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陶行知把小庄改名为晓庄，把老山改名为劳山。他说：劳山是表示我们要在劳力上劳心，晓庄是破晓的晨曦，是中国乡村的新生命。陶行知还把大礼堂称为“犁宫”，把图书馆称为“书呆子莫来馆”，把厕所称为“黄金世界”，并在“犁宫”门口贴上“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工夫”的对联。陶行知还根据近代实业家张謇的经验提出：要替农民做事，就要和农民打成一片。为此，他主动脱下西装革履，换上粗布草鞋，把自己打扮成农夫模样。一位晓庄师范的学生回忆说：“在犁宫，我第一次见到陶师的时候，钦佩之情油然而生。陶师是美国留学的博士，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著名教育家。按照通常的想法，我以为他一定是位西装革履、洋派十足的人物。但是，他却穿着粗布的学生装，赤着脚，穿着草鞋。陶师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毫无一点学者的架子，倒像个朴实的农民。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生动，风趣，幽默。”
这一年6月，陶行知在谈到“晓庄精神”时表示，“我们要办好乡村教育，要改造乡村社会，总须有宽阔的胸怀，奉献的精神”。这精神就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随后，他又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等理论。
在晓庄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寅会”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所谓寅会，就是每天早上五点的演讲会。一位校友回忆说：“每天举行寅会时，天刚蒙蒙亮。住在农家的我们一群男生，天不亮就要起床洗漱。否则就会迟到，影响整体的活动。主席由校长、生活指导部主任或同学们轮流担任，记录由同学轮流负责。寅会一开始，先由主席报告当天做的大事以及外面来的函电内容。寅会前，照例要唱几首歌。其中以《锄头歌》和《镰刀歌》唱得最为响亮。《锄头歌》实际上是晓庄的校歌，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深。”另一位校友也说：“寅会，是晓庄的师生工友’同甘共苦、共同立法、共同守法‘的一天的民主集体生活的开始。在这里，先有三至五分钟的’精神讲话‘（后来育才学校演进定名为’文化早餐‘）。
不是先生训话，而是师生工友的思想交流与结晶的发掘、传播。由于方式生动，活泼，它鼓励着每一个人奋发前进的情绪和意志。”在寅会上，陶行知先生做过许多重要的演讲。其中包括《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从野人生活出发》《如何教农民出头？》《平等与自由》《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伪知识阶级》等。这些演讲为他的教育理论奠定了基础。
晓庄学校的做法很快受到世人关注。1927年10月，蔡元培前来参观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中国农民占全国国民总数的最多数，所以，要想改良一切制度，都应当从农民的头上做起。”他看到路上木牌上写着“教学做合一”等口号时，颇有感触地指出：“我相信教学做合一是极其自然的真理。比如雏燕学飞，仿效着老燕的样子做，就会了；又比如小猫学捕鼠，大猫一定要做捕鼠的姿势给小猫看；再如，我们小的时候，说话、跑路和做其他事情，看见父母说话、跑路、做事，就在跟着做的当中，自然而然地受到同化而学会了，这些，都寓有教学做应当合一的原理在里边。”
七 如何学习做人
1925年，陶行知赴湖南参加一个全国教育会议，在演讲中谈到学生应该具备三种精神：
第一，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精神。
陶行知说：“我们不论研究什么学科，总要看一个明白，想一个透彻，多发些疑问，切不可武断盲从。例如别人要我们信仰国家主义，我们必须明了国家主义的内容是否合于现代社会，才定信仰不信仰的方针。其他，社会主义亦然，无政府主义亦然……”另外，在遇到问题时，要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他还说，所谓科学精神无非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要怀疑，第二要实事求是。这与竺可桢所谓科学精神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改造社会要有委婉的精神。
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急进的革命的时代。但是陶行知却告诉大家：
“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面做事，不可过于急进。譬如园丁栽花木，倘只执一镰斧，乱砍荆棘，我相信花木亦必随之而受伤。”最好的办法，是先要想好，怎样才能只砍荆棘不伤花木。改造社会也是这样，一定要有委婉的精神，千万不要搞轰轰烈烈的运动，以免乱砍滥伐。
第三，应付环境要有坚强的人格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陶行知经常提到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大丈夫气概。他认为学生时代尤其应该培养这种精神。为此，他举了方孝儒在关键时刻揭露燕王篡位的故事，说明读书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气节。
这一年年底，陶行知在南开学校发表《学做一个人》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首先提出要做一个完整的人，紧接着分析了五种不完整的人。
第一种是身体有残缺的人，第二种是在生活上依靠别人的人，第三种是被他人所支配、没有独立人格的人，第四种是被人口贩子买卖、或者被金钱所收买的人，第五种是一身兼管数事，结果是只拿钱不做事的人。在这里，他把“被人口贩子买卖”的人和“被金钱收买”的人放在一起，具有独到见地。
在此基础上，他希望大家要做一个有健康身体、有独立思想、有独立职业的人。身体好，可以在物质环境里站稳脚跟，可以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不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有独立的思想，就能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有独立的职业，就能不依赖别人。谈到独立思考，他是这样说的：
“要做个真正的人，第一就要有思想。好国民与愚民的大分别，也就是国民会替国家想，愚民不会替国家想。所以要做个真正的国民，第一就要有国家的思想。没有思想的行动，叫作盲动；没有思想只管闷起头来跟人跑，叫作盲从。”谈到职业，他指出“中学生有一个大问题，即是’择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根据个人的兴趣和才干进行选择，否则就有悖于人生哲学，就不会快乐。拿这个标准来审视多年来严酷的就业环境，只能是徒唤奈何。
1942年，育才小学成立三周年的时候，陶行知在纪念晚会上发表《每日四问》的演讲。他在其中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中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他甚至认为：“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当今社会崇尚专家治国，强调知识改变命运，却好像认识不到倘若没有道德约束，学问越大，危害也越大。这其实是很可怕的。
陶行知还说，所谓健全人格包含私德和公德两个方面，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私德是公德的基础，私德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廉洁。一切坏的心术和坏的事情，都是由于不廉洁引起的。基于这一考虑，他提出要“建筑人格长城”的理念。他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是逐步培养起来的，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学生向最高尚、最完备、最永久的方向努力，才能筑起真正的人格长城。
育才小学是陶行知为了继承晓庄学校的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一所培养难童的学校。由于办学资金不足，陶行知的生活特别简朴。为了省钱，他与新婚妻子在乡下找了个旧碉堡，略加修葺就搬了进去。随后，他还写了一首《太太做用人》的诗，幽默地记录了自己的家庭生活：
太太做用人，用人做太太。
彼此轮流做，我看很不坏。
先生说话太奇怪，怎对用人呼太太？
倘使太太不高兴，打破饭碗把你怪。
据该校一位老师回忆：“陶先生的衣着朴素，他夏天经常穿一套毛蓝制服，春秋天穿一套夹的旧学生装，袖口已经磨得起了毛。冬季出门总是穿上他那件还是从美国留学归来时穿的礼服呢旧大衣，脚下总是一双旧布鞋。”还有人说，育才小学的“教职员，包括陶先生，都和学生同吃一锅饭，一锅菜，每天是两餐稀饭一餐干饭；早晚稀饭的菜就是一小碟蚕豆，中午干饭两个素菜。陶先生血压高，营养不良，脸上成年菜黄色，才五十多岁的人，已经很苍老了。……为了学校募捐，他经常在重庆街头奔走，有时赶不回来，就下面馆子去吃碗馄饨或者一碗阳春面”。可见陶行知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正因为如此，他的话才有震撼人心的作用。
陶行知一贯主张要启发学生自觉学习，反对一味地灌输，反对死记硬背。1945年5月，他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中指出：“民主的教育方法，要使学生自动，而且要能启发学生使能自觉，要……因材施教，要生活与教育联系起来。”他还说：“我们要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让他们去接触大自然，与万物为友。解放了空间，才能收集丰富的资料，扩大认识的眼界，以发挥其内在之创造力。”他提出在学习文化知识方面要掌握“四把钥匙”。这“四把钥匙”是国文、外语、数学和科学方法。他强调：
“与其把学生当作天津鸭儿填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钥匙，使他们可以自动地去开发文化金库和宇宙之宝藏。”陶行知希望孩子们在受教育的时候，能够排除不必要的恐怖和烦恼，从而感受到求学的乐趣。他说：“学生有了兴味，就肯用全副精神去做事体，所以’学‘和’乐‘是不可分离的。”他还说，许多人把读书当作教育，一提到教育就联想到读书识字，这是错误的。其实书本只是一种工具，它和锄头一样，是人们在做事的时候使用的。因此，只知道读书不会做事的人，就是只会吃饭的饭桶。这种人既没有真知灼见，也不会识别知识的真伪，对社会有害无益。
这些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应试教育造成的极为普遍的高分低能现象。每念及此，总让人不寒而栗。
八 致力于乡村教育上世纪
20年代，一批有志于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投身于乡村教育。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陶行知和晏阳初都是留美博士，梁漱溟是自学成才的北大教授。陶行知与乡村教育结缘，可以追溯到1921年底。当时中华新教育共进社与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在北京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该社的宗旨是调查教育情况、研究教育问题、谋求教育进步。合并后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担任董事，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担任名誉董事，陶行知担任总干事。几年后，该社在陶行知的领导下开始致力于乡村教育。
1926年11月，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燕子矶小学、尧化门小学、巴斗山小学等乡村学校教职员，在南京明陵小学召开第一次乡村小学教育研究会。为此，他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提出关于乡村教育的18个信条，揭示了从事乡村教育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信条包括：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教师应当以身作则、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等内容。
1926年12月3日，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
中进一步表示：
——本社的乡村教育政策是让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我们主张由乡村实际生活产生乡村中心学校，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
——乡村师范的主旨是造就有农夫身手、有科学头脑、有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
——乡村师范教师能够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学校，这种学校要根据“教学做合一”的原则，培养最有生活能力的农民。
——我们今后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
——我们的目标是“筹集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1926年12月12日，陶行知邀请在上海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员举行乡村教育讨论会，并发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的演说。演说一针见血地批评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当务之急是用“教学做合一”的方法，“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25日，他在南京尧化门小学召开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教师第二次研究会，并举行立志投身于乡村教育的宣誓典礼。
如何实践“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后来晓庄师范教员姚文采在《陶师生平》中曾有所回忆。他说：“我第一次拿了一本书，去上生物学课，就碰了他一个大钉子。他说：’文采！你来上课吗？你要先把书本摆在一边去！‘我说：’我教了十多年的生物学了，还不行吗？‘他说：’不行，你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才行得通啊！‘我只好回城，一路想着他的话，竟给我想通了。把捉蛇的请来，教捉蛇，教认识蛇；教认识治蛇咬伤的草药，把挖草药的请来……这是陶先生对于新教育主张和创造新教育方法的一个例子。”
1930年1月，陶行知在晓庄师范主持召开全国乡村教师讨论会，邀请各地乡村教师和地方教育行政人员130余人共同研究乡村教育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他做了《生活即教育》的演讲，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观点。1931年8月，陶行知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长篇论文《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系统地论述了“生活即教育”和“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文章说，所谓生活即教育，就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不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不以生活为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不以生活为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由这些死人构成的世界是“死世界”。文章认为，“教学做合一”的观点是生活现象即教育现象的说明，它要求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也就是说，“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不做无学，不做无教；不能引导人做之教育，是假教育；不能引导人做之学校，是假学校；不能引导人做之书本，是假书本。在假教育、假学校、假书本里自骗骗人的人，是假人——先生是假先生，学生是假学生。假先生和假学生所造成的国是假国，所造成的世界是假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