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对中路梆子的影响和扶持，无疑是巨大的。这其中，当首推以祁太商帮为代表的一批晋商巨贾。
位于山西晋中地区中部的祁县，明清之际晋商巨贾多发祥于此，其经营的票号“汇通天下”，执全国金融之牛耳，被誉为晋商故里。商业资本雄厚，为晋商涉足梨园提供了经济保障。当他们在自身财富达到鼎盛阶段，一些爱好戏曲的商人们就涉足梨园，纷纷组班，如云生班、三庆班、聚梨园、庆梨园等，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有影响的班社。除自娱外，他们更多地是为了扩大其自身的知名度，这也就无形中推动了中路梆子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岳彩光、渠源淦等，就是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
在晋商中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只是投资承班，还以“玩票”的身份亲自涉足梨园。
所谓“玩票”，即人们所称的票友，是相对于梨园行专业人士而言的。
他们这些人热衷于戏曲的吹拉弹唱，迷恋于舞台的粉墨人生，有的还抛弃万贯家产下海，以戏曲为其终身职业。由于他们对中路梆子的执著与痴狂，使得他们在中路梆子的各个领域均有建树，成就非凡。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有：太谷县任村的富商印财主，祁县谷恋村的富商子弟高锡禹，祁县城内富商子弟韩子谦等。
晋中一带曾有“彭根胡琴甲成板”之说，指的是中路梆子两位著名的操琴、司鼓的文武场高手琴师彭根子师傅和鼓师杨甲成师傅。机缘巧合的是，印财主和高锡禹恰恰是这两位师傅的高足。
印财主十分迷恋中路梆子的音乐，于是弃商从艺，以自己的真诚赢得彭根子师傅的认可。他不但刻苦钻研操琴技艺，还潜心研究中路梆子的音乐曲牌，整理和修订了中路梆子音乐曲牌近200首，并将一生研究成果汇编成书。虽耗尽家产，却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的《中路梆子工尺谱》，成为中路梆子音乐上融理论与实践的第一人。民间就流传有“印财主的胡胡甲成的板，‘天贵旦’的乱弹唱不完”的谚语。
高锡禹家境富裕，其父嗜好中路梆子，常在家中邀请名家自乐。受其父影响，从小耳濡目染的他长大后不愿经商，情愿与艺人为伍，从闹票发展到最后的搭班演出。他不仅鼓艺精深，并能演奏中路梆子文武场的全套乐器，而且还致力于中路梆子的曲牌研究。他创编的中路梆子打击乐套曲（花通），流传甚广。
较之前面印财主和高锡禹在音乐上的成就，韩子谦更多的是致力于中路梆子的改革与推广。身为大学毕业生的韩子谦，被后人称为山西省高层知识分子中甘心与“戏子”为伍的第一人。
韩子谦的父亲经商扬州，家道殷实富有。但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和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的青年才俊，却被中路梆子这一极富地域色彩的民间艺术所吸引。他毕业后回到家乡，终日与中路梆子、秧歌艺人甚至吹鼓手们来往，曾被人讥讽为“西洋败家子”。然而，正是中路梆子这一为“上流社会”所不齿的民间艺术，却给了学习西洋戏剧的韩子谦施展个人才华的自由空间。他对中路梆子最大的贡献，是在中路梆子的班社中引入并建立导演制。他投身梨园后担当导演一职，上世纪50年代初，由其首次导演的《双蝴蝶》一经上演，就引起轰动。
以上种种，无论是草创阶段的承办科班、培养伶童，还是成熟阶段的名角荟萃、推陈出新，亦或是最终的玩票下海、亲力亲为，晋商对中路梆子的热情与持续介入，似乎从未间断过。晋商与中路梆子血脉相连、相依相伴、相互依附。正是由于晋商的鼎立加盟，才最终成就了中路梆子日后的辉煌。
清光绪末年，中路梆子第一代女演员登上了舞台，打破了男子一统天下的格局。从此，开创了男女同台演出的全新舞台表演样式。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到上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丁果仙、丁巧云、牛桂英、郭凤英、冀美莲、程玉英、花艳君等一大批女演员的相继成名，中路梆子的舞台因她们的出现而显得更加的多姿多彩、妩媚动人。
喜爱中路梆子的人似乎对“丁、牛、郭、冀”再熟悉不过了。唱须生的丁果仙、唱青衣的牛桂英、唱小生的郭凤英及唱花旦的冀美莲，四个行当，四位杰出的女性，在她们艺术生涯的进程中，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路梆子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阶段。
上世纪50年代，中路梆子迎来了自身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而她们，也成为中路梆子“丁、牛、郭、冀”四大流派的创始者与奠基人。丁果仙的《打金枝》、《空城计》、《卖画劈门》、《反徐州》、《渭水河》、《八件衣》，牛桂英的《劝宫》、《算粮》，郭凤英的《小宴》、《小别母》，冀美莲的《藏舟》、《杀惜》，享誉剧坛，名噪一时。
除此而外，与她们同时期唱青衣的程玉英，还创立了“程派”青衣“咳咳腔”，其代表剧目《教子》魅力无穷。流传于晋中一带的民间谚语中就有：“宁叫跑得丢了鞋（读hai音），不能误了程玉英的咳咳咳。”还有，以演苦戏出名的“花派”青衣花艳君的《三上轿》，至今传唱不衰。
丁派的行腔坚实洪亮、咬字清晰；牛派的嗓音沉稳厚实、韵味纯正；郭派的表演潇洒飘逸，特别是其“翎子功”堪称一绝；冀派的做工活泼俏丽、生动传神；程派的演唱高亢激越、节奏分明；花派的人物一唱三叹、感人至深。流派纷呈，特色鲜明，以她们为代表，这一时期中路梆子的舞台五彩缤纷、繁花似锦。
被人们称之为“须生大王”的丁果仙，自身似乎总有着太多的传奇故事，而最为人们记忆的则是发生在两个剧种、两位大师间的一段梨园佳话。
1936年，丁果仙率团赴北京演出，所带剧目之一《反徐州》令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赞叹不已，于是提出以自己的拿手好戏《四进士》与丁果仙交换。至今演出于京剧舞台的《串龙珠》，就是当年丁果仙之《反徐州》，而《四进士》日后也成为丁派的代表剧目。
1961年的夏天，山西省晋剧院刚刚组建的青年剧团进北京汇报演出。所带剧目有《含嫣》、《小宴》、《杀宫》、《算粮》，晋京汇报演出一炮打响，引起轰动，与天津市河北梆子小百花剧团并称为全国的“两朵花”。在这个年轻的团队中，就有着甜美清脆、委婉抒情的“爱爱腔”的创始人王爱爱。
与“丁、牛、郭、冀”不同的是，以王爱爱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新秀，是新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第一批中路梆子优秀人才，而他们也代表了中路梆子第二个黄金时期的到来。
从上世纪60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王爱爱的《含嫣》、《算粮》、《见皇姑》，田桂兰的《打神告庙》、《喜荣归》，马玉楼的《芦花》、《杀驿》，冀萍的《百花赠剑》、《杀宫》，张友莲的《扈家庄》、《昭君出塞》，张鸣琴的《下河东》、《十五贯》，王万梅的《教子》等，以及60年代前后出现在中路梆子舞台上的一批讴歌时代，极具影响的新创剧目，如《丰收之后》、《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刘胡兰》、《三上桃峰》、《阳春姐妹》、《春暖花开》、《太行英雄》等，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文化大革命”期间，晋剧《三上桃峰》因受“四人帮”的诬陷，被当作“大毒草”遭受全国性的大批判，这一中国文化史上的特大冤案，终因“四人帮”的覆灭而获得平反。经受“文化大革命”磨难的晋剧界迅速恢复生机，新人迭出，好戏连台。
时间进入到1980年。这一年，一位来自山西吕梁山革命老区交城县晋剧团的年轻女孩，登上了山西省优秀戏曲青年演员评比演出的领奖台。时隔十年，1990年，她又因成功出演《杜十娘》而站在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领奖台上。她，就是明亮圆润、婉转绮丽的“转转腔”的创始人宋转转。
从1983年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至2008年，中路梆子共有15人获此殊荣。这其中，除田桂兰、高翠英、郭彩萍、王万梅、杜玉梅外，一批年轻的新生力量成为中路梆子舞台的顶梁柱，他们也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路梆子第三个黄金期的到来。栗桂莲的《金水桥》、史佳花的《陈碧娘》、崔建华的《喜荣归》、谢涛的《丁果仙》、武凌云的《古城会》、杨红丽的《芦花》、胡嫦娥的《大院媳妇》、王珍茹的《杀驿》、苗洁的《扈家庄》等，均获殊荣。2008年，青年须生演员谢涛又以新编历史剧《傅山进京》喜获“二度梅”的桂冠。从他（她）们身上，我们欣喜地看到中路梆子蓬勃发展的美好前程。
中路梆子音乐丰富，板式多变，表现力强。其基本板式有（平板）、（夹板）、（二性）、（流水）及（介板）、（导板）、（滚白）等。因中路梆子须生、青衣、大花脸所占的戏份较大，所以其丰富多变的板式正好满足了不同人物、不同情境的表现需要。《忠保国》中大花脸、须生、青衣三人的轮唱，《斩子》中杨六郎与八王爷赵德芳的对唱，还有《教子》中王春娥的独唱等，这些经典的唱段，音乐板式应剧情和剧中人物而起伏变化，烘托人物，都收到了非常好的舞台效果，久唱不衰。
今天，许多音乐设计者，在对中路梆子的板式唱腔和表现力上，都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大胆的创新，这大都体现在一些新创剧目上。如现代戏《麦穗儿黄了》，是一部反映国家取消农业税的主旋律作品。在这部戏中，音乐就借鉴了山西原生态民歌的元素，既使人耳目一新，又是地道的中路梆子音乐韵味。
中路梆子的剧目有400余出，较有名的剧目有：《打金枝》、《蝴蝶杯》、《下河东》、《空城计》、《汴梁图》、《日月图》、《双罗衫》及现代戏《三上桃峰》、《油灯灯开花》、《麦穗儿黄了》等。
中路梆子的剧目，较之其他三大梆子，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描写商人生活内容的剧目比较多。这或许与他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其衍变、发展轨迹有关，如《春秋配》、《串珠记》、《龙凤杯》、《双官诰》、《九件衣》等。
作为山西四大梆子中流布范围最广、影响最大、流派最多的中路梆子，在其发展历程中，兼收并蓄，适时而变。加之晋商的扶助，文人的介入，使得中路梆子后来居上，一跃成为四大梆子之首，成为山西最具代表性的剧种之一。今天的中路梆子依然在积极进取，锐意改革，在用自身的努力续写着明日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