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这是毛泽东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时对张之洞的评价。仅此一语，就足可以体会张之洞的历史地位。张之洞在晚清历史上是驰骋天下的风云人物，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或“四大重臣”。又由于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正当壮年，在督鄂17年间，发展经济、振兴实业、广开新学、改革军政，由此造就了湖北的人才鼎盛、财力富足、社会发展，使湖北成为当时推行洋务新政、举足轻重的中心地区，又使张之洞成为湖北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总督之一。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父亲张锳，曾任贵州兴义府知府。同治六年（1867年）张之洞年方30，任湖北学政。光绪七年（1881年），44岁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遂即补授山西巡抚。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侵略越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边疆之防。清廷召张之洞晋京，陈抗法事，多所谋划，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数月后实授两广总督。这一年，张之洞47岁，在当时的总督大员中属于少壮派。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卢汉铁路，自卢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卢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因修卢汉铁路之际遇，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这一年，张之洞52岁。
1889年张之洞督鄂，是湖北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界标。台湾著名学者苏云峰所谓“张氏抵鄂之年，应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实为经典之论。
当时湖北发展之最著者为汉口，据统计，至张之洞督鄂前，外商在汉口开办的原料加工厂有如下数家：1863年俄商开办的顺丰砖茶厂，1866年俄商开办的新泰砖茶厂，1872年英商开办的汉口砖茶厂，1874年俄商开办的阜昌砖茶厂，1875年英商开办的金银冶炼厂，1876年英商开办的汉口压革厂，1876年英商开办的隆茂打包厂，1880年英商开办的平和打包厂，1887年德商开办的美最时蛋厂，1887年德商开办的礼和蛋厂。张之洞督鄂期间（1889—1907年），汉口及湖北的现代化进程在各方面次第展开，汉口国际性城市的轮廓开始显现。
首先，汉口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传统商业方面来看，以汉口的米谷年均流转量为例，张之洞督鄂前的1881―1890年为67362担，1891—1900年即增长为507630担，1901—1910年更增长为1073185担。增长幅度明显，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日本学者根岸佶在《清国商业综览》中亦称：“从汉口沿长江而下至上海、华南、华北，以及逆汉水而上至陕西、甘肃，调出大量米谷来看，无疑汉口集散的米谷数量要比上海、芜湖多。”从国际贸易商埠方面来看，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1908年曾达到37223831关平两，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位列第三。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1910年曾达到135299167关平两，在全国四大商埠中位列第二，仅次于上海。1911年3月4日《民立报》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此一时期外商的大举进入也有密切的关系。据统计，1892年在汉的洋行户数为45户，人数为374人，1901年洋行户数为76户，人数为990人，1905年洋行户数达到114户，人数达到2151人。除洋行外，还有许多外国商号。1905年，汉口洋行和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其中日商居首，有74家，英商57家，德商54家，美商22家，法商20家，俄商8家，丹商5家，比商、印商各3家，瑞商2家，葡商、菲商各1家。
其次，汉口的近代民族工业起步，并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先后创办汉阳铁厂（1890年）、湖北枪炮厂（1890年）、湖北织布局（1890年）、湖北缫丝局（1894年）、湖北纺纱局（1895年）、湖北制麻局（1898年）等11个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同时，张之洞倡办实业，亦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其三，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汉口和湖北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年）、矿务学堂（1892年）、自强学堂（1893年）、湖北武备学堂（1897年）、湖北农务学堂（1898年）、湖北工艺学堂（1898年）、湖北师范学堂（1902年）、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年）、女子师范学堂（1906年）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一如端方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所奏：“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半皆许为完备。比较别省所立，未有逾于此者。”在张之洞早年担任学政时，他主要是对传统的教育进行改革，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强调以通读经史为学习的主要内容。具体的举措主要是改革传统的教育机构，以湖北的经心书院和四川尊经书院为代表。清代的传统教育机构主要是学寓与书院，乾嘉以后，由于经费不足，教官失职，不少地方学寓逐渐停废，书院成为主要教育机构。但这些书院大多数只是考课，没有讲学色彩，与经世致用学问脱节。为此，张之洞开始重视引导书院讲求实学，于1869年在武昌三道街文昌阁设立经心书院，拔其优秀者，读书其中，所研习的多为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等，标榜实学，注重经世致用。1870年学政任期已满，在卸任回京之际，张回首三年来在湖北的行为，确实付出不少心血，也得到湖北士人的好评，不禁为自己公务劳苦而早生白发有一番感慨：“人言为官乐，哪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
1903年秋，湖北巡抚、护理湖广总督端方根据张之洞所定《章程》，饬令拨官款，在省城武昌阅马场创办幼稚园，这是湖北、也是中国第一所幼稚园，开我国幼儿教育之先河。幼稚园选聘了3名日本保姆，首次招收80名5～6岁的女童，限一年卒业。以后续招4岁上下幼童，定2年毕业。幼稚园采取班级的形式开展保教活动，开办章程明确规定它是新教育体系的初阶，办院内容是重养不重学，以培养小儿自然智能，开导事理，涵养德生，以备小学堂之基础。中国的第一所幼稚园也是在张之洞的谋划下创办。
其四，外国银行来汉设立分支机构，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汉口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汉口开埠之初，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1861年英国汇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开外国银行在武汉开设分行之先河。此后以迄张之洞督鄂前，先后有英国麦加利银行（1863年）、英国汇丰银行（1866年）、英国有利银行（1866年）、法国法兰西银行（1876年）、英国丽如银行（1877年）、英国阿加刺银行（1880年）等在汉口开设分行。张之洞督鄂期间，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英国银行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同时，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中国银行（1905年）、大清银行（1906年）、浙江兴业银行（1906年）等也在汉口开业。这些现代性的金融机构与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构筑起汉口的金融大厦，成为湖北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另据已有的研究，20世纪初，湖北的金融业进入兴盛时期，至1925年，武汉的本国银行发展为32家，与当时的140家钱庄和15家外国银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机构也相继设立。金融机构不仅数量多，而且有的本国银行成为管辖行或区域行，金融活动和资金流通的领域日益扩大。
其五，交通运输业空前发展，奠定了武汉现代交通运输的基础。张之洞由广东移督湖广的直接原因就是卢汉（卢沟桥至武汉）铁路的修建，所以张之洞对修建铁路用力甚勤。在张之洞的督办下，1906年，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00余千米的卢汉铁路通车，并改称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的贯通，不但使武汉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而且使武汉的地位更加凸显。一如孙中山所说：“武汉者，……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铁路之外，此一时期的水路交通运输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863年（一说为1862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沪汉航线后，英、法、德、日等国的轮船公司也以汉口为中心，开辟长江航线，经营轮运。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又开辟了汉口至神户、大阪的直达航线，使汉口港成为国际港。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已可直达德国的汉堡、不来梅、荷兰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等。而1875年招商局在汉口设立轮船公司，则标志着民族轮船运输业在汉口的立足。以轮运为主导的水路开辟，使长江航道变成黄金水道，也使武汉自古以来的水运优势跃上一个新的阶位。
张之洞督鄂期间，汉口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的迅速发展，是武汉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示。
张之洞督鄂时期，汉口形成了她的风骚独领的特色，由商业名重天下到全方位综合发展。由此，汉口及湖北也铸就了她的历史辉煌。窥察历史，我们所能得到的启示是什么呢？就其要者，可以归结为三：
第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武汉地处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古代与近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凭借汉水、长江之利，可以内进外出、通江达海，成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这就是《汉口小志·商业志》已经指出的：“汉口贸易年见繁盛，盖以运输便利也，此地为中国全国之中心，水路四通八达，……中国内地商务，实以此地为要冲。”1949年出版的《武汉概况》也明白表述：“汉口为国内主要的物资集散城市，向有‘九省通衢’的称号，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物产，都集中于汉口而为分配，九省需要物资亦经汉口取给。商圈的广大，国内很难找出第二处。”可以认为，明清时期商业的繁盛，主要是凭借了这种条件。张之洞督鄂期间商贸的扩大与国际性商埠的形成，也与此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当时的国际贸易以间接性贸易为主、以直接性贸易为辅，也是限于地势）。
第二，张之洞有能力、有魄力，得到清廷的信任和支持，能干他想干的事。换句话说，没有张之洞也就没有晚清汉口及湖北的发展。学者赵德馨、周秀鸾在其《张之洞与湖北经济的崛起》一文中用“人来政兴”概括是贴切的。1861年汉口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汉口开埠后，却没有像上海、广州、天津、南京那样发生显著的变化。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武汉竟没创办一家官办企业（1884年，湖北总督卞宝曾筹建湖北机器局，但胎死腹中），也没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即使是有传统优势的商业也无法与后来比拟。这显然不是历史厚此薄彼，而是主政者使然。实际上，关乎此点，时人已经注意到，1890年7月11日的《捷报》上有文：“武昌无疑将成为中国极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自从张之洞调任湖广以后，已将他原来打算在广州进行的一些庞大建设计划全部移到了武昌。”近代武汉的发展滞后与经济的第一次腾飞视主政者为转移。
第三，制度创新是关键。所谓的全国范围的“晚清新政”或湖北一区的“湖北新政”都有一个制度创新问题。新的事业或社会经济的新发展，必须要有新的政治机制予以保证。张之洞任职两广时，即已筹谋“效西法、图富强”的新政，只是没有督鄂时的力度大。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湖北通史·民国卷》中所载，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出于工作需要而设。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从新设机构的性质来说，属于教育、文化的机构3个，属于财政金融的机构5个，属于军警司法的机构6个，属于农工商及交通管理一类的机构最多，达23个。这明确标示出张之洞兴办实业的努力。有些机构的设置，在全国具有示范性，如1902年为推广新学制而设立的“学务处”，比清廷的有关规定早了一年多。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张之洞主持修筑的武昌南北长堤和汉口后湖长堤，排除了水患，划定了20世纪初的武汉三镇与今天的武汉市的城市规模。支持民族企业家操办水电等现代化市政建设，为武汉自近代以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离鄂，其在鄂门生、僚属在蛇山南腰建抱冰堂以资纪念。因张之洞晚号抱冰，取《吴越春秋》“冬常抱冰，夏还握火”语意以自励，故取是名。1953年曾进行修葺。砖木结构，台基石砌，面宽五间，进深三间，九脊四坡顶，檐下环以外廊，造型优美，结构精巧。
张之洞在为官之余，也称得上是一位学问家。其所著《书目答问》，至今仍是近代目录学的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书。所著《劝学篇》，光绪帝发布上谕称是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着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由于清廷的赞许，这本书风行海内。
张之洞的才学还表现在大量的奏折上。清廷在经过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以后，不得不“变通政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遥为参预”。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关于办学堂、废科举事，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第二折，提出了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等建议。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等建议。《江楚三折》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具体化，如废科举、兴学堂、奖励留学、设商部、学部、兴办实业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相传张之洞曾为今蛇山奥略楼撰有一联曰：“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如用“缔造多从江汉起”移赠张之洞本人，倒是十分贴切的。
（陈锋曾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