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1865～1954年）经学家、教育家。江苏太仓人。早年主办无锡国学专修馆。主张实业救国，重视科技教育。著有《茹经堂文集》、《阳明学术发微》。
唐文治是国学大师，著作等身，又是民国时期誉满江南的教育家，他的治学之道，尤其是读书方法，很有必要让读书人广为了解。“文章一道，人品学问皆在其中”
唐文治，别号茹经，六岁启蒙，十五岁考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二十八岁中进士，是一个“三考”、“两榜”正途功名的儒生。他自幼接受“学行并重”的家教，在作塾师的父亲的教导下发愤读书。家贫，有时借月光苦读。青年时代，先后受到两位好老师引路。一位是同乡王紫翔，王老师对他说：“文章一道，人品学问皆在其中。汝学作文先从立品始，不患不为天下第一等人，亦不患不为天下第一等文。”要他先读汪武曹《孟子大全》、陆清献《三鱼堂集》和《唐宋文醇》。于是他就潜心研治，始知读书门径。一位是南菁书院院长黄元同，黄院长要他“先博后约”，攻读陈北溪《字义余钞》和黄元同自己写的《经义通故》，自此打下基础，学问日益精进，既淹贯汉、宋，又熔朱熹、王守仁学说于一炉。在文学上，则继承“桐城派”，推崇姚鼐，重视“文格”与“人格”的统一。清朝末年，唐文治已经形成了“合训诂、义理、词章而一”的学术体系。
唐文治治学的过程，也就是研读经籍的过程。他极重视中国的经籍，视为至宝。他说：“十三经者，我中国之宝也，五经者，宝中之精而又精者也。读《易》而知阴阳消息进退存亡之几焉；读《书》二十八篇而知唐虞以来治化之迹焉；陈宝人训，无逾于此矣。读《诗》而知列国风俗，商周之所以兴焉；读《礼》而知三千三百之遗，至德凝道，德性学问之奥焉；读《春秋》而知尊贵贱，善善恶恶，命德讨罪之权焉；盖修身治天下之纲要，悉寓于是矣。”他又引《礼记》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他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层层转进，反复强调经籍对于修身治国极其重要的作用。
唐文治还进一步指出读经的意义和途径：“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读经贵乎致用，养成高尚人格，庶可造就其德性才能，俾脑筋清晰，气质温良，学道爱人，方有实用。若徒矜考据，鹜训诂，自命奥博，浮泛不切，或好立新义，乱名改作，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明确宣示了学行并重的读书原则。
清末开设学校，学习外国语开始普遍起来，唐文治因于时势，大力提倡国文。他说：“今日学校课程未有重于国文者，普及教育赖乎国文，输入文明，亦赖乎国文，盖穷乡僻壤，岂尽通西文，惟有精通国文者教授之也。”指出经史百家要能古为今用，则必须精通国文；今日世界学术科技，亦赖精研国文的学者翻译介绍，才能沟通中外。
唐文治古为今用、沟通中外的识见，于当时实属难得；而提倡学习古文，对于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的意义，时至今日仍然是十分现实的话题。江泽民总书记出席“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时曾指出，学一点古典诗文，有利于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思想，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读《出师表》，当得一“咽”字诀
唐文治自幼读经，入私塾、就业师、进书院，接受了长期的严格读书训练，并且经过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读书的原则和方法。他每读一书，主张先要读通，然后予以分析：哪些可以接受，哪些可供参考，哪些不能赞同。信其可信，疑其当疑。他书写“毋不获，毋自欺”六个字作为座右铭。他如饥似渴地抄录经义精要，认真做读书札记。唐文治后来教导学生读书方法有十六字诀：“熟读精思，循序渐进，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所谓“熟读精思，循序渐进”，就是要求学生能背诵几部经典和古典名篇，先打好基础，然后在坚实的基础上博览群书，各取所需，根据自己的特点发挥长处，这也就是他自己的读书体会和经验。
唐文治一生孜孜以求，好学不倦。1920年后，他双目渐渐失明，还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口授教材，亲自授课，背诵群经古文，评点学生文卷，坚持讲学三十载，直至耄耋之年。他能有如此过人的能力，除有赖于深厚的学问功底外，亦获益于其读书有方，熟读古籍且持久不忘。
他提倡读文要讲究读文方法，他说：“学者读文，务以精熟背诵，不差一字为主。其要法，每读一文，先以三十遍为度，前十遍求其线索之所在，划分段落，最为重要。次十遍求其命意所在，有虚意，有实意，有旁意，有正意，有言中之意，有意外之意，再十遍考其声音，以求其神气，细玩其长短疾徐，抑扬顿挫之致。三十遍后，自不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虽读百遍而不厌矣。能得斯境，方能作文。然实各有其性之所近，至易而无难也。”他对不注意读法的，提出规劝：“任意乱读，徒费时光，甚或袭庸俗之调，卑陋不能自拔，惜哉。”而对不同的文章，则有不同的读法。“余因之分读法有急读、缓读、极急读、极缓读、平读五种。大抵气势文急读，极急读，而其音高。识度文缓读，极缓读，而其音低。趣味情韵文平读，而其音平。然情韵文亦有愈唱愈高者，未可拘泥。韩子所谓：气盛则言之长短声之高于皆宜，柳子厚所谓：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淑而发之欲其清，因而存之欲其重，皆读文要法也”。说明古文非熟读朗诵，不能领会其思想感情和段落的顿挫起伏。熟读朗诵，然后文中起承转合，前后呼应之法，自然领悟，最后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
唐文治六十岁以后，曾总结其二十年读文教学之经验，编成《国文经纬贯通大义》。书中对诸葛亮《出师表》推崇备至，读法列入“凄人心脾法”。唐文治作示范时表示：“读此等文，当得一‘咽’字诀，须处处咽住，切忌读之太速。”然而，抗战胜利前夕，唐文治又一次向学生范读《出师表》时，当读至“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时，却音量提高，音节加快，用急读法，直至篇终。读毕，他解释道：“此文我向来用缓读法，极缓读法。近来领悟出师伐魏是一大转机，所以末段用急读法，极急读法。”由此可见，他对读文法不落窠臼，精进不已。无锡国专一学生回忆道：“当年在学校时，常在礼堂听先生授文读文，音调铿锵高昂，虽远处也能听到。”“先生读文，凝神练气，抗坠抑扬，黄钟大吕，如协宫商，疾则如长江大河，奔腾澎湃，徐则若峰回路转，曲折迂旋，若抒发性情之文，更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性情教育，实萌柢于斯。”1948年，唐文治已八十四岁高龄，还灌录读文唱片十张，又发行通用集五张，由大中华唱片厂监制。这实在是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可惜年久失真，今人已难以真切领受他读文的气概了。
读书正人心救世贵因时
唐文治早在青年时代，就关注“经世之学”。考中进士后，“服官京师”，经历了中日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之役，还参加过辛丑和约的草拟工作。国家的衰弱，列强的欺凌，使他怵目惊心。他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内战不断，为之痛心疾首。当时，他提出“吾国情势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唯一宗旨。”认为“阐发古书之奥蕴，以拯今日之人心，吾辈之责也。”主张“读经救国”，通过研读古籍，以中国传统的美德，来改造社会，振兴中国。
当然，唐文治的“读经救国”论，早已被历史所证明是行不通的，但他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已为世所共鉴；他那学以致用，“体用兼备，有以捍外侮而致太平”的读书目的，无疑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唐文治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致力于教育事业四十余年，其中主持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11年改名南洋大学，1912年改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0年改为交通大学）十四年，创设机电科，增设铁路管理科，又办商船驾驶科（后筹建吴淞商船学校），为建设我国第一所理工科大学作出了贡献。他主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年，明确办学宗旨为“研究本国历代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培养了不少古籍研究人员，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唐文治办教育的指导思想，与其“读经救国”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立教救世，贵在因时”，意即教育要适应时代的需要，教育要为政治服务。教育的目的也是读书的目的，是培养人才，救国救民。所以唐文治主张求实学，重实用，充分体现对于“学行并重”的一以贯之。
唐文治的一生，是中国文化在历史大转折时期的一个具体代表。他的读书方法，也已成为逝去年代的绝唱。但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弘扬形式，又将会在未来的时空中回响。那么，仅就这一点而言，唐文治在中国文化史的篇章中，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