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新证——驳郭沫若先生的曲解
对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种种曲解,笔者拟从杜诗中找出力证,以有助于进一步读懂这首诗。
一、茅屋
杜甫在乾元二年(759)七月弃官到秦州住了近四个月,又去同谷,住了一个月左右,遂决计去蜀,年底到了成都。杜甫为什么放着官儿不当却辗转艰行来到四川呢?原来前二年杜甫任左拾遗时,为房琯罢官事触怒了肃宗。房琯被贬,杜甫也受牵连,由左拾遗这个朝官一下子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一个管祭礼、教育、医巫的小文官)。冬末回洛阳,两个月后返回华州,有感于途中目睹战乱景象,写出了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这时朝廷正当宦官李国辅独断专横,杜甫深感肃宗的无能,自己又无力正乾坤,愤慨地反问:“唐尧真自圣(实际是说肃宗是个昏庸废物),野老(自喻)复何知?”又加关内久旱,天下饥馑,故乡河南骚动,听说秦州得雨,秋收有望,这才弃官来到秦州。后来一看,那里也不是存身之所,才又经半年多的时间来到“夙称富庶”的成都。这半年是他一生最苦的一段经历,疾病饥饿的折磨,山山水水的跋涉,风寒雨雪的摧残,狼虫虎豹的惊吓,沿途受到社会上的冷暖遭遇,真可谓饱经风霜了。到了成都以后,好不容易住到浣花溪寺主复空的庙里,熬过寒冬腊月。这样的处境怎么能修建起一座“草堂”呢?
首先杜甫来成都要有个奔头,决不能单纯地因这里富庶而来。杜甫一家子住在庙里也并不因认识复空,我们从《酬高使君相赠》诗可知,他吃的粮菜都靠“故人”、“邻舍”接济的,复空可能是看这些“故人”情面才让他留住的。那么,这“故人”是谁呢?老友彭州刺史高适离着较远,剑南节度使裴冕又没交情,主要依靠的就是他的表弟王十五司马,其次是友人萧八、何十一、韦二、韦少、徐卿等人。高适既闻杜甫来川,派人远道赠诗,也不能没有经济上的援助吧?正因为有这些人做后盾,他才在第二年到浣花溪西头敢于“卜居”;如果没有盖房子基金,他怎能贸然“卜居”呢?“主人为卜林塘幽”,《仇注》说“主人”是“公自谓”,我看应是王十五。且看《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遗营草堂赀》:
“客里何迁次,江边正寂寥。肯来寻一老,愁破是今朝。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唯表弟,还往莫辞劳。”
一个“忧”字,说明王十五早就为建草堂操心了,所以今天前来送建造资金。杜甫既以他乡之“客”自居,对此地的故人当然是称“主人”了。“他乡唯表弟”,一个“唯”字,也可以充分看出杜甫来川投奔目标不是别人,就是这个表弟。在杜诗里只有这位表弟出资帮助过他营建草堂,所以推想这“主人”当是王十五。司马是个多大的官呢?不过是九品文宫。既是这样,王的资助也就有限的了。若是大官,这笔钱派个家院送来也就是了。再加房前房后种点树木也都是乞求于故人的(见《萧明府觅桃栽》《从韦明府觅绵竹》《凭韦少府觅松树子栽》《诣徐卿觅果栽》);甚至连吃饭的食具也是向人要的(见《韦处乞大邑瓷碗》)。可见老诗人成立这个家是七拼八凑勉强对付起来的。
这样盖起来的房子的规模能像大地主的房子那样冬暖夏凉吗?杜甫写草堂的诗可以作证。《堂成》诗说“背郭堂成荫白茅”,顶盖是用白茅草苫上的。“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老夫卧稳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开。江鹳巧当幽径浴,邻鸡还过短墙来。”“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白屋是阴冷的,院庭是篱笆编的,而且很矮,连邻鸡都能经常来往;门是柴枝编的,而且不常开;门庭冷落,群鸥白鹳常来沐浴栖身。翻遍杜甫描绘草堂的诗,从未发现有夸耀草堂规格如何富丽堂皇的。杜甫是久经颠沛流离的人,到成都好不容易才寻个落脚之处,如果草堂真比瓦房还阔气的话,他是会赞不绝口的。即使这样简陋,他也还不断写诗借环境的幽美来抒发其满足的心情。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满足的心情来说明草堂如何阔气。
二、秋风
草堂建于上元元年春,到刮这次秋风相隔仅一年半左右。
“八月秋高风怒号”,这场风除在这首诗内具体描写“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绢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而且后来还下了雨“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我们还可以从《柟树为风雨所拔叹》找个旁证。《叹》诗虽和《歌》诗不是一时之作,但是也可看出此地风雨之大。
“倚江柟树草堂前,古老相传二百年,诛茅卜居总为此,五月仿佛闻寒蝉。东南飘风动地至,江翻石走流云气,干排雷雨犹力争,根断泉源苍天意……虎倒龙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这场风雨可能在夏季,不到三两个月,又来了“八月”这场风雨。《叹》诗虽然只写二百年的柟树被风雨拔倒,没有写草堂受害情况,但是也可想见草堂上的茅草也一定被风雨吹打得够惨的,所以这次秋风一怒号,才卷走屋上“三重茅”。“三重茅”,不但不能理解为苫过几次厚达一尺半,而且也不能理解为苫得多;相反的,有上次风雨摧残,现在茅草巳剩薄薄的两三层了,“三”在这里当是少、薄、稀的意思。正因为仅剩这么点茅草还被风卷走了,老诗人才拼命地去抢救。
三、南村群童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老诗人一看“三重茅”被卷光了,心急如焚,拄着拐杖前去追赶,可是“高者挂”的,够不着;“下者飘转”的也捞不起,只有岸上的一点零乱茅草还可以拾到,不料竟被南村一群儿童给抢走了,老诗人急了,“唇焦口燥”地呼喊,我就剩这么点苫房草,别抢啊。可是,孩子不懂事,不但没帮助这位衰朽的老人拾起茅草,反而“公然抱茅入竹去”了。孩子们,你们怎么这么忍心抱着跑了,竟干出“盗贼”的事来。这里谈得上阶级对立的对骂吗?如果说抱茅的是穷人孩子,那杜甫也来抱茅,不也是穷人吗?如果说地主是杜甫,那抱茅的孩子里就不能有地主的孩子吗?怒号的八月大风是不管穷富的,能刮走的东西,一律刮走。杜甫虽出身地主,但是这时他并未过上地主生活。首先,他没有派恶奴去追打群童,更没有恶犬去追咬,也没让自己的孩子去追赶打架,而是把自己累得“归来倚杖自叹息。”哪有一个地主亲自去追这么点茅草的?我们可以从他的诗中看到他平日对邻里、儿童的关系处得很好嘛。你看,在这前一年,江水暴涨,是“儿童报急流”的。为什么关系这么好呢?平日和南邻朱山人“惯看门户儿童喜”。有一次泛溪水上,看到儿童捕鱼猎鸟,采莲挖藕,发现鱼鳞被碰掉了,藕上带河泥,就关心“人情逐鲜美”,“物贱事巳睽”,怕他们上市卖不上好价。和邻近农民关系处得就更好了,到寒食节那天,“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是这样亲热往来,樱桃熟了,还有“野人相赠满筠笼”。所以他来客人也要请邻人作陪:“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如果自己缺酒时,“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
关系这么好,为什么群童不像江涨报信时的表现,却来抱茅草回自己家呢?老诗人怎么还对群童追赶呼喊得“辱焦口燥”呢?其实,这正写出五月到八月连遭两次风灾,受难之大,家家如此,谁也顾不上谁了。一时惜茅如命,心急如火,才如此急躁。“归来倚杖自叹息”,一个“叹息”,就说明老诗人深感灾情之重。这要在平时,一喊这些儿童就会帮忙的,可今日竟如此“公然抱茅”而去,真是苦难逼人啊!看了这抱茅情景才“叹息”;一会回屋,再看屋漏的惨景,又彻夜不眠,这才产生了诗末的幻想。
四、娇儿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回到屋里一看,天黑了,风定了,可是屋里却是“雨脚如麻”,到处漏得水淋淋,孩子不愿进被窝,多年的破旧被褥泥渍厚,一触皮肤凉如冰铁;即使进入被窝,被里一条一缕的,孩子又怎么伸腿儿?老诗人的“叹息”未止,又睹此景,怎不心痛如绞?叫声“娇儿”,怎么跟我颠沛流离受这样的罪?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道出了受罪的根本原因,绝不是因“南村群童”欺压至此。所以这里也不能把“娇儿”与“盗贼”对立起来。不只现在“住的盖的这样差,几年来也没得一天好。在《空囊》里说:翠柏苦犹食无衣床夜寒囊中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在《赤谷》里说: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卧道路,永为高人嗤“真是”三年饥走荒山道“差点当了路倒儿。就是建成草堂以后的生活也并未富裕起来,也还是靠”故人供禄米“来生活,来了客人还得”自锄稀菜甲“孩子经常挨饿:恒饥稚子色凄凉“想要喝酒解愁,又怎奈”无钱何处赊“诗人穷困如此,今天看看孩子受这样的罪,自己当父亲的怎能不心疼,叫声”娇儿“正是自爱自怜自责自怨之情的流露,根本谈不到地主对子女叫”娇儿,的问题。
五、天下寒士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段本是老诗人推己及人的理想最高境界的抒发,是历代为人传诵不已的名句。没有风卷房茅,床头屋漏,就不会想到“广厦千万间”、“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幻景;没有“群童”抱茅,“娇儿”难眠,就不会想到“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幻景。
“士”,不能只理解为读书人,退官的隐士或未考中的穷秀才。士,在《诗经》里有时就是男子或女子的通称,如:“有依其士”或“厘尔女士”。士民,又指一般的人民;士庶,也指一般的百姓。“寒士”,就是吃不上住不上的穷人,老诗人自经丧乱天天睡不着,长夜沾湿所悬念的是什么?难道只是一己之家么?看看他到成都以前的诗篇吧。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忧的不是老百姓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憎谁爱谁,不是十分鲜明吗?
他写战乱给农民带来的家破人亡之苦:当兵的在前方“边庭流血成海水”,在家的,“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不只一家如此,不仅一年这样:“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黎。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真是“老弱哭道路”,“死人如积丘”。再加连年自然灾害,害得人们吃不上:“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穿不上:“焉知南邻客,九月尚绤”我们读到杜甫大量同情人民疾苦的诗,可是却读不到一首可怜或同情读书士子的诗,相反的倒看到一些处士、隐士对他们的哀怜、矜悯。就以乾元元年(758)冬以来一年多的时间来看,杜甫见过的读书士子在诗中提到的就有阌乡姜七少府,是县级专管水火盗贼的小官,能在“河冻味鱼不易得”的时候设鲙鱼宴招待他;有“昨夜邀欢乐更多”的秦少府;有热情接待他的二十年前老友卫八处士,“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有视“荣贵如粪土”的阮隐居,秋日还曾赠他“盈筐承露薤,不待致书求”;有与他同遭贬谪的赞上人,在秦州为他安置食宿以及定居生活等等。说杜甫要把这些人“大庇”于广厦之中去,有何必要呢?从《所破歌》中怎么也看不出杜甫“叹息”的是这些人,“长夜沾湿”关怀的是这些人。这些人的生活哪个不强过他,强过杜诗描述过的那些穷苦人?
“穷年忧黎元”是杜甫的初衷,“大庇天下寒士”则是他最高理想。要知道杜甫是尝过饿死娇儿的苦痛的。
至于说一旦“眼前突兀见此屋”的时候,“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乃是发自心底的誓言,这是恨不得马上在眼前涌现出千万间高楼大厦来的迫切愿望,是诗人感情激动到高潮时的至诚至切之声!
杜甫这种宏大志愿和理想,不是一时冲动才说出来的。他曾多次颂马赞鹰并以此自喻,要为国为民不惜一己利益:“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开元二十九年秋黄河泛滥,诗人喊出:“却倚天涯钓,犹能掣巨鳌。”他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开头就抒发过终生誓言:“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虽然他一生困顿,理想志愿始终未能实现,但是他至死也没忘了人民和祖国,他的绝笔诗慨叹“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而自己以多病之身,一事无成,不禁涕泪如霖。所以不能说大厦告成之日,杜甫第一个搬进去就忘却他人了。杜甫不是那种人。
§§§第2节[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有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论述
“诗人说所住的茅屋,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盖过两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
“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茅草,究竟能拾取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孩子却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
“异想天开的‘广厦千万间’的美梦,是新旧研究者家们所同样乐于称道的。以为‘大有民胞物与之意’,或者‘这才是以代表人民普遍的呼声’。其实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农民的儿童们拿去了一些被风吹走的茅草都被骂为‘盗贼’,农民还有希望住进‘广厦’里吗?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到吧?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欢喜,自己就住破房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还会冻死呢?所谓‘民吾同胞,物为吾与’的大同怀抱,‘人饥己饥,人溺已溺’的契稷经纶,只是一些士大夫们的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而已。”
§§§第3节“群童”与“寒士”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本是千古定评的不可多得的名篇。可是《李白与杜甫》一书却诬之是一首“怨天恨人”的诗,说什么“骂贫穷的孩子为‘盗贼’”呀,“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呀,什么“广厦真正像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一句话,“只是一些士大夫们的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而已”的诗。我在1979年春曾有专文作过驳议,可是,不料在十二年后的1991年末,一家名牌大学学报上竟有人以驳论为名,仍在歪曲这篇名诗。说什么杜甫不是骂“贫穷的孩子”,而是在骂“顽童”,好像顽童就该骂。说什么“寒士”是受苦的知识分子,应该“大庇”。这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的说法,仍不合杜甫诗本意。
杜甫的茅屋,建于上元元年春,到刮这次秋风相隔仅一年半左右。在此前两三个月,曾有过一次暴风雨的袭击,将杜家门前的一棵二百多年的老楠树摧折,可以想见其灾情之大了。未经喘息,又突然“八月秋高风怒号”起来,“卷我屋上三重茅”,是上次被风刮过之后仅剩下的两三层薄薄的茅草(不是什么“一尺多厚”、“冬暖夏凉”、“比瓦房还要讲究”)又被刮个净光,老诗人怎能不着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