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889～1927年）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哲学家。河北乐亭人。留日。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主编《晨报副刊》。有《李大钊选集》。
李大钊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三十九岁时，遭奉系军阀杀害，一生短暂却壮丽。他还是一位才识渊博的学者，“学者和战士两种品格在他身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他读书著述的一生就是探索追求真理，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生。
“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李大钊自小读书异常用功。七岁时，祖父送他从师于谷家私塾单子鳌处。同学中数他年龄最小，却最用功。常是放学后，一人留在教室里背书。单子鳌非常喜欢这聪明勤奋的学生，常悄悄地站在教室外，听年幼的李大钊帮同学背书讲解。单子鳌后来对人说：“我教了一辈子书，生平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李耆年（李大钊少年之名）。”三年后，单子鳌向李大钊的祖父提出：耆年的学业良好，我已教不了他，还是另请高明吧！于是他师从塾师赵斗辉。十二岁那年，转入井家宅宋家专馆，随黄玉堂读书。
此时的李大钊读书爱思索，爱发问，凡有疑虑之事，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当时中国濒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蛮横侵犯，到处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李大钊心中充满了疑惑：为什么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为什么世上分富人、穷人？……他以这些问题问老师，常问得老师无从回答。一天听了黄玉堂老师讲太平天国的故事，他激愤地立下誓言：长大后要学洪秀全，推翻清王朝。
李大钊十六岁那年去参加科举考试，一考便中了秀才。家乡人热闹地按习俗放鞭炮、贴报单、坐棚车欢庆一番。当时清政府正搞所谓新政，废科举办学堂，李大钊这位秀才转入了永平府中学。在校内他除了刻苦学习的各门课程，还常与同学一道讨论国家大事，并常常钻到藏书楼里，搜寻宣传新思想的书刊，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
两年后，李大钊与同学去天津报考学校，当时有三所学校（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时招考。李大钊不喜学医，考银行专修所虽被录取，但他认为“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他“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为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决定报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没有按照祖父为他设计好的光耀门楣的读书之路发展，却朝着一个爱国者、革命者的道路前行了，正如他在《狱中自述》里回忆的：“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他把书斋取名“筑声剑影楼”
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筑声剑影楼”。典出《史记·刺客列传》，“筑声”指高渐离以“筑击秦王”。（高渐离，战国末年燕人，擅长击筑。秦始皇将他两眼熏瞎，他在击筑时，筑内暗藏铅块，扑击秦始皇，不中被杀。）“剑影”是指荆轲以匕首（短剑）刺秦王。李大钊以这两典故命名书斋，原因有二：其一，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李大钊崇尚侠义，向往荆轲、高渐离诸义士，自己未能从军征战杀敌报国，只能把精研理法比作练习击筑舞剑，为报效国家探索真理学习本领。其二，用“筑声剑影楼”来纪念他心目中的革命者白雅雨先生。白雅雨是李大钊非常崇拜、敬仰的法政学校史地教师。白雅雨上课常在黑板上挂起自制的地图，讲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和劫掠，指责清政府黑暗腐败，对外屈辱投降。讲得激动时声泪俱下，深深地震撼了李大钊的心灵。辛亥革命爆发时，白雅雨很少再给他们上课，有同学看到他与朋友一道聚会喝酒，酒后高唱荆轲刺秦王时的悲壮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李大钊猜测白雅雨是革命党人。果然，当滦州起义被镇压时，白雅雨作为北方革命军的参谋长被捕杀。李大钊强忍悲愤，默诵着白雅雨留下的诗篇：“革命当流血，魂随日月旋；希望后起者，同志气相连。”李大钊收埋了白雅雨的遗骨，并以书斋名来追怀有燕赵悲壮之气的白雅雨。
李大钊在“筑声剑影楼”书斋整整读书六年，学习了政治、经济、法律、史地、英语、日语等课程，每周课时三十六小时，读书十分紧张。但对于求知欲很强的李大钊来说，读书不但未成为负担，相反还带给他兴奋和快乐。他常去图书馆，广采博收，贪婪地阅读各类进步书籍。他接触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的著作，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对英国人亚当·斯密的《原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广泛的读书，为他以后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3年，李大钊负责编辑出版的《言治》月刊创刊，发表了《大哀篇》，第一次用“李钊”署名。“钊”是燕之北郊，有“勉励”之意，他以燕赵慷慨悲歌之士自命，并勉励自己。从北洋法政学校毕业后，他正式使用“李大钊”的名字（字守常）。此时，从“筑声剑影楼”里走出来的李大钊已是一个道德高尚、见识卓拔，学问充实，行文豪放，“明可以薄汉霄，幽可以泣鬼神，坚可以铄金石”的20世纪燕赵慷慨之士。
号召学生向图书馆捐赠书刊
李大钊在1918年1月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其间他特别注重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平时他十分注意德国学术思想界的动态，对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史、哲学怀有很大的兴趣。趁大战后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的机会，他果断采纳一位德文预科班学生的建议，直接向德国出版机构定购书籍，买进了大量的原版德文书籍，其中有康德、黑格尔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一举措不仅为北大图书馆充实了馆藏，新增了财富，为国内其他大学所不及，同时又使一些进步师生直接接触马克思的原著。他本人也较早地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写出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的文章。
李大钊认为图书馆不仅是藏书的地方，更是教育人的地方，可以改教师为主体的灌输式为以学生为主体的启发式教育。因此他十分重视为师生创造良好的读书条件。北大图书馆原先只不过是京师大学堂时期留下来的藏书楼，图书数量不足早成为一个主要问题。李大钊针对此事，倡议将个人藏书寄存到学校图书馆，允许其他师生在馆中阅读，同时还号召学生向图书馆捐赠书刊，并身体力行，先后捐赠中外文书刊数百册。当新图书馆红楼落成后，图书的数量相对增加，占据了红楼一层楼的大部分，为北京大学师生钻研学问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李大钊还热情帮助、引导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平时他的办公室常是宾客满座，大多是敬仰他的进步学生前来求教。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谈自己的见解，常从书架上找出中文或外文马克思主义书籍，热心指导他们阅读。
1918年秋，李大钊在图书馆办公室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他安排毛泽东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李大钊热忱地帮助毛泽东，为他找来当时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毛泽东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内读书，第一次读到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及英译本《社会主义史》，初步获得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用这一方法论更深入地思考和分析各种社会问题，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坚定的信念。后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不做蛀书虫
李大钊十分讲究读书的方法，他不赞成钻到书堆里死啃书。他认为书读得好坏，主要看一个人的能力如何，看其是否具备了各方面的知识，思路是否开阔，而绝不是整天钻在书堆里变成蛀书虫。广采博览，学以致用，融会贯通是李大钊钻研书本、超越书本，读书有成的一个特点。
李大钊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担任《唯物史观》的教学。以前这门课的教学总是按旧史观照本宣科，李大钊没有现成的教本，只能编讲义。他的讲义从科学的唯物史观出发，立意创新、内容精当，而且篇幅多，每次课前亲自散发，总有十张八张，开了全校风气之先。他的讲课有系统，有说服力，常联系中外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加以印证，学生听课踊跃，座无虚席，迟到的没座位就站着听。他的讲课常让人“觉得有极大的煽动力”，那不是来自手舞足蹈的渲染，不是靠抑扬顿挫的声音语言技巧，而是靠学生急欲了解的知识，靠新颖的内容和丰富的资料。
李大钊特别善于著文，几乎每天都写文章，他在《甲寅》日刊任编辑时，每天或隔一天就发表文章。内容非常丰富，有对国内、国际形势的评论，对外国思想文化的评价……有时他和别人坐着谈话，谈着谈着，突然起身在桌上划起来，完了就是一篇短文。大家都很佩服他，曾问他：“文章怎样才能写得好？”他说：“你看我写文章好像轻而易举，其实花费很多劳力。”如此神速著文，确是历年读书积累之果。鲁迅曾在《守常全集》题记中高度评价：“他的遗文却将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李大钊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治学著书的一生，实践了他最喜爱的那句题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杨宏敏上海商业职工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