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带着思想读历史 (6)
钱穆曾评价梁启超说：“历代都以刘知几的史识、史才、史德和章学诚的史学来衡量一个史家。说到史才，以近代梁任公梁启超来说，他写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特别写到其中的王静功；他又写《欧洲战役史论》，《清代学术概论》等，我觉得梁任公该可以说有史才，他能写历史。但在史学上，梁启超是做得不够的。还是因为他书读得少，也不能精读。比如他论王荆公变法、论清代学术，都没有真知灼见。他并没有在这些方面详细的学，他可能是有才而无学。至于说到‘史识’，这就更高一层。梁启超就更嫌见识不够了。”
康梁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这种观点与钱穆的史学观恰好相反。因为在钱穆看来，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下，其实不需要革命。而在晚清当时，则是非革命不可。对于清朝的态度，钱穆和梁启超的差异最大。钱穆认为，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但是梁启超同意康有为的观点，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成为帝王专制，所以他们都寄希望于皇帝变法。
说到底，钱穆与梁启超的政见不合还在于他们对历史的态度上。梁启超曾经帮助康有为一起编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其中贡献较多，而钱穆对历史的态度，则更加谨慎诚实。
从一个思想家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影响力绝对要高出钱穆；但是从一个史家的角度来看，两人的建树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钱穆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就算他对梁启超的保皇做法不同意，但他老老实实地承认，“任公是打破今经文的第一人，也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钱穆的《国学概论》，就多采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大意，钱穆对梁启超还是肯定居多。只是从更高的要求来看梁启超，他没有达到使钱穆满意的标准罢了。对此，钱穆也不无体谅，他知道梁启超没有成为大史家，乃是因为他“社会活动太多，也就没有时间去研究那些学问，老老实实地做书了”。
历史注脚：
梁启超
梁启超是早于钱穆的学者，自称“饮冰室主人”，他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也是为“史学革命”造势的作品。他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包括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东西交流史等。在这期间写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等历史方面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合为《饮冰室合集》，共有一千余万字。
梁家缩影
1890年，在同学陈千秋引荐下，18岁的梁启超拜访了33岁的康有为。两人在维新运动中携手并肩，无奈变法未遂，梁启超关注政治的热情从未减退；1930年代，北平知识界有名的文化沙龙中，梁家第二代梁思成和林徽因是这个沙龙的核心；抗战爆发后，梁家兄弟姐妹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新中国成立，梁思懿、梁思礼从海外回到祖国，同船的一些人选择了台湾；“文革”时期，梁思成、梁思顺、梁思达和梁思庄都受到巨大冲击；梁家第三代梁从诫毕业于北大历史系，1994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关注环保的推广和发展。
胡适，西化危险分子
与钱穆同处一个时代的大学者，胡适推首。胡适原本非常赏识钱穆，并推荐学生向钱穆请教先秦诸子的学问，还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穆阅览研究。胡适的弟子傅斯年对钱穆也优礼有加，邀他到史语所，奉为上宾。
胡适的“适”与“适之”，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他提倡文学革命，自称“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教他怎样思想。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1927年，33岁的钱穆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此时年长他四岁的胡适正意气风发，名满天下，应邀到苏州女子师范、苏州中学作演讲。他去苏州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见一见朋友推荐的钱穆。
当时的钱穆正遇到一个学术上的难题，此次能够拜见名满天下的胡适，钱穆便想顺带向胡适请教，但没有想到竟难住了胡适。以胡适当时的地位、身份，其尴尬可想而之。此后，胡适便说自己忘记带常用的刮胡刀，坚持要当天离开苏州。此后钱穆便很少和胡适在学术上进行交流了。钱穆对胡适的第一印象就成了“既不似中国往古之大师硕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学者专家。”胡适尺有所短的尴尬和钱穆寻觅知音的失望都促成了这段失败的会见。
钱穆与胡适两人的二次见面，已是在钱穆赴北平燕大任教时。钱穆与顾颉刚为讨论老子年代问题，赴胡适家。胡适沿袭清人的一种说法，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为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钱穆似乎认为胡适的观点不值一驳。有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钱穆与胡适在学术问题上的争辩，尚属表面，钱穆不赞同胡适主张的“新文化”才是最本质的分歧。
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抱认同的态度，而胡适提倡“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代表了“五四”以来批判中国文化和提倡西化的主流派的观点。两人在这一点上，都互不让步，没有给彼此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
胡适说改良都不能体现进步的决心，如果真要进步，就必须毫不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这个留洋归来的学者，没有给钱穆这样崇敬历史的人留一星半点的照顾。而“土生土长”的钱穆则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而胡适就是这种“高级知识分子”。
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的两位就是胡适和钱穆，钱穆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这种针锋相对的辩论式授课，也让钱穆最终选择离开。
不仅是在对待历史上，钱穆宁可“抱残守缺”，与胡适的“全盘西化”不同，在治学方法上，钱穆对胡适的“科学法”也颇有微词。
钱穆曾论中国近时史学大体可以分为三派：传统派，革新派，也可称为宣传派，科学派。钱穆尤其讨嫌科学派，他说传统派下工夫记忆材料，即使于世无补但也于己有益。但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隘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材料”。
历史注脚：
胡适简介
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1917年他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胡适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
1949年胡适寄居美国，后去台湾。1954年，他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胡适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胡适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钱穆与胡适在台湾
两人到台湾后，钱穆虽然是政府特聘的学者，却一直没有入选院士，当时评院士与胡适有关。胡适是掌握学术的“掌门人”，也是德高望重的学者，自然没有人敢为钱穆呼吁。虽然最终钱穆得到了院士之称，但是那时胡适已经去世。李敖就曾说，没能在胡适在世时入选院士，这对钱穆是一种不公。这两位大师间的旧事，今天已经成为拂面之风了。
章学诚，支持的同时还要反对
在讲黄宗羲和全祖望这两位学案方面的专家之时，钱穆特意提到了章学诚，并认为这个人非讲不可，因为他在讲学术史方面，贡献最大。
钱穆早年便接触了章学诚的作品。那时候要考学，《文史通义》是必读书，钱穆因此独自在章学诚的著作上花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章学诚对钱穆的影响最为显著，有后世人曾研究钱穆对章学诚学术思想的阐释。
首先，钱穆最佩服章学诚的一点便是他“不是站在史学的角度来看史学，而是站在整个学术史的角度来讲史学的”。这与钱穆所称赞的《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一样，都具有一种难得的全局意识。
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也就是把古代的诗、书、礼、乐、易、春秋都当作史书来看待。他认为六经只是古代政治上的一切作为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并不是几部只讲义理的书。钱穆也认为，六经在古代，是衙门里掌管的一些文件。
之所以要大力倡导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观点，这与当时的史学风气有关。当时，大家研究历史，就与现代政治、外交、国家、社会民生毫无关系，只在书本上来拼凑。章学诚反对这种不顾现实的学法，钱穆也持反对态度。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章学诚认为作文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这又与钱穆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如出一辙。钱穆也提倡学生看待历史的时候，应该设身处地地从古人的角度来考虑，不能妄下断语。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 释通》中特别提出一个“通”字，和所谓“专家之学”的“专”字。钱穆在治学上的扩散力，正是从专到通、由通返专，复由专再上下贯通的循环过程。章学诚说“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这也被钱穆大力称道。钱穆自己力求博闻，但坚持不立门户。可以说钱穆的很多学术上的行为，都是对章学诚观点的阐释。
当时钱穆所批评的人物，如刘知几、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因为他们虽然有所专长，但是没有做到博通，因而见解不免浅薄或者偏激。
但是钱穆又并不全完认同章学诚的主张。
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讲中国史学上盛行的是《左传》与《史记》，按照年代和人物来写史，将来应该会发展《尚书》体，把事情作为主要叙述对象。道光以后，西方的历史书渐渐传到中国，与章学诚所说的按照事件来写历史果然一样，于是人们就觉得章学诚有先见之明，所以特别推崇章学诚是中国史学一大师。
在钱穆看来，从《尚书》演进到《春秋》、《左传》，又到《史记》，这是中国史学上的大进步。并不能说中国的《春秋》、《左传》到《史记》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历史体裁。时间也是需要人物来发生完成的，人还是历史的主体，章学诚的预见不一定准确。
另外，章学诚自称是“浙东学派”，传承了王阳明的史学观；称顾炎武是“浙西学派”，这一点钱穆也不同意。因为阳明学派下面没有讲史学的人了，章学诚的学问，应该是从《汉书 艺文志》和郑樵的《通志》中来。
钱穆有一个兄弟叫做钱文，人称“起八先生”，也是一个能做文章的才子。不过钱穆的聪明是用在规规矩矩的学术研究上，起八先生的聪明则用在“不正经”的地方——譬如跑书场，结交评弹艺人，替他们写弹词。一个属于“学者型”的才子，一个属于“风流型”的才子。之所以称他为“学者型”，便是因为钱穆读书用功、治学严谨。所以不管是名噪京师的大学者，还是已经作古的前辈，他从来都要从学术的角度去论一个究竟。
钱穆在著作的过程中评论了很多人，但是他都坚持在学术上着眼，可以说是君子之争。他曾批评闻一多，但是在闻一多遇难之后，钱穆是少数几个敢公开去吊念的学者之一。他不崇拜任何权威，但是他对历史的崇拜，却超过了任何人。在大家都批判历史的时候，只有他在大声辩护，在一派交响乐中拉着我们的二胡。
历史注脚：
《文史通义》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史学理论名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章学诚为什么撰写《文史通义》呢？由于他对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成就，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吸收他们有益的东西。在章氏看来，刘知几、郑樵、曾巩在史学上各有优点，但却不全面，所以他才写《文史通义》，吸前人之长，加以补充发挥。应当说，章氏的史学观点，正是发展了刘知几等人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封建社会末期比较完整的史学体系。
两本《国学概论》
章太炎和钱穆都有名为《国学概论》的专著，钱穆认为章书不合意，所以“窃所不取”。章太炎的《国学概论》包括：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可见，太炎的“国学”概念是把传统的“经、史、子、集”都笼入其内的。钱穆的《国学概论》则是按照年代和主流思想而来的，两本书各有长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