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读书治学必经过“三境界”
王国维(1877~1927年)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浙江海宁人。著有《观堂集林》等书。
广为学人传颂称道的读书“三境界”说,是1906年王国维在其《文学小言》中提出的。1908年在《人间词话》中又重申: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可概括为:树立目标,苦苦追求,顿悟成功。
此三重境界是王国维对前人读书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读书做学问的座右铭。在这座右铭的激励下,经过多年的拼搏,他终于成了大学者。王国维一生有著作六十多种,手抄手校手批并写有跋语的古籍近二百种,著述字数计达八、九百万,读书治学成了他生活的唯一嗜好。
博览群书不分古今中外
王国维出生于一个“亦商亦儒”的家庭,自幼习读四书五经。他身体赢弱好静,聪颖好学,深得老师喜爱,十余岁时就喜欢上了课外阅读,“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欢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1892年,王国维才十五岁,即被同窗推为“海宁四才子”之首。他对史书特别感兴趣,甚至对当时的大学者俞樾进行“条驳”。二十二岁离开故乡来到上海,一边在《时务报》工作,一边在东文学社学习日语,工作十分繁忙,学习非常艰辛。东文学社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日语(兼教英语)专科学校,王国维在那里学习日语又学习英语,同时攻读德国康德、叔本华诸人的哲学著作,为学者罗振玉赏识并受其提携栽培,两人成为好友。
东文学社毕业以后,他仍然坚持自学英语,没有老师教授,他就将不能理解或有疑问的地方,暂时搁放一边,能够理解的须记忆须背诵的则尽量地按要求去进行,决不马虎。1900年东渡日本,白天学英语,晚上学教育,经过一段时间后,英语就基本掌握了。从此他看古今中外的书就更没有障碍,很快就翻译了《教育学》、《哲学概论》、《心理学》、《伦理学》等等,且都是学术性极强的著作。
王国维博览群书,眼界大开,思维不同常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颇为独特。他撰写《鞑靼年表》,除从唐、五代、宋、辽、金等多部正史中辑录史料外,还阅读长篇巨制如《册府元龟》、《续资治通鉴》、《三朝北盟会编》等等。在如此浩瀚的著作中去寻找资料,凡对研究有用的只字片语,他从不放过,必细加分析。同时他还重视相关的研究动态。如研究蒙元史时,注意到了日本文科大学出版的《满洲朝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甚至连该报告第十一册所附总目录也未放过。王国维就是这样以不同常人的读书方法成就了大学问家。
读书需利用一切的机会
王国维的读书,并不局限于身边的书本,而是到处去寻探。凡有书可看的事情,他都肯干;凡与学问相关的书他都要探本求源,一追到底;凡与书和学问相关的人,只要有可能他都要与其交流。
王国维前期的生活极不稳定,为生存温饱四处奔波,然而这丝毫没有动摇他视读书做学问为生命的观念。
1907年,王国维就任清廷学部所属的图书局编译;1912年帮助罗振玉整理藏书并编写目录;1922年在废帝溥仪南书房,检点故宫收藏文物,又为实业家、收藏家蒋汝藻编写藏书志等等。1919年他兼任《浙江通志》分纂,利用这一机会,遍阅浙江自宋朝以来所刻印的各种版本。这些与书相关的工作机会,他都极认真地去做,不为名和利,只为能看书做学问。
王国维不断地看书从书中提出疑问,又不断地去解决书中的疑问。为了解决书中所发现的问题,他常常一部书连着一部书去读,从不间断。与他交往的同时代人都是当时的一流学者,其中有罗振玉、沈曾植、蒋汝藻、许同蔺、缪荃孙、柯劭、马衡、唐兰、容庚、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欧洲的则有沙畹、伯希和等,日本则有藤田丰八、内藤湖南、狩野子温、神田喜一郎等。这些学者都是各自领域的泰斗。王国维都与他们保持长时间的交往,或师事、或请教、或聊天、或交流读书体会、或讨论文章得失,求知解惑,增进学问。
不放过任何机会去读书,不仅可以弥补自家藏书的不足,而且能够阅读到人间不可多见的珍本秘籍;利用各种关系与各方面学者交往,扩大了他的读书面又增加了知识的来源。
我对《尚书》只懂了一半
在王国维不长的学术生涯中,人们不仅会问:他怎么能取得如此丰富而卓越的成就?他究竟比别人具备哪些优势呢?究其原因,用王国维的说法,即“以学术为性命”。
读书是王国维唯一的嗜好,他“安贫乐道,手不释卷”,自称为“书痴”。逛书店、觅古物、品评书的版本,是王国维最开心的事情。有一次,他从城里回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到了书房把包裹打开,拿出一本书,告诉妻子说:“我要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夹在书内的书页。”这是一张泛了黄的书页,而他却如获至宝,欣喜万分。正如他自己说的:“余毕生惟以书册为伴,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惟此耳。”
王国维子女很多,家累很重,亏得妻子善解人意并善理家务,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贤达的夫人有时也难免对他的“书痴”状大发脾气,几乎要将他的书付之一炬。有一次,妻子与他商讨家中的事务,他是一问三不应,只知埋头看书,耳若无闻,妻子恼怒了,欲将其书扔进火炉,幸亏罗振玉来探望才平息了风波。
王国维无处不读书,无时不读书,就是在从日本回上海的轮船上,忍受着颠簸之苦,还仍然读书考订甲骨文。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期间,当时生活也较安定,他的研究室中,桌上、床上、椅子上都摆满了书,仿佛生活在书的海洋中。
以学术本身作为自己生活目的,不以学术当作获利手段是王国维竭力追求的“以学术为性命”的境界。
王国维在给清华学生上《尚书》课时,已是有名的大学者,可他在上课时的开场白中说:“诸位,我对《尚书》只懂了一半,这是我对诸位应该讲的第一句话。”学生深感大师的虚怀若谷与严谨慎重,只有具备“以学问为性命”的境界,才会如此坦诚认真地对待自己所读的书,所研究的学问。
王国维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没有书,时间就无法打发。在他去世前一段时间,王国维心境不佳,学生卫聚贤曾劝他移居自己的家乡山西长治,王国维发问:“没有书,怎么办?”一生与书为伴,须臾不能离之,致使他有如此博大精深的学问。鲁迅推崇王国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朱怡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