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紧围绕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密切配合斗争形势，太行区、太岳区提出“文化工作要配合群众运动”，“要抓紧这个武器”的口号。要求秧歌“一要表现简单朴素；二要利用农村语汇。”（杨秀峰：《文艺工作要配合群众运动》原载《华北文艺》1943年3月15日）使艺术作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武器——这是新秧歌不同于传统秧歌的新鲜内涵。
传统秧歌的本质在于“社火”，其生命力来自传统文化的深层，凝聚着这一地区人民的信仰和审美理想。新秧歌借其内在的凝聚力，注进解放和翻身的民主要求——这是山西新秧歌的时代新意。
秧歌作品数量之多，参加人员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晋察冀边区文艺会演中，曾有40多个秧歌剧获奖。在晋绥边区举行的“七七七”文艺评奖活动中，荣获奖金的剧作几乎全是秧歌剧。据1944年的《解放日报》报道，根据地每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太岳区22个县，有秧歌队2200多个。另据统计，仅临县南二区招贤镇一带就有50多个秧歌班子。离石、碛口一带是每村都有一个秧歌队。黎城县胭脂村320多口人中，参加秧歌队的就有180人。晋绥边区有的县出现了老大娘、老大爷组织的老人秧歌队。临县组织了一支有500人参加的大型秧歌队伍。大众剧社组织的军民大联欢秧歌队，编排演出了《好庄稼大丰收》、《绣金匾》、《镰刀斧头红绸舞》、《纺织舞》、《上冬学》等节目。由于秧歌队的迅速发展，每逢节日，自然便形成群众自己的艺术节了，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秧歌队还发展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显示了新秧歌广泛的人民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民间舞蹈的新生命。抗日战争中，由于根据地的迅速发展，群众渴求文化生活，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文化大众化的局面。因此，广泛地吸收民间艺术的营养，利用民间形式为抗战服务的观点愈来愈被广大文艺工作者所接受。1943年冬，皇甫束玉等左权县的文艺工作者，对民间歌舞《小花戏》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改革。发扬了《小花戏》“一小二花载歌载舞”的特点，编排了《四季生产》、《生产劳动》、《住娘家》、《练武》、《参军》、《红都炮台》、《新告状》等节目，并改变了过去男扮女装的旧习，使之面貌一新，人们称之为《新花戏》。民间舞蹈《小花戏》在组织群众，动员抗战，促进生产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一些曾在左权工作过的老同志说：“左权‘小花戏’跳走了鬼子，左权民歌唱走了敌人。”此外，《胜利腰鼓》、《翻身花鼓》、《旱船》、《小车》、《高跷》、《抬阁》等民间舞蹈都以新的姿态、新的面貌活跃在宣传抗日战争，实行减租减息，进行土地改革，号召参军支前，欢庆胜利等各个场合，成为一支强大的生力军。
2、全面发展稳步前进的山西民间舞蹈
1949年，山西人民以传统的歌舞艺术形式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庆祝翻身得解放，三晋大地到处是高歌欢舞的热烈景象：花鼓、腰鼓、秧歌以及狮子、龙灯等，舞出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喜悦心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山西民间舞蹈与时代、人民紧密相联，成为山西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
在发掘、整理的基础上提高，山西民间舞蹈焕发出盎然的生机。1953年到1960年，为弘扬民族文化，省文化局先后举办过5次全省民间艺术观摩演出，民间艺人集传统之大成，承前师之技艺，演出民间舞蹈节目120多个。其中《凤秧歌·过大年》、《踢鼓子秧歌·落帽》、《小花戏·卖扁食》和《晋南花鼓》、《花灯舞》、《五女观灯》等优秀节目曾多次参加全国民间艺术会演。这些节目以其强烈的地方特色，博得了首都观众的好评。这是民间舞蹈从广场走向舞台的初步尝试。
向民间学习，建构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特色的山西舞蹈。建国以来，山西的艺术家们坚持艺术与群众相结合，自觉地将艺术根植于民间的沃土。他们深入到山庄卧铺演出、搞辅导，同时向民间艺术学习。建国以来，省歌舞团多次分赴晋南、晋东南、晋中、雁北等地深入生活，进行采风，搜集民间音乐舞蹈，并将老艺人请上来，向演员传授民间艺术。学习了近百种歌舞、小戏节目。他们广泛吸收民间舞蹈的养份，他们把即兴、随意的舞蹈动作提炼为规范化、风格化的民间舞姿舞态，完善了山西三大舞种《花鼓》、《小花戏》、《踢鼓秧歌》的动律和组合，并整理成较为系统的民间舞教材，使之成为山西舞蹈学校和专业团体舞蹈演员训练的必修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山西民间舞蹈舞台艺术的体系。他们加工、整理、改编了《花鼓》、《落帽》、《放风筝》、《九连灯》、《对花》、《大场子》等民间舞蹈节目，这些节目或粗犷豪放、或诙谐幽默，或婀娜多姿，保持了淳朴自然的民间舞蹈的风格，其中有不少已成为优秀的保留节目。
3、不断创新再铸辉煌的山西民间舞蹈
1986年，文化部与广播电视部联合举办了一次全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音乐舞蹈比赛。这是对民族民间艺术的一次大检阅、大总结、大展演。山西在这次大赛中共夺得了13个奖项，其中舞蹈《元宵夜》荣获大奖；《江河水》获一等奖；《捣米》、《蒲州伞秧歌》获二等奖；《送妻回娘家》获三等奖。山西民间歌舞在全国一举夺魁，取得了全国历届文艺比赛中一个省获奖最多、最高的好成绩。
1992年，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比赛中，根据我省“山药蛋派”经典作品改编的舞蹈《小二黑结婚》获大奖；取材于左权县民间舞蹈《小花戏》编创的舞蹈《开花调》获一等奖。
1996年，在第二届“群星奖”评奖中，舞蹈《小二黑结婚》、《开花调》又喜获金奖；舞蹈《泥新窑》获银奖；舞蹈《骡驮轿》、《灯花花落在心尖尖上》获铜奖。
1996年，在第六届“群星奖”评奖中，山西选送的舞蹈《复活》、《走西口》、《筑路哥哥》分别获金奖；舞蹈《打花鼓》、《山韵》、《征西》分别获铜奖。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山西民间舞蹈凝聚着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表现出民族生命的盎然情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是它千百年来能在人民中流传、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各种舞蹈发展取之不尽的源泉和基础。
山西民间舞蹈的文化特征
不同的地域文化总是塑造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山西民间舞蹈受三晋文化传统的历史影响，其表现形态及与此相契合的内在情感，无不烙上地域的印记。究其发展亦可分为三个发展区域。
一是晋南。晋南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音乐、舞蹈繁盛之乡。从长治发掘的战国时期的编钟、编磬及两列乐伎伴奏下，两人舒袖对舞的一组陶俑中，可窥见当时乐舞一斑。从运城汉墓中出土的“百戏楼”中，可见百戏在当地也曾盛行。盛唐时期，河东经济、文化大发展，人才成批涌现。同时，唐代宫廷乐舞在晋南也有流传。元灭金后，山西遭到空前浩劫，“斯时太原、平阳掳掠一空。”（《山西国土资源》）直到明清时期，三晋文化趋于封闭保守，但属于下里巴人的大众文艺却呈现出勃勃生机。金院本、元杂剧以及民间“社火”遍及城镇和乡村。仅从侯马、襄汾、新绛、稷山出土的砖雕看，就有腰鼓、舞狮、扇舞、跑驴、秧歌等多种民间舞蹈表现形式。此外，丁村明清木雕社火图中，有《竹马》、《狮子》、《大头舞》的造型。之后，孔尚任写的竹枝词中，对“歌舞从来上帝阶”的平阳地区闹红火的盛况和舞蹈艺术表现情况作了生动的记载。
建国后，晋南仍是山西歌舞的中心。在全省234种民间舞蹈中，流布在晋南的舞蹈占全省舞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舞蹈中，“鼓舞”颇具有晋南的地域风采。其特点为：气势宏伟壮观，节奏热烈激昂，动作刚劲洒脱，情绪开朗风趣。在众多的鼓舞中，《花鼓》独树一帜，成为山西有代表性的主要舞种之一。表演者以双膝略屈的“骑马蹲裆势”为基本姿态，尽情地蹦、跳、扑、闪、辗、转，以及手的奋力推、拉、绕，再加上拧、涌、耸、扭、摆、晃的动律，充分显示舞者激越奔放的气势，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中原文化的气质和神韵。
二是以太原为中心的晋中地区。这里不但产生过许多著名的诗人和作家，而且开设票号、钱庄、布庄和茶庄的晋商闻名天下。他们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民间舞蹈的动力，每逢节日，各地的大户自愿集资筹款，为民间舞队添置新装，修缮道具，支付费用，使舞蹈形式年年有新变化，个个出新花样。在这样的氛围中，《小花戏》脱颖而出，成为晋中舞蹈的自豪，山西舞苑的奇葩。《小花戏》以歌表情，以舞传神，以扇达意，以戏引人。“花、跳、走、扭”为其主要特征。从《小花戏》颠颤靠膝脚，扭摆靠腰胯，花哨看彩扇，颠跳拧扭带飘摇的动律中，表现了人体向上跃动，向外部空间拓展、延伸的倾向，是晋中人开拓性心态的人体表现，是三晋文化精神在民间舞蹈中的投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