时的佛教信仰不但完全中国化了，而且已构成了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