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庄子》？对于当今许多读者，这个问题会显得很突兀，难道不是共三十三篇六万多字的那本书吗？因为在著作权意识已十分明确、书籍保存已非常稳定的今天，一本书出版了，这个版本就永远成为独一无二的版本。而在漫长的手抄文化时代，一本书可能会在抄写和流传过程中，不断变化甚至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很多读者可能没有想到，除了三十三篇之外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庄子》，因为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只是这样的《庄子》，即经过西晋的郭象（约252—312）整理并作注的《庄子》。然而，除了三十三篇的郭象本之外，还存在多个《庄子》版本。事实上，从庄子（约前369—前286）完成内七篇之后，所谓的“《庄子》”就一直在变化之中。如今学界已经形成共识，即郭象版的《庄子》，实则是由庄子本人以及庄子后学共同编撰的结果，其中包括篇章的增删和内、外、杂篇内容的调整以及文句措辞的编辑等。
那么庄子本人到底写了多少篇，而庄子后学又补充了多少篇，以及战国之后编校书籍的人对庄子又做过哪些改变等等，这些问题使我们手中的《庄子》显得十分可疑。我们所谈的《庄子》，可能与秦汉时人的《庄子》并不相同，与魏晋时人的《庄子》也不相同，更与战国时代的《庄子》大不相同。
战国时代的《庄子》
由于文献不足，我们已无法得知战国时代《庄子》的全貌，但是从先秦子书对它的引用以及荀子等对庄子的评价中，仍可以窥见其一鳞半爪。在先秦子书中，明引或暗用《庄子》最多的就是《荀子》。由于引用之多不胜枚举，在此仅就荀子对庄子的批评展开分析，以见战国时代的《庄子》别有他本。
比庄子小大概五十岁的荀子（约前313—前238），可能是史上第一位抨击庄子的学者，他在《荀子·解蔽》中批评庄子学说为“蔽于天而不知人”。如果依照今本《庄子》，这一批评便十分费解。虽然内七篇多谈天道而不涉及具体的人事，但外、杂篇中有很多地方都谈到了人道，并且谈到了人道如何与天道相应，读起来但觉庄子不仅知人，而且深得“天人合一”之道。例如，《天道》篇伊始便说：
“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
这句话不但谈到人道，而且很有调和儒、道思想的色彩，以至于学者张远山在《庄子三大版本及其异同》一文中称《天道》篇为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前122）所增补，意在融合儒、道、名、法各家思想。
不管《天道》篇是否为刘安所增补，在荀子所批评的《庄子》中，肯定没有这一篇。我们不妨再看《在宥》篇中的一段话：
“不明于天者，不纯于德；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相去远矣。”
尽管张远山亦认为《在宥》篇为刘安所增补，增补的用意与《天道》一样，即为调和儒、道、名、法各派思想。笔者认为，《在宥》、《天道》二篇，思想倾向有所不同，《在宥》篇旨在谈恬淡无为之道，似乎是对老子学说的演绎。不论究竟是不是刘安所作，这二篇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明确而深刻地谈到天道与人道。可以推断，荀子所看到的《庄子》中没有此二篇，因此大体可以肯定荀子之后有人对《庄子》进行了增补。
略在荀子之后的吕不韦（约公元前290—前235），招集其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于公元前239年撰成的《吕氏春秋》，亦大量引用《庄子》之文。其中《必己》一篇几乎全部抄自《庄子》，然而有的地方文句却与今本《庄子》（即郭象本）大为不同。例如下面一段：
“张毅好恭，门闾帷薄聚居众无不趋，舆隶棩媾小童无不敬，以定其身，不终其寿，内热而死。单豹好术，离俗弃尘，不食谷实，不衣芮温，身处山林岩堀，以全其生，不尽其年，而虎食之。”
我们可将其与今本《庄子》中此段文字作一比较：
“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悬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
这段文字出自今本《庄子·达生》，是田开支对周威公谈养生之道时所举的例子，以明何谓“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虽然不像今人一字一句如实引来不敢越雷池一步，古人引书但引大意，可以完全以自己的语言出之，但对比《吕氏春秋·必己》篇所引的“外物不可必，故龙逄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一段，与“庄子行於山中，见木甚美，长大，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一段，却与今本《庄子》文字几乎相同。我们似乎可以推测，今本《庄子》中此段文字，为吕不韦及其门客或他们之后的庄子学派所改写。
究竟是吕不韦及其门客在引用时改写的呢？还是秦汉人或西晋初年某人所改写？抑或是郭象改写的？《达生》篇的作者到底是谁？初本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虽然已经无法确知，然而还是可以从《吕氏春秋》的引文推知战国时代《庄子》版本的不同。
秦汉年间的《庄子》
除了先秦子书中引用的《庄子》异文，还有一些异文保存在后来的类书之中。例如唐代的《艺文类聚》中所记载的下面这段文字：
“梁君出猎，见白鴈群，梁君下车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谓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骇。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孙袭下车抚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袭不与其君，而顾与他人，何也？’公孙袭对曰：‘昔齐景公之时，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杀人，袭谓主君言，无异於虎狼矣。’梁君援其手，与上车，归入庙门，呼万岁。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猎皆得禽兽，吾猎得善言而归。’”
《艺文类聚》称此段文字引自《庄子》。在《吕氏春秋》成书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40年出生的陆贾（卒于公元前170年），其著作《新语》的新序杂事第二文中，亦有此一段，但未称其出自《庄子》。《太平御览》卷第四五七和《困学纪闻》卷十亦有此段，并皆称出自《庄子》。而《太平御览》第三九O卷引《说苑》亦有此文，但《说苑》为西汉末年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6年）曾领校秘书时，根据皇家藏书和民间图籍而编辑的一部先秦至西汉初年的逸闻轶事集。因此，《说苑》中纵有此段文字，亦极有可能出自《庄子》。
如今我们再来看这段文字，很容易联想到《国语》、《晏子春秋》、《战国策》等书，且颇有儒家明君贤臣的味道。不难理解刘向为什么引用了庄子的这段话，因为《说苑》的编定意旨之一就是借这些史料故事说明儒家思想和伦理观点的。但如果秦汉之前的《庄子》中有此一段，则不知其位于何处作何用意。如果以内七篇作为庄子学说的灵魂准则，那么这段与今本《庄子》学说风格迥异的文字，可以推断是秦汉年间试图调和百家学说的某些人杂糅进去的。
而在调和百家的人中，有一个人至关重要，他就是西汉初年的淮南王刘安（约公元前179—前122）。刘安作为才华出众的诸侯王，虽然在政治上乏善可陈，却留下了集先秦学术之大成的《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一样，《淮南子》亦为刘安与他的门客所撰，内容也是泛采众书，非常博杂。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以故入杂家。尽管外篇已佚，然今存的二十一篇大多为以道家思想为主的内篇，我们依然不难看出书中有糅合道、儒、墨、名、法等家思想的倾向。
上文所引《吕氏春秋》中的“张毅好恭”一段，在《淮南子·人间训》亦有类似记载：
“单豹倍世离俗，岩居谷饮，不衣丝麻，不食五谷，行年七十，犹有童子之颜色，卒而遇饥虎，杀而食之。张毅好恭，过宫室廊庙必趋，见门闾聚众必下，冢徒马圉，皆与伉礼，然不终其寿，内热而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内。故直意适情，则坚强贼之；以身役物，则阴阳食之。此皆载务而戏乎其调者也。”
与《吕氏春秋》的引文相比，《淮南子》的阐发更多更深，而这段文字之后的“内化而外不化”以及“圣人贵龙变”云云，也与《庄子》思想更为接近。张远山在《<庄子>三大版本及其异同》中称，《庄子》大全本的编撰者正是刘安。
何谓《庄子》大全本
据张远山考证，《庄子》初始本，成书于战国末年，编纂者是庄子的再传弟子魏牟。初始本篇数约二十九篇，共计约六万字，其中包括庄子所撰“内篇七”，弟子蔺且、再传弟子魏牟等人所撰“外篇”约二十二篇。而刘安保留了魏牟版的“外篇”约二十二篇，增补了庄子后学所撰、融合儒、道、名、法的《骈拇》、《马蹄》、《天道》等“新外篇六”，以及庄子后学所撰的《说剑》、《渔父》等“杂篇十四”。
尽管张远山列举了先秦三书，即《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中大量与《庄子》有关的文字，以证实他这些看法的合理性，但其中很多只是作者的猜测，这里仅举一例以示之：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既雕既琢，还归其朴。’暗引《庄子·外篇·山木》‘既雕既琢，复归于朴’。韩非所言之，正是《庄子》初始本。”
这样的推论显然过于武断，因为《山木》篇的写作时间不一定在《韩非子》之前，且类似的话《老子》里也有。《庄子·天道》篇亦有：“故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诸子书中引的地方很多，可能是古《尚书》，或者春秋时代一部古书，必为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所常见，故每每引用。而张远山仅凭《韩非子》中有很多与庄子说法类似之处，就认为韩非处处暗指庄子，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另外，由于古人在写书和抄书的过程中，分篇分卷都比较随意和偶然，所以秦汉年间的《庄子》未必如张远山所还原的那样，但是他所说的“大全本”，即共有五十二篇共计十万余字的《庄子》，却是的的确确存在过的。
第一个提到它的是西汉的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前87年）。《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称庄子曰：“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由此可见，司马迁所见的《庄子》，字数总共为十余万字。而今本《庄子》共计六万五千九百余字，比司马迁所见的《庄子》，少了近四万字。
考察历代记载《庄子》的文献，《史记》是唯一说到字数的。也多亏了司马迁写得如此明确，否则我们很难得知今本《庄子》到底比秦汉年间少了多少字。司马迁之后的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6年）仅仅称“《庄子》五十二篇”。（见《汉书·艺文志》）
那么，“五十二篇”是不是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十余万言”的《庄子》？根据司马迁与刘向二人生年相近，且西汉国家政权稳定，政府重视对典籍的整理和保存，可以推测他们二人看到的应当是同一个《庄子》。
关于五十二篇本《庄子》的篇目构成，唐代陆德明（约550—630）在《经典释文·序录》中曰：“司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字绍统，河内人，晋秘书监。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为音三卷。）”而解说三篇，见于记载的有《庄子后解》与《庄子略要》两篇，据清末学者姚振宗（1842—1906）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称，这两篇解说可能在《淮南子》的外篇。然而由于《淮南子》外篇久已亡佚，所以后人无缘再见，但却可以据此而知，解说三篇为西汉初年的刘安所撰无疑。
除去三篇解说，五十二篇中属于《庄子》固有篇目的实则四十九篇。这四十九篇，可视为从庄子本人到汉初庄子学派撰述的全集，此后或因天灾，或因人事，《庄子》便不断被删改，一直到郭象的三十三篇六万余言的今本《庄子》。
魏晋之际的《庄子》
五十二篇本《庄子》，在魏晋之际仍广泛流传。司马彪（约243—306）所注的就是这个大全本。《隋书·经籍志》没有提及司马彪注本共有多少篇，仅称：“庄子十六卷司马彪注。本二十一卷，今阙。”而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明确称曰：“司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可见五十二篇注本正是陆德明所见的二十一卷注本。
全注五十二篇的另一个人是孟氏。关于孟氏，史籍没有记载，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曰：“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详何人。）”据清末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考证，孟氏当为魏晋之际人。陆德明称司马彪、孟氏二人所注的，正是《汉书·艺文志》所称的“庄子五十二篇”。
魏晋之际，注《庄子》者多达数十家。《晋书·郭象传》曰：“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这段话给了我们两个重要的信息：
一是在向秀（约227—272）之前，已经有数十人注过《庄子》。司马彪、孟氏可能都在向秀之前。在这数十人中，有一个史传所不载、生卒年不详的人，即崔譔。《隋书·经籍志》曰：“梁有庄子十卷，东晋议郎崔譔注，亡。”但根据《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向别传》说：“秀游托数贤，萧屑卒岁，都无所述，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即《隋书·经籍志》所记为“崔撰”，而《世说新语》与《经典释文》所记皆为“崔譔”。虽然名字字形略有不同，但因为都称此人的《庄子注》为十卷，以故应当为同一人。如此则《隋书》所记崔撰的生世有误，向秀既然参照崔撰的注，所以崔撰肯定在向秀之前。
二是很多注者并没有全注五十二篇，而是选取其中自己最感兴趣的篇章作注。根据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崔撰与向秀所注的都为二十七篇，且都是内七篇、外二十篇，均不注杂篇。晋丞相参军李颐（生卒年不详）的《集注庄子》也只有三十篇（一作三十五篇），都没有全注五十二篇。事实上，有史所载的全注五十二篇的只有司马彪和孟氏。
我们应该知道，不管这些注家有没有全注五十二篇，魏晋之际，五十二篇仍是通行的《庄子》版本。然而，在注家选注的过程中，部分篇章越来越受到重视，另一部分篇章则因注者极少或注者身份卑微而不被重视，此后便渐渐湮没，直至最后亡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