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鹍鸡晨鸣，鸿雁南飞。鸷鸟潜藏，熊羆窟栖。钱镈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乡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入地，丰籁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两首诗主要是以结构独立而意思连贯的四言句来写景抒情，其中“鹍鸡晨鸣，鸿雁南飞”，“水竭不流，冰坚可蹈”等诗行，虽然前后句句法相同，两两相对，但各句意思却是独立的，类似于一句一意的五言诗句。曹操四言诗中完整独立诗句的增多和复叠排沓句式的减少，有利于加大作品的意义容量，从而强化了四言诗体“文约意广”的特征。故沈德潜言：“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103页。
建安之后，嵇康上承曹操，为正始时期又一位四言大家。许学夷以为嵇康四言诗“得风人之致”，而其五言“或不免于矜持”。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85页。王夫之也曾说过：“中散五言，颓唐不成音理，而四言居胜。”王夫之评选，张国星校点《古诗评选》，卷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83页。后者对嵇中散五言诗未免贬抑太过，但嵇康的四言创作成就确乎是远远超出其五言、六言、楚歌体诗的。“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颜延之《五君咏》，载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上册卷二一。据《世说新语·容止》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嵇中散生性清超峻洁，“不喜俗人”，亦不以仕宦为怀，临刑尚要“援琴而鼓”，并为“雅音于是绝”而叹惋。
这样一位从里到外都卓尔不群、超凡脱俗的“非常”之人，追求的是一种与道逍遥的艺术人生，其风采、气度大致可以折射出他的审美理想：清远、自然、峻整、绝雅。嵇康四言诗中的人物形象清雅绝俗，意境也极为幽雅旷远。在地理空间上远离尘嚣，寄身于山林草泽，或与隐者高士为伴；在心理时间上远离现世，“抗心希古”，“托好老庄”，要在诗中包含如此旷远的时空，难免篇幅增大。如《代秋胡歌诗》七章共八十四句，《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章共一百四十四句。在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中的人物形象洋溢着得道者的风采，他们或者乘良马，驾轻车，“风驰电逝”，“顾盼生姿”，“仰落惊鸿，俯引渊鱼”，或者“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或者以四海为宅，与松乔同游，抛弃了一切纷纭世故。
《世说新语·雅量》记叙了这样一则小故事：东晋桓温欲诛谢安、王坦之于宴席之间，谢安“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史载桓温“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侧，在位望者，战栗失色”，这样一位权臣却能为谢安的“旷远”所折服，岂不以中散清雅之诗更助谢公渊雅之量邪？
东晋末年，陶渊明再度使四言诗放出异彩。宋代刘克庄曾说过：“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陆士衡后，惟陶公最高，《停云》《荣木》等篇，殆突过建安矣。”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前集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近人郑宾于亦认为陶渊明“不特是五言的宗匠，也是四言的翘楚”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第二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7-58页。。
陶渊明对四言诗的一大创举是将其从冗长巨制、日趋呆滞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使它重新回到篇幅精短、表现灵活的道路上。四言“文约意广”的特点符合魏晋时人们追求的风尚，但对四言诗体的选择很快使诗人们陷入一种难堪境界：四字一句的诗体固然在句式上获得了“简约”，却难于很好地表达日益丰富的生活内容和人类感情，难于收到“意广”的效果。为了弥补因句式“简约”而带来的缺陷，诗人们有意无意地加长了诗歌篇幅。把《诗经》、曹操四言诗与嵇康、陆云四言诗进行比较，这种篇幅越来越长的发展趋势是极显然的。粗略统计，《诗经》中除了《大雅》和《颂》的一些诗歌篇幅较长外，《国风》和《小雅》的绝大部分作品篇幅都很短，《国风》绝大多数诗歌篇幅在十二句到二十四句之间，《小雅》绝大多数诗歌篇幅在三十二句到四十八句之间。
曹操的四言诗篇幅也较精短，最短的《善哉行》是二十八句，最长的《步出夏门行》四章共六十四句，与《诗经》的篇幅相近，但已有增长的趋向。发展到嵇康时，四言诗的篇幅明显增长了，如《代秋胡歌诗》七章共八十四句，《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章共一百四十四句。陆云四言诗篇幅比嵇康诗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答孙显世诗》十章八十句，《答兄平原诗》甚至达到了二百四十二句的长度。这种动辄近百句甚至上百句的鸿篇巨制，虽然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四言句式过于短促容量不足的缺点，却因此而出现了“文繁而意少”的毛病，使本来灵活自由的四言诗呆滞化。追求句式的简约却带来了篇幅的冗长，这一矛盾决定了四言诗在魏晋时代繁荣复兴的同时，也给四言诗的衰微敲响了丧钟。
陶诗则不同，除《命子》一篇较长，共有八十句外，其余都是较为简短的作品，如《停云》《时运》《荣木》《归鸟》《赠长沙公》等五首均为三十二句，《答庞参军》《劝农》为四十八句，而《酬丁柴桑》则仅有十四句，与《诗经》的篇幅基本相同。陶渊明四言诗篇幅的精短化，使四言诗从冗长呆滞中解放了出来，前人对陶诗的这一转变作了不少精辟论述。钟嵘虽然只把陶诗列为中品，但对陶诗的精短特点非常推崇，誉称之为“文体省静，殆无长语”。明人许学夷认为：“靖节诗不为冗语，惟意尽便了，故集中长篇甚少。”诗歌篇幅的精短化，是陶渊明四言诗在形式上的最重要特色。
陶渊明四言诗变魏晋四言诗的古质典雅为清淳淡远，把行将呆滞的四言诗体变得自由灵活。魏晋诗坛由于受玄风务求古雅的影响，诗歌风格上出现了对古质典雅凝重的追求。钟嵘《诗品序》中认为当时诗坛“贵黄老，尚虚谈”、“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并指出“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经》”。而评论到具体作家时，也多用“古雅”来概括当时作家的创作风格，如评曹操诗为“古直”，应玚诗为“善为古语”、“雅意深笃”，这些都概括了当时的普遍诗风。
陶渊明诗也受到这股务求古雅思潮的一些惯性影响，在个别作品中表现出古雅的特点，如叙写“悠悠我祖”的《命子》诗，前半部分就被前人称为“雅穆”、“安雅”，但这并不是该诗的主要特色，更应值得我们注意的应是诗歌的后半部“抒写淋漓”、“笔腾墨飞”的特色。在陶渊明四言诗中，最主要的风格特点应是清淳淡远，他曾在《五柳先生传》中自称“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又在《与子俨等书》中说：“少好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更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如《停云》《时运》等篇，就被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称为“清典简远，别成一格”的佳作，试看《时运》一诗：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
诗中虽有“黄唐莫逮”之叹，但整首诗的“清闲淡远”的风格是极其明显的。其中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花药分列，林竹翳如”等句子，不仅状物工肖，而且能透过这些清新自然之景流露出无穷的韵味。其他的四言诗风格也是如此，如“冬曝其日，夏灌其泉。勤靡余荣，心有常闲”等等。甚至飞鸟都被笼罩上了一层闲静色彩：“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他的《赠长沙公》被清马璞《陶诗本义》卷一称为“情真语朴”，《答庞参军》被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三评为“通首隽逸轻清”，《劝农》被清张谦宜《现斋诗谈》卷四《评论》称为“词淡而意浓”等等，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了陶渊明四言诗的清闲淡远的艺术风格，读陶渊明四言诗自有一种清和婉约之气在笔墨外。
刘克庄曾说过：“诗四言尤难，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而在四言复兴的魏晋时期，曹操、嵇康、陶渊明都以自己独特的心智、才能、个性、情思浇灌了这一古老诗体，使之再现辉煌。魏晋时期，四言诗的黄金时代早成过去，因而锐气大减，已呈弱势，只能退居于一些特定领域发挥余热，或渗入其他文体去派用场，所表现的主要是某些带有“古”、“雅”色彩的内容，难以满足反映多彩现实的需要。而且这一诗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已没有多少潜力可以发掘，诗人“难于其中自出新意”，于是“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王国维《人间词话》，谭汝为校注，北京：群言出版社，1995年，第47页。尽管此时出现了有利于四言诗滋长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少数有才力的诗人也创出了一时之新，但终究无法挽救其衰落趋势。与此同时，五言诗却正如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渐至中天，这一诗体是应表现新内容、新情感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广大的拓展空间，它在玄风盛行时已经“腾踊”诗坛，而在“庄老告退”后更是独领风骚。章太炎说：“《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在汉独有韦孟，已稍淡泊。下逮魏晋，作者抗志，欲返古初，其辞安雅，而惰弛无节者众……非其材劣，固四言之势尽矣。”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见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