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童”，自诗人定居以来，对诗人一直很好：前一年春水暴涨，是他们前来“报急流”的；平日常到诗人门前嬉戏，诗人见群童捕鱼猎鸟，采莲挖藕，不小心碰伤鱼鳞或藕上带泥，怕他们上市卖不上好价钱，便给他们讲顾客的购货心理。诗人与群童的家长们相处得就更融洽了：寒食节家家争相邀请；樱桃熟时，满笼相赠；夜能赊酒，隔篱呼饮。可今天的“群童”却为什么一反常态“公然抱茅入竹去，忍能对面为盗贼”呢？“盗贼”者，非骂人之谓，乃言其为何径自干起同“盗贼”一样的事来。“归来倚杖自叹息”，“叹息”二字足以说明老诗人此时此地的感情：五月至八月灾情严重，受难之苦，家家如此，一时惜茅如命，心急如火，谁也顾不上谁了，群童再无平日的嬉戏可爱，老诗人也“唇焦口燥”，失去平时的儒雅之风，真是苦难逼人啊！
杜甫从北方到成都沿途所见之苦难比比皆是：当兵的，“边庭流血成海水”，在家的，“禾生陇亩无东西”，“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不仅一家如此，不只一年如是，“寂寞天宝后，园庐尽蒿莱。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吃不上，“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穿不上，“焉知南邻客，九月尚绤”。但见“老弱哭道路”，“死人如积丘”。今天诗人眼见“南村群童”与自家同苦，再追思往事，怎能不“长夜沾湿何由彻”呢！怎能不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呼声？“寒士”在这里，岂止仅仅指的是知识分子？难道不包括昔日所见的难民？不包括今日的惜茅如命的“群童”？
“士”，不能片面地只理解为“学而优则仕”的仕，是高贵层。古代以从事耕种的男子或作战的兵丁统称为“士”。《易》：“士割羊无血”，《楚辞》：“矢交坠兮士争先”，故“寒士”，乃贫寒之苦难灾民也。“穷年忧黎元（百姓）”，“路有冻死骨”，杜甫早在北方为官时已在忧国忧民了，岂能到四川受灾时反而与贫穷农民对立之理？
§§§第4节刘禹锡两首“桃花诗”新解
（一）
历来诗评对刘禹锡游玄都观写下的两首桃花诗，都认为是讽刺当朝的讽刺诗。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笔者从诗的本身与创作背景、诗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交游几方面加以探讨，认为第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不是讽刺诗，而第二首《再游玄都观》则确系讽刺诗。
先看《旧唐书·刘禹锡传》对这两首诗的评介：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欲复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诸君子》诗，语涉讥讽，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乃改授连州刺史。”
“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序曰：‘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朝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其前篇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之句，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稍知之。大和中，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
《唐才子传》也载：“久之，召还，欲任南部郎，而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语讥忿，当路不喜，又谪守播州……乃易连州，又徒燮州，后由和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至京后，游玄都观，且言：‘始谪十年，还辇下，道士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而来，无复一存，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权近闻者，益薄其行。”
《全唐诗话》等也有如斯记述。
据此后人几乎皆本此说，甚至有人还特别加以渲染，夸大其辞。约而言之：
首先肯定两首桃花诗都是讽刺当局的，而且由于刺痛当局，又再度被贬；甚至说刘禹锡是咎由自取，又说他明知因此会遭到迫害，但是他不怕，由此证明刘禹锡是富于斗争精神的。
其次，认为“桃花”是指被讽刺的新权贵，“种桃道士”喻指朝廷的执政者，“看花人”指的是趋炎附势，攀高结贵的势利小人。
（二）
现在先就诗论诗。请看第一首《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就字面来看，全诗充满了喜悦兴奋的赏春之情，看不出丝毫讽刺之意。
京城大道上，车水马龙，人潮汹涌，踏起的飞尘，如红霞紫雾，扑面而来，紫陌在唐代虽已是京道的通称，但是用在这里，紫与红相照映，极渲染了长安三月赏花的盛况，由于百花盛开，直闹得京途染紫，扬尘变红没见花，已烘托出花事的繁盛。这是从视觉观察所得。再从听觉来写：“无人不道看花回”。“无人”，正是人人：“不道”正是异口同声都道。“无”和“不”两个词一限制，更加夸张地写出人们赏花之心胜。
看的是什花呢？《国史补》记：“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暮春，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据陈寅恪先生考证，“三十余年”者，正当德宗贞元朝，“此花于高宗武后之时，始自汾晋移植于京师，当开元、天宝之世，犹为珍品。至贞元、元和之际，遂成都下之盛玩，此后乃弥漫于士庶之家矣。”
但是，这里写的是看桃花。其实看桃花在贞元，元和年间也是赏花盛事之一。白居易诗中就有“华阳观里仙桃发，把酒看花心自知。”“村南无限桃花发，唯我多情独自来。”而且还有专咏《夜惜禁中桃花》的诗。刘禹锡集中更有直接写桃源薛道士“手植红桃千树发”的诗。
赏花，无论是赏牡丹还是赏桃花，在当时确是盛极一时的乐事。那么，而今“玄都观里桃千树”，岂不标志着赏花又出现一新高潮么？新就新在已不是在禁中、村南、此、河洼有桃花，而是在寺观里也大种特种起桃花来。难怪长安人们争着看花，直闹京城万紫千红，春意盎然。桃花是什么时候栽植的呢？饮水思源，看花不忘栽花人，是刘郎去后栽。刘郎在时，无此盛况，“刘郎去后”才栽出这么多，这么美的千树红桃来。“尽是”，以极肯定的语气，极尽诗人的由衷赞叹之情。
（三）
再从刘禹锡此次被召回的心情看，也是充满兴奋喜悦之情的。写这首诗的前三月，即元和九年十二月，接到召还的御旨，刘禹锡与同被召还的好友柳宗元联袂北上沿途唱和，抒发了还京之情。
柳宗元感到这次被召还简直是“疑比庄周梦，情同苏武归。”刘禹锡更感到有如“云雨湘江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两位诗人越是回忆十年贬谪的痛楚，就越加感到召还的不易：“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前者匆匆袱被行，十年憔悴到京城。”召还简直是一次再生：“十年楚水枫林地，今夜初闻长乐钟。”而且满眼前程似锦：“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花开处处新。”“十年毛羽摧颓，一旦天书召回。看看花时欲到，故候也好归来。”他们激情澎湃，高歌英雄又有了用武之地：“采仗神旗猎晓风，鸡人一唱鼓蓬蓬。”“赐环留遗响，五马助征马非。不羡衡雁，春来前后飞。”他们苦恨年华空逝：“铜壶漏水何时歇？如此相催即老翁。”“投荒垂一纪，新诏下荆扉。”他们路过战国时代齐使淳于髡墓地时，借吊古之机抒发了壮志豪情，表示要像淳于髡那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使楚重”，“救齐成”，为朝廷效力，“刘伶今日意，异代是同声。”“刘伶”指禹锡，当然也包括宗元在内。
值得注意的是，刘、柳是被召还的五司马（原为八司马，其中韦执谊和凌准已死去，程异早在元和四年已升迁，剩下的除刘、柳外还有韩泰、韩晔和陈谏）中最积极还朝的成员。刘诗有《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南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有怀续来诸君子》，既把二韩一陈看成是“续来”者，那么刘、柳当然是早还者了。他们还朝的心情这样急切，又都被春光吸引着唱出“花开处处新”，“花时欲到”之句，心中充满着盎然的春意春情，所以乍回长安，便立即去玄都观欣赏桃花，在这样心情下，岂能以花寓讽，敌视朝廷？
（四）
刘禹锡的兴奋喜悦心情绝不是偶然的冲动，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他在被贬的十年中，曾多次给当朝要人上书，申冤呼救，一再表示一旦昭雪回朝，定当尽力效命。仅以他给老宰相杜佑的信来看，不难体会到他的这种情绪：
“间者昧于藩身，推致危地，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旬朔之间，再投裔土。外黩相公知人之鉴，内贻慈亲非疾之忧。常恐恩义两乖，家国同负，寒心销志，以生为惭。虽欲沥血以自明，于天以自诉，适足来众多之诮。”
他总是殷殷地渴望着早日昭雪：“傥浮言可以事久而明，众攻茕茕嗤可以时久而息，弘我大信，以祛群疑，使茕茕微志无已矣之叹，觊乎异日，得夷平民，然后裹足两向，谢恩有所，复以尘缨黧貌，称故吏于相门。此言朝遂，夕死可也。”
他并不希望重升高官，只求能像秦末夏侯婴那样，“置身于荥阳伍中，得奉安舆”，倘有献力为国的机会，“誓当斋志，没齿尽力于井臼之间”，他说这是他的“遂心之愿”。
清白做人，忠君爱国，就是他的大志，“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虽身处逆境，也还是“初心不可忘”。元和九年的被召回，不正是又一次使他的“斋志”“初心”要迸发出来的火花么？
（五）
再从朝臣中当权者和刘禹锡的关系上看，刘禹锡也不会讽刺这些人的。
元和九年以来，宪宗最倚重的是老宰相杜佑，最信赖的宰相是李绛，宰相任期较长的是李吉甫，两度任相的是武元衡，还有一位新任宰相张弘靖。这几位对刘禹锡的贬谪是深表同情的。
当刘禹锡“模为口语所中”时，是杜佑“深明”他的委曲；“及不已而退”时，又是杜佑“为之流涕以诀”；“又不得已而谴”时，还是杜佑“为之择地以居”。禹锡在杜佑门下十年，被视为“不懈于位”的干才。所以禹锡被贬的第七年，“心如寒灰”时，杜佑立即复给“手笔一函”，“称谓不移，问讯加剧，重复点串，一无客言”，使禹锡有“忽疑此身犹在门下”之感。后来，杜佑又及时告诉他朝廷宽宥的消息，并鼓励他“振刷”起来，大干一场。
禹锡谪居八年时，李绛曾让主簿杨归厚致书，“憨色甚深”。李绛因“久以讦谟，不于宥密”，所以这时对禹锡“沛然垂光，昭振幽蛰”，禹锡深自感到“否运将泰”李曾援救过裴武、柳公绰，白居易等而对禹锡尤加垂爱，李与刘曾同为“布衣游”，同“仕畿服”，今天李为当朝宰相，对禹锡仍“不以名教革初心”。
禹锡被贬后，李吉甫对他有“阴施之德”，禹锡表示“受恩同人，盟死以答”。
武元衡不只当年在御史中丞任上曾指导过禹锡关于吏途文律之事，而且对禹锡的被贬，“亦慰重伤你”。武在川南节度使任曾专书问讯，并寄赠“衣服缯彩”以为慰藉。禹锡敬武如师表，“重罹不幸”便立即向武上书申吐冤情，切望其救援。禹锡不只在武的生前有诗呈寄，即当武遇刺身亡之际，也曾赋诗悼念，其情深词切，非一般可比。
另外，老宰相权德舆对禹锡更是器重，“终荷荐宠，始见知名”。另两位宰相于頔和袁滋，禹锡也都曾有《挽歌》哀悼过。即新相张弘靖对禹锡也有援荐之情。
宰相们对他如此，那么其他重臣呢？从现有文献得知，与禹锡关系好的，当时朝臣中有王涯、王播、窦易直、段平仲、柳公绰、卢坦、吕元膺、韩弘、崔群、裴度、令狐楚、独孤郁、元稹、白居易、杨于陵、韩愈等。
朝中即有这么多重要人物同情他、爱护他、援救他，他一旦回朝又怎能对这些当权的友人进行嘲讽或攻击呢？
从以上分析可知，第一首桃花诗不可能是嘲讽之作。说他“语涉讥讽”，完全是欲加之罪，是诬陷不实之词。为此，我们为刘禹锡辩诬，还第一首花诗的本来面目，不能让刘禹锡的冤情还沉埋于后世。
（六）
那么是谁把刘禹锡等五司马召回，又是谁把他们又重贬远州的呢？我们从史书上可略窥端倪。
据《旧唐书》宪宗元和元年八月条记称：“韦执谊……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刘禹锡传》也记有“禹锡、宗元等八人犯众怒，宪宗亦怒，故再贬，制有‘逢恩不赦’之令。”宪宗对御史中丞裴度说：“今禹锡所坐，更合重于他人。”看来宪宗是贬刘的主宰：“逢恩不赦”，乃其诏旨，“重于他人”，乃其口谕，一贬再贬，皆出其令，贬中之尤，以刘为首，恨恨之情，历历可见。
即下令“逢恩不赦”，何以贬后十年又召回呢？《刘传》说：“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资治通鉴》也说：“执政者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由于刘等“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所以宰相再怜才，宪宗不点头也是不成的。因此，不难得知，此次召还五司马的主宰者，还是宪宗。是的，恨八司马的宪宗，因为八司马当时是他上台的绊脚石，所以他一登皇位便立即杀了王叔文，贬了王的同党。召还的又是他，因为他毕竟是个爱才的君主，八司马是人才，而刘、柳又居八司马之冠，宪宗又怎能不欲召之身边呢？因此，这第一次召还，禹锡对宪宗也不会产生嘲讽之情的。那么，何以史书及诗评都说第一首桃花诗是一首讽刺诗呢？据《通鉴》说：“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怒之。”按：当时谏官之首御史中丞是裴度，裴对刘最要好，武对刘也最要好，他们不会说刘坏话的。所以“争言其不可”者，当另有人在。他们就是宪宗爪牙——宦官一类小人。是这群小人鸡蛋里挑骨头，对刘的桃花诗有意歪曲，硬说是讽刺当权的，是反朝廷的，把好端端的一首即兴抒情诗给扣上了“反诗”的大帽子，以便对禹锡进行近一步的打击。
在封建社会里为人臣的是绝不许说主上半个不字的。虽然如此，刘禹锡的态度却是十分明朗的，他对有恩于他的君主都写过挽诗悼念（当然对顺宗没有挽诗，这好理解，正如他不敢挽王叔文一样，是为了回避网罟，心中挽之可也），可是对于打击诬陷他的宪宗则无只字悼念，对于不召还他、一再调换他的穆宗也无只字悼念。宪宗死前，禹锡正在连州刺史任上，因母丧，遂解官回洛，守丧二年。在护灵柩北上途中，又突闻好友柳宗元噩耗，至亲至友接连伤逝，哀何以堪？禹锡写《祭柳员外文》时，正值宪宗死的前一日。六月后又写《重祭柳员外文》，后又代李大夫写祭柳文，可谓三祭故友。他在《祭柳员外文》中迸发过血泪控诉：“千哀万恨，寄以一声”，哀什么，恨什么？还不是哀刘、柳同命受难，恨宪宗“胡宁忍此”，所以不挽宪宗，正看出禹锡在宪宗朝十五年中一再遭贬，使禹锡陷入“周章失图，吞声咋舌，显白无路”的境地，“以不驻之光阴，抱无涯之忧悔，当可封之至理，为永废之穷人，闻弦尚惊，危心不定”。召还报国的幻想破灭了，不白之冤蒙受了，前途茫茫，如堕九渊。禹锡等五司马元和九年被召还，只是昙花一现，空喜一场。再次遭贬，使得他含不白之冤去国又达十四年之久！
（七）
怎样理解禹锡第二首桃花诗《再游玄都观》呢？我们先看看这首诗的背景和诗人的心境。元和十年离开长安，这次遭贬去国一十四年，刘禹锡年近九旬的老母去世；回洛阳护灵途中又闻好友柳宗元去世；第二年春正月宪宗被害，穆宗朝又把他由连州刺史改授夔州刺史；长庆四年正月穆宗又因服毒药而致死，同年刘禹锡又转为和州刺史，敬宗宝历二年冬，他接到召还东都洛阳的命令，及至洛阳时又闻敬宗于十二月被害。文宗大和二年春才由宰相裴度、窦易直的荐拔，调回长安任主客郎中、兼集贤院学士。
禹锡重回长安时的心情，在《谢裴相公启》中写得很具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