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1895～1976年）作家。福建龙溪（龙海）人。留美、德。创办《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杂志。后移居美国。有《林语堂文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有人称他为“蜚声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也有人冠他以“幽默大师”的称号。在国际文坛上，林语堂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双语作家，他用英文写作，向国外直接介绍中国文化，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
林语堂一生勤勉，对中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与研究，“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视读书为生活中的一件雅事。
反对死记硬背，提倡做有用“功”
林语堂对学习总遵循一定的原则，有自己既定的目标。他善于选择适合于他本人的最有效的学习方法，将劲儿使在刀刃上，做有用“功”。从中学时代起，他的学习成绩始终保持在全校的第一、二名。考试前夕，每临别人都在紧张地复习备考，他却在悠然钓鱼。所以，他被称为“快活的天才”。事实上，林语堂倒不一定是什么天赋聪明和有什么捷径，只要他认为有价值的学问，他比谁都刻苦用功。他学英文的法宝就是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他钻研牛津字典的方法很特别，并不是像别人那样把每一个英文单词的定义一连串地排列起来掌握，而是把某一个字在一个句子里的各种用法列举出来，将这个字与其同义字比较，从而把这个字的性质和独特的意思突现出来。在学习中，林语堂决不放过任何一个英文单词或短语的用法，直到完全弄清楚为止。他从这本袖珍牛津字典里，掌握了英国语言的规律。
林语堂在《读书与看书》一文中写道：“今日中小学教育全然违背此读书心理学原理，一不分读书、看书，二叫人强记。故弄得学生手忙脚乱，浪费精神……学生吓于分数之威严，为所屈服，亦只好不知所云地硬记，于是有趣的常识，变为无味的苦记。殊不知过些时候，到底记得多少，请教员摸摸良心问可也。何故作践青年精神光阴？”
反对做分数的奴隶，主张广泛涉猎
在学校学习时，林语堂每次考试必得高分，但他并不引以为自豪，反而痛恨考试制度和传统的“分数制”，他认为考试得高分，不过是成功地愚弄了教师而已，于增进知识无助。“因为学问这个东西，属于无形，所求于朝夕熏陶染养，决非一些分班级、定分数外表的形式制度所能勉强造成。”他表示，他向来反对分数，认为分数不足以代表学生真正的学力。
读大学时，别人感到最无聊的“民法课”倒成了林语堂“自学”的大好时光。他不像其他学生，在上“民法课”的这段时间里，边听课边取笑教员，消磨时间，而是利用这堂课的功夫，借机阅读自己所爱读的书。他通读了赫克尔的《宇宙之谜》、华尔德的《社会学》、斯宾塞的《伦理学》、韦司特墨的《婚姻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当时已多不为人注意的图书，增长了不少知识。
因为读书多，他对选择阅读对象，自有见解。30年代初，林语堂在《青年应读什么书》中抒发己见。他把古今中国图书分为十类，主张各类选一种，十种书读完，然后可与之谈话，然后可谓受过“自由教育”。林语堂所选的十种书是：
一戏剧：《西厢记》；二小说：《红楼梦》；三诗：《诗经》；四韵文：《昭明文选》；五散文：《左传》；六史：九种《纪事本末》；七小学：《说文解字》；八闲话：四书；九怪话：《老子》；十漂亮话：《庄子》。
他在《论读书》一文中写道：“一人在世上，对于学问是这样的：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自认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老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他还认为“要时时读书，不然便会鄙吝复萌，愚见俗见生满身上，一人的落伍、迂腐、冬烘，就是不肯时时读书所致。”
在林语堂看来，“人之初生，都好学好问，及其长成，受种种的俗见俗闻所蔽，毛孔骨节，如有一层包膜，失了聪明，逐渐顽腐。读书便是将此层蔽塞聪明的包膜剥下，能将此层剥下，才是读书人。”他认为“我们须知道读书的方法，一方面要几种精读，一方面也要尽量涉猎翻览。”
林语堂认为，读书不可勉强，因为学问思想是慢慢孕育滋长的，其滋长自有滋长的道理，如草木之枯荣，河流之转向，各有其自然之势，逆势必无成就。“所以，书不可强读，强读必无效，反而有害。”
无论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还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或是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图书馆成了他课余时间最好的去处。在圣约翰大学，他几乎通读了图书馆里所藏的五千册各类图书；在哈佛的卫德诺图书馆，除了上课，林语堂几乎天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别人去看戏看球赛，他却从图书馆借本书带回家，以看书为娱乐。莱比锡大学的中国研究室里中文书籍非常丰富，林语堂深深地为这里汗牛充栋的中文藏书所吸引。在异邦的学府里，他熟悉了中国训诂名家王念孙父子、段玉裁和顾炎武等人的著作，了解了他们的学术成就。
图书馆使林语堂深感获益不浅，后来他甚至这样对女儿林太乙说，在“图书馆里什么都可以学到，不用上大学。”
反对死读书，提倡为成才而学习
林语堂曾抨击旧中国的教育制度，尤其反对学生为考试、为文凭而死读书、读死书。针对旧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他接连写了《教育罪言》、《救救孩子》、《谈理想教育》、《考试分数不可靠》、《学风与教育》等文章，猛烈地抨击了旧教育制度对学生的危害。他指出，“校长受会考之压迫，怕学生多数不及格而出丑，乃压迫教员，教员受校长压迫而压迫学生，学生是最容易欺负的，文凭与分数就是两条鞭，哪有不屈服之理？”“会考官、校长、教员各人须自卫，各有一个饭碗须保，谁管得到小孩子？”“现在上海小学学生，自晨起来关在教室里静坐，下午四时回来，玩一小时，还得读书读到点灯时候，晚饭时未必读完，愈重分数的好学生，愈吃亏。”
林语堂还以自己的读书治学体会来说明死读书的害处：“大半的学生对于读书一事，已经走入错路，失了读书的本意。读书本来是至乐的事，杜威先生说，读书是一种探险，如探新大陆，如征新土壤；法郎士也说过，读书是‘灵魂的壮游’，随时可以发见名山巨川、古迹名胜、深林幽谷、奇花异卉。到了现在，读书已变成仅求幸免扣分数、留班级的一种苦役而已。”在林语堂看来，读书应该是：“兴味到时，拿起一本书来读，此为读书之本旨，其余如拿文凭、算分数、升班级，这都是题外的事，与读书本旨无关。”“假定某校能造成一种学问的风气，鼓舞人求学的兴趣，这十万元的学费也是值得花的。”
林语堂重视课外阅读，而且提倡由浅入深，不断向未知的领域探索。他在《读书的艺术》一文中写到：“读书必求深入，而欲求深入，非由兴趣相近者人手不可。学问是每每互相关连的。一人找到一种有趣味的书，必定由一问题而引起其他问题，由看一本书而不能不去找关系的十几种书，如此循序渐进，自然可以升堂入室，研磨既久，门径自熟；或是发见问题，发明新义，更可触类旁通，广求博引，以证己说，如此一步一步的深入，自可成名。”
林语堂对于读书、学习和教育的种种精辟的见解虽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的，在如今时代已跨入21世纪的时候，他的这些真知灼见仍然给人以有益启迪。
这里不妨再引用他的一段睿语吧：“读书是文明生活中人所共认的一种乐趣，极为无福享受此种乐趣的人所羡慕，我们如把一生爱读书的人和一生不知读书的人比较一下，便能了解这一点。凡是没有读书癖好的人，……他的一生完全落于日常例行公事的圈禁中。他只有和少数几个朋友或熟人接触谈天的机会，他只能看见眼前的景物，他没有逃出这所牢狱的法子。”
朱正娴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