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自草根的大树
美籍华人作家黄运基印象
提起他，我就满心温存。因为飘零异乡，找个肯跟你谈心的人实在不易。能够从容地闲话、从容地喝酒、喝到耳热心跳心性微醺、喝到能够敞开心扉说经历说人生谈感觉谈忧愤，就更不易。一般说是没时间，人人都在奔生活奔房子，哪有空跟你闲扯！一天到晚连觉都睡不足，谁又有那种细腻跟你谈感觉？可他不同，他总说我们有缘分，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对酒谈心，有时谈得遍体通泰，有时谈得泗泪横流。
人生似乎真的是由一个个不知怎么撞来的缘分结成的。十几年前，我的妻儿早已定居旧金山。一九九七年底，我终于要结束骨肉分离，拿到移民美国签证的消息很决传到关心我的朋友中。那时，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正在北京召开。一天下午，主持这个会议的张炯兄来电话说，旧金山的一位作家黄运基先生也来开会了，他已为我们约好明天下午见面，待我到了旧金山也好有个圈内的朋友。第二天我如约趋访。没想到我们竟一见如故，他给我介绍了旧金山和那里华人作家的状况，他让我做好到那边后忍受寂寞、忍受窒塞的心理准备一因为那是不同的纯粹英语文化世界。不知为什么，在我走出他的房间，走在落叶满地的友谊宾馆的院落里，心里升起的是一股落寞感。一九九八年初，我来到旧金山。第三天，他就来我家看我，后又请我去他家酒饭。不久，他邀我参加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年会。到了中国城的花园饭店，我竟像一下子回到了中国。与会者近百人，都是一样的黄皮肤黑眼睛，一样地操国语、粤语寒暄问候，来者都是作家、画家、摄影家和文艺同好……他们邀我入会，继而换届选举。没想到运基兄不光是作家，更是加州政府和旧金山市府委任的政府翻译（后来得知，获此殊荣者不光要英文好，还象征着其他族裔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地位），他谦逊说称他作家总觉受之有愧，称他为老报人倒是名副其实，因为他曾先后做过《东西报》总编辑，独资创办过并仍然办着《时代报》、《现代文化人报》、《美华文学》杂志，成为随尼克松总统打开中国大门的首批美国记者，由他担任总裁的他的时代股份总公司一直承担着《人民日报》（海外版）美西地区的印刷发行。他的自传体小说异乡三部曲第一部《奔流》刚刚出版。鉴于他的成就与贡献，前几天，旧金山市长威利，布朗亲自命名一九九八年二月一日为黄运基日，以这样的成就和声望，换届会上文协的成员们也就众口一词选他为会长，我也被选为理事和副秘书长。
美华文协的工作也就逐渐推开，向旧金山市、柏克莱大学图书馆赠书，我们以他的小说《奔流》、我的散文集《浮生三影》的作者身份共同参加赠书式，为旅美着名华人脚家丁绍光主持画展、由我主讲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陆新文学创作状况、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文学研讨会，……我们总是一搭一档，联袂出席。我看到，与美国人相处，他从感觉到语言到风度完全是一身潇洒，美国气派；与华人相处，他又谦让温和，一派典型的中国文人气质。我推想，他一定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富家子弟。可在一次我俩把酒谈心时他告诉我，他的祖父是首批来美的淘金客，他父亲一生都为一位美国医生做家庭厨师。
儿时，他曾在故乡广东斗门县放过牛、种过田，15岁时才被父亲接来美国。那是一九四八年，站在米格将军号油轮的甲板上，望着沧沧溟溟的大海和时起时落的海鸟，他曾编织过不少彩色的梦。未料，船一靠旧金山码头，他就落入美国麦卡锡主义者施行的对华人的歧视迫害中，同所有那时第一次来美华人一样，他被生生与父亲隔开，关人移民局设置在码头边的木楼里（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来美时也曾被拘禁此木楼两个星期，直到洪门出面救出经过两个多月苛刻的审查询问，他才被父亲接上岸。为减轻父亲的负担，他同父亲一起去那医生家洗菜洗碗。一次，父亲端菜时不慎将几滴汤溅在医生客人的身上，那客人挥起巴掌即朝父亲扇去！父亲不敢卢辩，却捂起脸去厨房饮泣。黄运基既哀其父之不幸，又恨其父之不争，他愤而出走，做过排字工人，进过中餐馆打工，后又应征入伍开往朝鲜战场。
在那里，当他看到美国兵滥杀无辜的种种残暴时，他愤而抨击批判那战争，结果招来了审讯、服刑、失业……这一系列的人生跌宕歧视迫害，迫得他思考，迫出他无尽的话语，因为有话要说，所以要办报，要写作。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他卷进世界性的狂乱与理想的时代大潮后理性思考的结果。四十年来，他始终实践着他的人生思考。他的写作也就从新闻到文学，从感性到理性，从不平的呐喊到历史的拷问到哲学的思辨。这拷问给他洞开了创作的空间。他意识到，直到现在，以美国生活为题材的华文文学仍未超出留学生文学的范畴，而美国华文文学更广袤的天地在于从草根到大树，旅美华人从淘金到创业到矗立于美洲大地的历程中。于是他高扬起草根文学的大旗，从实践到理论，他呐喊着、奔走着、创作着。他的主张和实践首得文学评论家张炯的认同，他认为草根文学为美华文学开创了写作的新格局，赋予美华文学新的意义，继而，山东大学中文系和同济大学杜邦文学院也相继聘他为名誉教授和特约研究员。
刘荒田是一位经历平朴、为人淡定的人。他从广东省台山县中学高中毕业的时候，正是1966年文革的初期。与那代知青一样，他先下乡插队，继而抽调为民办教师，之后在县里当一名小干部，又之后娶妻生子；不同的是，他与生俱来地钟爱文学，读大量的书，古书新书，家藏的东抓西借的凡能找到的他都读。他写诗，写了大量的诗。当历史走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由于妻子家人的呼唤，也是他心里一种莫名的声音的呼唤，他和妻抱着一岁的女儿、领着六岁的儿子走过罗湖桥，飞过太平洋，来到旧金山。然而这里并没有锦衣华屋，没有供他写作的一张书桌。妻靠他支撑，儿女靠他抚养，他身无长物，只能一头扎进中国城的中餐馆打工。之后，他从中餐馆到西餐馆到如今所在的旧金山最着名的五星级酒店。从三十二岁到五十二岁，他的职业始终没变，当维特儿，端盘子。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见过很多世面一给克林顿、江泽民和不少来过旧金山的国家元首端过盘子。他收人不菲，用他调皮的儿子调侃他的话说：老爸这盘子每年能端回五六万美元！就靠这盘子，他已供自己的一双儿女先后从洛杉矶加州大学毕业。如今，儿子已成为某高科技公司的经济师，女儿又远赴香港学中文去了，就靠这盘子，他已在旧金山日落冈买了两栋两层小楼的住宅。
从这个层面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他家的发展史也大体勾勒出了华人打工族从奋斗到立足到安定富裕的面貌。可他不是一个易于安分的普通打工族，他的心性和气质注定他是一位有思想有追求的作家，这也就注定他陷入不停顿的心灵的奔突精神的寻找文化的拷问。开始，他的诗歌宣泄一腔的乡愁和失落，是一位在北美华文文坛无人不知的乡愁诗人。继而，他又将散文当成抚慰精神的驿站，其散文《独处的下午》细腻人微又一泄千里地写出了他初来美国时的状态和心境：在那个很平常的下午，他忙中偷闲得了次休息。他走进电影院，看了电影《荷兰先生的乐章》。他看到垂垂老矣的荷兰先生不得不告别他执教了三十年的讲台，此时，礼堂的大门开了，台下坐满黑压压为他送行的师生；台上，要他指挥的演奏者都是他三十年中教出的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他摇动着一头银发，从学生的喇叭、双簧管、大小鼓和提琴，不，从他宽厚的胸膛里，奏出了此生的华彩乐章！看到此处，我哭了，忘情地大哭，我的日渐变硬变钝的心，被春雨般的泪水浇得酥软，我敏感得、多情得一如青春。这就是那时他精神世界的另一层面。荷兰先生的命运撩起他对自己永难兑现的生命期许的伤悼（他也教过书育过人，有过诗般的理想，他希望在文学的天空找到自己的星座、，荷兰先生最后的华彩乐章更衬出他精神迷失的悲哀，他成了真正的边缘人：一方面，他是闯荡异邦的为人夫为人父的壮年男子，他要实实在在打工实实在在赚钱实实在在地养家糊口；一方面他又是不甘稍停地驰骋于理想与诗情的中国文人。他不甘堕入形而下的柴米油盐，他要形而上地舞出自己事业的一片天空。在两难中，他的灵魂毫不停歇地被生活的大锯锯着，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就是这大锯锯出的心灵飞沫。
可喜的是他没被锯倒，这要感谢他的毅力，更要感谢文学本身一是文学使他得到了及时的疏解和自疗。相反，他磨炼出了更多的成熟与清醒。他不自恋也不自卑，不怠情也不因循。不管过得多不如意，他从未在生活与文学的大野里倒下。他像膜拜宗教一样膜拜文学，在膜拜中写作，在写作中寻找，在寻找中救赎。终于，他的视野一步步开阔从伤悼一己的失落惆怅到放眼观察离析东西方文化的长短优劣，他的胸襟一步步拓展一从抒写个人命运的叹息到宇宙生活价值的追寻。他的写作一步步老到，从感性到理性，从激情的燃烧到冷峻的思辨，到从容淡定，到幽默放达……这变化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是物质的不再贫瘠使他有了淡定幽默的余裕，而淡定幽默又使他迈入一个成熟超迈的境界。这不是我凭空得出的印象，他生命变奏的历程是在他已经出版的《北美洲的天空》、《唐人街的婚礼》、《纽约闻笛》、《纽约的魅力》、《旧金山浮生》、《旧金山小品》等十多部着作中写出的；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即将一次性推出的他的《远看红尘》（三部禀系列散文将会告诉你他如今的生活状态与思考状态。
荒田的丰富不是我的一篇短文能写尽的，这篇小文如同摘取大海里的一朵浪花献给读者，也许能让人们有个不同于一般作家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