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首辅，湖北江陵人。生于1524年，卒于1582年，享年58岁。在中国那么多可圈可点的文治武功的宰相中，张居正无疑属于最优秀的一类。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认为张居正不但是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就是自汉以降，也只有诸葛亮与王安石二人稍可比拟。这是因为，诸葛亮只是蜀国的宰相。局促的舞台，不足以让他运筹帷幄，摇撼乾坤。王安石才情很高，人品也不错，但缺乏将理想化为现实的政治智慧。同张居正相比，王安石更像一个文人。王安石的源头是屈原，而张居正的源头是申不害与霍光。但张居正在历史上的功绩，却是远远超过申霍二人。
明代有作为的皇帝，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篡位的皇帝朱棣，史称太祖与成祖。其后的十几位皇帝，依次为仁宗、宣宗、英宗（中间有一位景帝干了七年）、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与毅宗。这些皇帝除仁宗、孝宗与穆宗比较忠厚外，多半昏庸。特别是武宗与世宗两朝，共六十四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穆宗是世宗的第三个儿子，继位时三十岁，享祚六年。如果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六年也能做出几件事来，怎奈穆宗素无大志，虽然俭朴本分，但沉湎酒色。所以，国政在他手上，仍没有什么起色。到万历皇帝登基，张居正出任首辅时，国家除边防稳固之外（这其中也有张居正的功劳），内政几乎乏善可陈。官员腐败，政以贿成。斯时的皇权，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九五至尊，威加四海。但其实际的控制力已相当薄弱。京师百里之外的地方，盗贼成群――这是民不聊生的显著特征。
远在世宗中期，张居正还只是翰林院的一个编修，就痛感国运的土崩鱼烂，朝廷中的官员庸多贤少，于是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弥天下之患。”张居正的宰辅之志，并不是入仕之后才有的，当他还是一个青巾学子的时候，便想成为当世的伊吕。他不是不切实际地空想，而是扎扎实实地做准备。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由于得到首辅徐阶的赏识，张居正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而参赞入阁。他的这一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年，张居正四十二岁。幸运的大门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洞开。历代的内阁，都是权力斗争最为激烈的地方，一是与皇权的摩擦，二是阁臣之间的斗争，很少有人能在那枢机之地待得长久。就是能够待在里头，也极难有所作为。但张居正却是一个特例。从他入阁到去世，他一共在内阁待了十六年，六年次辅，十年首辅。其间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政权嬗变，人事代谢，他都安居其位，岿然不动。不言施政，单从为官的角度看，张居正无疑也是最优秀的。
张居正的政治理想是“足食强兵，国富民本”，在朝廷命官“饱暖思淫欲”普通百姓“饥寒起盗心”的明代中晚期，这理想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但张居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未放弃自己的渴求与梦想。隆庆元年，他入阁之初，就向新登帝位的穆宗上过一道《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这是张居正经过长期思考而精心写出的一份相当完备的改革文件。自商鞅以降，漫长的封建时代曾发生过几次影响深远的改革，但没有任何一位改革家提出的改革措施能像《陈六事疏》这样切中要害，而且富于操作性。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遗憾的是，穆宗缺乏从根本上改变朝局扭转颓败的勇气。他只是对《陈六事疏》说了几句赞扬的话，在西苑搞了一次阅兵，仅此而已。经过这一次试探，张居正知道时机并未成熟。他仍隐忍地待在内阁，在保全自己权位的前提下，力所能及做一些对社稷苍生有利的善政。
穆宗皇帝去世，作为太子的老师，随着太子朱翊钧的登基，他迅速得到了重用，取代高拱当上了首辅。万历新政的改革大幕，此时才正式拉开。
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一个人在副职的位子上干得太久，骤膺大任，很难摆脱“小媳妇”的心态，缺乏总揽全局的才能与朝纲独断的勇气。用这一观点来衡量张居正，显然不合适。他从翰林院的编修干起，到国子监司业（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教务长），到左春坊（太子的老师）以及入阁为次辅，他做过的官，不是无关国计民生的文职，就是与大办事员无异的副手。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他一天也不曾干过。这种出身，很容易书生意气。但张居正不同，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种“磊落伟人”。甫一上任，他就施出雷霆手段，裁汰庸官，两京不到三万名的官员，被他裁掉七千人。仅这一举动，就令天下士林为之侧目。他因此被人指斥“与天下读书人为敌”。面对汹涌而来的道德责难，张居正不为所动。为了改革，他说过“虽万箭攒体，亦不足恤”的话，没有这种敢于担当的勇气，他所领导的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历史的飞跃。
后世对万历新政的评价，大都肯定。但奇怪的是，对万历新政的倡导者张居正，却颇多攻讦之词。细究其因，是因为张居正的改革得罪了两部分最不能得罪的人：一是以皇权为代表的势豪大户，二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清流。
孟子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其实，自商鞅至康有为，封建时代的任何一次改革，莫不是拿势豪大户开刀。举凡江山易主之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产生痼疾。所谓太平盛世，就是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达到了某种平衡。士农工商各有天地，政治清明民淳事简。在这种和平的环境里，耽于享乐的人群愈来愈多，于是，攫取财富的贪欲也越来越强烈。此情之下，那些把握权柄的人总是能够通过不正常的手段，掠取和占有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财富。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通过他们的领导才能，使社会资源能得到合理的分配。但是，在封建专制的情况下，这样的政治家并不多见。
张居正怀着安邦济世之心，一心想救赎饱受苦难折磨的黎民百姓。当上首辅之前，他曾说过：“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奸人乘一日之衅，则不可胜讳矣。”他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若对贪婪的豪强集团不加抑制，则胆小怕事的百姓都会成为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历史上所有的改革，莫不是豪强集团与弱势群体产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发生的。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一系列举措诸如裁汰庸官、整顿驿递、减少生员、清丈田亩、一条鞭法等等，都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老百姓的困苦。当然，也把势豪大户得罪干净。
关于第二点，张居正得罪清流的问题，至今，仍有人认为这是张居正不可饶恕的罪过。在古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国的读书人，若想光宗耀祖，只有一条出路，即博取功名，金榜题名后做官。张居正也是凭着这个途径而逐步攀上权力巅峰的。但他一直对官场上的人浮于事，政令不行而以玄谈相尚的陋习深恶痛绝。他上任之初，一些同学同乡莫不欢欣鼓舞，认为升官的机会到了。可是半年时间之后，他们便深感失望。张居正并不任人唯亲，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同科进士，时任湖北巡抚的汪道昆。他的确凭着张居正的关系，从地方的抚台升任为兵部左侍郎。张居正让他去蓟镇巡视边防。每到一处，这位汪侍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当地的文人，吟诗作赋，极尽风雅之能事。回到京城后，他呈给皇上的巡边奏疏，是一篇字斟句酌的美文。美则美矣，却对蓟镇边防的情况语焉不详。张居正看了很生气，在奏疏上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 ，不得不除！”意思很明显，你即便是一株美丽的芝草兰花，却因为长错了地方而不得不除――路是用来行走车马的，而非园圃。于是，汪道昆被皇上下令致仕，回到歙县老家，当了一名真正的吟风弄月的诗人。另一个例子是，仍为张居正同科进士的王世贞，他本想依靠张居正的关系谋求升官，但张居正觉得这位同年虽是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但并不具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才干，所以拒绝让他担任要职。王世贞因此记恨在心，他在晚年写了一部《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张居正褒少贬多。他说“居正天资刻薄。好申韩法，以智术取下”。在张居正同时代中，除了这部书，另有他的前任高拱写的《病榻遗言》，也是对他多有中伤。
重用循吏而疏远清流，这是张居正的一贯主张，也是值得肯定的用人之道。但恰恰这一点，他得罪了读书人。乃至在他死后，一些清流竟然配合豪强集团，对张居正横加指斥，大肆挞伐。这不是张居正的悲哀，而是民族的悲哀。黎东方先生的一段话，道出了个中奥妙：“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在明朝，是一个只讲私情，不讲国法的社会。谁要执法严明，谁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机会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丢官的丢了官，说人情的说不到人情，借钱的借不到钱――如何不恨？恨张居正的人，实在太多了。”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享年五十八岁。 在他之前的一连五位首辅，没有一位死在任上。张居正真正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死，对朱明王朝来讲，是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但是，直接从张居正推行的改革中得到实惠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却并不这样认为。张居正出任首辅时，朱翊钧才十岁。一应国家大事，全凭张居正做主。张居正的角色，类似于摄政王。随着朱翊钧逐渐长大，特别是十六岁大婚之后，亲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加之他生性喜爱钱财，为花钱的事，屡屡与张居正发生龃龉。久而久之，他由当年对张居正的言听计从变为内心厌恶。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朱翊钧即开始了对他的清算。家产被抄，爵秩尽夺，家人死的死，谪的谪。朱翊钧本还想开棺戮尸，在众多大臣的力谏之下，才罢止了这个念头。自此，人亡政息，仅仅两年时间，万历新政带来的中兴之象，便消失净尽了。好货的朱翊钧，又上承他的祖父世宗，开始了横征暴敛，国事越发地糜烂了。在他主政的最后十几年，内忧外患一直没有停止。朱明王朝，终于在他死后二十四年彻底地崩溃了。
张居正死后的数百年，围绕他展开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每遇国难之时，总有睿智之士感叹“世上已无张居正”；而遇太平顺境，便有人站出来替皇权讲话，斥张居正是“威福自专”的权臣。平心而论，张居正是爱权力，有独操权柄的嗜好。但更应该看到，他绝不是那种以权谋私的人，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确确实实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张居正死于京城，遗体运回江陵老家安葬。当年他的葬礼十分隆重，享受到赐祭九坛的规格，可谓达到人臣之极。但仅仅一年后，墓庐尽毁，并从此以后再没有修复。1966年，早已沦为荒坟的张居正墓被开了棺，扔了尸骨。同在1966年，万历皇帝的尸骨被付之一炬。此前的1959年，他葬于万寿山的寝宫就被考古部门打开。这寝宫，就是我们今天参观的明十三陵之一的定陵。朱翊钧与张居正，这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君臣、师生，尔后又成为明代昏君与明臣的两极，在同一年以不同的方式暴尸骨于世间，兴许，这又是一个历史的玩笑。
关于张居正，在他死后的四百余年来，对他的是非功过从未停止过争论。而且有意思的是，每逢国家处于变革动荡之机，就有人开始怀念他并赞扬他，如抗战时期著名历史学家朱东润在桂林潜心写出《张居正大传》。解放初期，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写出《与友人论张江陵》。在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谈及明史，曾说：“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明只一相，张江陵是也。”通过这些著作与言论可以看出，在国人眼中，张居正是力挽狂澜的救世良相。张居正自己也讲过，“世上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作非常之事”。张居正自己正是这种非常之人。
（熊召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