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要公开,要把学校生活放在阳光下面,让大家都能看到,都能参观批评。办学的人对待学生要亲如子弟,这样大家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来。
陶行知的这些观点,对于如今举步不前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 校长是学校的灵魂
前面提到,陶行知在五四运动前夕就有《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问世。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第一流的教育家是敢于探究未发明的新理,敢于进入未开化的边境,富于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的人。这种人在创造时目光要深,在开辟时目光要远。总的来说,创造和开辟都是要有胆量的,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就是创造型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就是开辟型教育家。这说明一个学校的校长,应该是目光深远、有胆量开辟创造的人。
如果说这个标准还比较抽象的话,那么过了几年以后,他的标准便逐渐清晰起来。1924年7月,陶行知参观南京神策门外燕子矶国民学校后,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这所学校本来已经开办多年,但是陶行知却认为它的新生命是从丁超校长上任后开始的,因此只有“半周岁”。这所学校坐落在一个关帝庙中,办学环境非常糟糕。丁校长上任伊始,就拿起锤子扫帚,不是修补用具,就是打扫卫生。时间一长,他居然获得“钉锤校长”和“扫帚校长”
的雅号。在丁校长影响下,全校师生也养成维护校园、改善环境的好习惯。陶行知参观这所学校后,不但欣赏丁校长能够以身作则,还对他少花钱办大事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他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燕子矶国民学校的经验说明,“有钱办学不算稀奇,我们要把没有钱的学堂办得有精彩,才算真本领。”
这些年来,人们每逢谈到教育,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教育经费不足方面。这是因为中国教育经费与官员们的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和公车消费相比,实在是不足挂齿。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少得可怜。这固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好的校长,没有正确的办学理念,即便是有了足够的教育投入,也未必能把学校办好。近年来中国大学的经费虽然有所提高,但办学状况却不能令人满意,就是很好的证明。
1926年,陶行知在《整个的校长》一文中说:“要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国家与学术之兴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却看到那些“能力大”的人,要担任好几个学校的校长,那些“能力小”的人,则是几个人合伙起来干一个校长的工作。因此他告诫人们:“一个人干几个校长,或几个人干一个校长,都不是整个的校长,都是命分式的校长。”所谓“命分式”校长,就是分心的,不能集中精力做事的校长。这种校长无论对个人、对教育,都有害无益。因此他说:“为国家教育计,为个人精力计,一个人只可担任一个学校校长,整个的学校应当有整个的校长,不应当有命分式的校长。”
后来,他还对生活教育社的同人们说:“当一个小学校长,不仅是一两百学生的导师,还是一两百户、一两千人的导师。他的地位的重要是好比一个作战的团长。但是倘使你小看了自己的岗位,小看了别人的力量,小看了生活教育的即知即传、工学团等原理,你便成了一只孤鸦,一个光棍,你就会由渺小而悲观、徘徊、妥协,敌人一来是不堪设想。”
陶行知是提倡“教学做合一”的。20年代中后期,他开始致力于乡村教育,提出“乡村标准学校最需要的就是标准校长。乡村标准校长应当有三层资格:一、他要有农夫的身手;二、他要有教师的头脑;三、他要有社会改造家的精神”。南京尧化门小学校长宋鼎根据陶行知提出的标准和意见,取得显著成绩。位于南京城外的江宁县立师范学校校长徐卓夫,得知宋鼎办学颇有成效后,便用“三顾茅庐”的方法请宋前来担任训育主任。陶行知参观江宁县立师范学校以后,对徐校长的做法非常赞赏。他在《天将明之师范学校》一文中说:这所学校既有一种贫而乐的精神,又有向小学学习的虚心精神。它不仅有远大的前途,还开辟了中国师范教育的新纪元。由此可见,“中国的真正师范教育要天明了”。
陶行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人受了两千年专制统治,因此人们一旦掌人生权,往往会“仗权欺人”,就连“区区校长”也不例外。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中指出:由于大家都在专制统治中长大,既要受独裁制度的熏陶,又没有学习民主作风的机会,这就使“校长对于我们,我们对于学生,多少都存在着一些要不得的独裁作风”。基于这一认识,他主张校长要“运用民主作风教学生,并与同事共同过民主生活,以造成民主的学校”。在日常工作中,无论什么人都要遵循这样一些原则:“自己要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最好是大家商量。自己要做事,也让别人做事,最好是大家合作。自己要吃饭,也让别人吃饭,最好是大家有饭吃。自己要安全,也让别人安全,最好是大家平安。自己要长进,也让别人长进,最好是大家共同长进。”这大概就是民主制度与所谓和谐社会的真谛吧。
前不久,听朋友说我们这里有位重点中学的校长,因为儿子结婚,居然动用好几辆警车前来开道。我想这位校长如此“霸道”,除了想要摆谱之外,还有一种“自己办事,就不让别人办事;自己安全,就不顾别人安全”的意识在作怪。作为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给这样的校长,能放心吗?需要指出的是,许多老师、学生和家长,对于这种霸道现象,好像早已见怪不怪了。这难道不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悲哀?
五 做一个合格的教师
在改造旧中国的过程中,陶行知对教师寄予很高期望。他说:“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工不重师,则工必粗陋;国不重师,则国必不能富强;人类不重师,则世界不得太平。”
陶行知深知,尊师重教的前提是教师必须自重。因此他还说:“要人敬的必先自敬,重师首在师之自重。”前不久,听一位学生家长说,她的孩子在学校参加考试,一位同学忘记在试卷上写自己的名字。老师讲评试卷时便恶狠狠地说:“这是谁的卷子,为什么不写名字?难道是王八蛋的卷子吗?”全班同学虽然不敢吭声,但内心都对这位老师极其反感。这虽然是个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教师口出秽言、甚至动手打人者屡有发生。这种不尊重学生的行为其实是一种“不自重”的表现,实在有损于教师的形象。
陶行知认为,教师自重与否,首先与师范教育有关。他在《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中说,师范学校担负着培养和改造国民的重大责任,国家的前途,文化的盛衰,都取决于师范教育。陶行知致力于乡村教育后曾反复强调: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最好的教育。
对于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教师,陶行知有许多论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有远大理想和献身精神。
1931年,陶行知为《师范生》月刊创刊号撰文说:教育的本质是教人变。教人变好的是好教育,教人变坏的是坏教育,教学生变成先生的是师范教育。他希望师范生要像孙悟空一样,首先要做一个“有目的,有远虑,有理想”的人。陶行知有一句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第二,要改变传统观念。
早在1919年,陶行知就在《教学合一》中指出,许多人以为教师的职责在于教书,即教学生读书。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把活泼的孩子当成“书架子”、“纸篓子”。因此他提出教师的责任不在于只是“教”
书,而在于教学生如何学习。这样一来,学生就会由被动地死记硬背变成主动活泼地学习。他提倡师生平等,反对所谓“严师出高徒”
的陈旧观念。他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只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与学生同呼吸共命运,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
第三,要热爱学习。
陶行知说:“有些人做了几年教师便有倦意,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的还是因为不好学,天天开留声机,唱旧片子,所以难免觉得疲倦起来。唯独学而不厌的人,才可以诲人不倦。要想做教师的人把岗位站得长久,必须使他们有机会一面教,一面学;教到老,学到老。……越学越快乐。”
他还说:“好学是传染的,一人好学,可以染起许多人好学。就地位论,好学的教师最为重要。想有好学的学生,须有好学的先生。换句话说,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唯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他主张作为一个教师,只有天天学习,才能在教学中享受快乐。好的教师应该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
第四,要与孩子交朋友。
陶行知认为,一个人不懂得小孩心理、小孩困难、小孩愿望、小孩脾气和小孩问题,是不可能教好小孩的。他甚至把小孩比作唐僧,号召师范生向孙悟空学习,“拜小朋友做师傅”,在小朋友的指导下“学着做人”。他指出:“如果你不肯向你的学生虚心请教,你便不知道他的环境,不知道他的能力,不知道他的需要;那么,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教导他。”
陶行知主张,在向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应该忘掉自己的年纪,加入小孩子的队伍,变成一个十足的小孩。这样,就会“有惊人的奇迹出现:师生立刻成为朋友,学校立刻成为乐园;您立刻觉得是和小孩子一般儿大,一块儿玩,一处儿做工……”只有在谁也不觉得您是先生的时候,您便成了真正的先生。
第五,要有不怕失败的试验精神。
作为杜威的学生,陶行知是主张试验主义的。他认为试验是发明的利器,近代一切发明创造都来自于试验,教育也不例外。要除旧布新、改良教育,就离不开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很可能失败。因此他希望“教育行政当局,从中央以下直到校长,该给教员以试验或选择书本之自由”。但是,“现在行政方面之趋势是太一律,太呆板。若不改弦更张,实无创造之可能”。我曾经借用“计划经济”的说法,把当今的教育说成是“计划教育”。计划教育的主要特征是依靠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统一招生、统一考试来管理学校。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不仅不允许教师有选择和试验的自由,而且还可能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工具。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之初的计划教育管理体制,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这实在有悖于当前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第六,要说真话不说假话。
陶行知指出:教师的职责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责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因此他主张教师的职责不应该只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要教学生做人。基于这一考虑,他要求教师一定要具备两种素质:
第一有真知灼见,不要有偏见;第二要敢说真话,不说假话。只有这样才算一个称职的教师。
六 创办晓庄师范
1926年10月,陶行知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为此,他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中指出:“人生所需之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换句话说,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培养得好,以后只须顺着他继长增高的培养上去,自然成为社会优良的分子;倘使培养得不好,那么,习惯成了不易改,倾向定了不易移,态度决了不易变。”但是,当时国内的幼稚园却害了三种大病:一是外国病,大家以为凡是外国的都是最好的,致使“中国的幼稚园几乎成了外国货的贩卖场,先生做了外国货的贩子,可怜的儿童居然做了外国货的主顾”;二是花钱病,许多幼稚园的费用超过小学好几倍;三是富贵病,因为学费太高,“所以幼稚园只是富贵人家的专用品,平民是没有份的”。这种状况在如今的独生子女时代,好像有变本加厉的趋势。不同的是,当时有陶行知力挽狂澜。他呼吁,我们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建设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幼稚园。相比之下,“当代陶行知”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呢?
1927年年初,在江苏教育厅赞助下,中华教育改进社决定成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校址定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该校的招生广告颇具特色——培养目标:(一)农夫的身手;(二)科学的头脑;(三)改造社会的精神。
考试科目:(一)农工或木工操作一日;(二)智慧测验;(三)常识测验;(四)作文一篇; ( 五) 五分钟演说。
本校准备: ( 一) 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二)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三)最少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住;(四)中心学校数处供学生实地教学做;(五)指导员数人指导学生教学做。
广告后还特别声明:“少爷、小姐、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这招生广告在当时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就是在今天,也会让人瞠目结舌。
然而这并不是故弄玄虚的炒作,而是真心实意的追求。1927年3月15日,正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军开始向南京发起总攻的时候,晓庄师范学校正式开学了。尽管四周炮声隆隆,但是当地村民们还是扶老携幼、三五成群地赶来看热闹。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前来报到的只有13名学生。
据说在这13人中,既有从清华大学数学系退学而来的操震球,又有刚刚辞职的中华书局编辑所主任程本海,还有著名作家曹聚仁的学生王琳。陶行知说,“当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他们历经艰险而到来,使学校能够在枪林弹雨中如期开学,这有点像耶稣的13个门徒。为此《申报》也发表评论说:“在此车马倥偬之秋,宁城居民纷纷逃难他徙。而各学校所有之学生,亦皆逃避一空。独此乡村师范,在此时招生,竟有数千百里外,不避艰难、不顾生死远道而来,殊可令人注意。”
因为学校既无校舍,又无老师,所以陶行知在开学典礼上说:“本校特异于平常的学校有两点:一无校舍,二无教员。大凡一个学校创立,总要有房屋才能开课。我们在这空旷的山麓行开学礼,实在是罕见的。要知道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一样的要充溢于天地间。所造的草屋,不过是避风躲雨之所。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我们相信没有专能的老师,只有比较经验稍深或学识较好的指导。所以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因为我们很有不及他们之处。我们认清了这两点,才能在广漠的乡村教育的路上前进。”从这简要的演讲中,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