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之死和男人的苦涩
--读《傅雷别传》随想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深夜，着名学者、翻译家傅雷吞了一把足以致命的毒药。其妻朱梅骏将他揽在怀里，担心剧毒给他带来太多的痛苦；他最后地摇摇头，告诉她放心。她更紧地挨近他，觉察他的气息渐渐微弱，直到中断，才把他正正地扶坐在沙发上……之后，她把一条绳子搭过窗棂，见丈夫仰着头，像是已经安然入睡，她才从容地把头钻人自己系好的绳套儿，用足尖拨倒了垫在脚下的凳子……。于是，这对才情横溢、孕育并培育出一代钢琴大师傅聪，恩爱一生留下五百多万字着译的夫妻，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人世，时年五十八岁。没有慷慨就义的悲壮，没有生离死别的留恋。关于何时死，怎么死，他们是早就商量好的，他们已经没有未了的事未了的情，要说有，也不过是遗书中交代给梅馥胞兄的几件细琐的事：一是五十五元二角九分的房租还未交，二是一位朋友托代修的手表要交还，三是一位亲戚寄放的东西被红卫兵没收，他们已折合成钱作为赔偿，四是将一张六百元的存款单交给他们的保姆作过渡时期的生活费……可以看出，他们走得是何等从容，何等淡定。
傅雷何以自杀？可以说是理想的破灭，可以说是对当时世界的绝望，也可以说是对那种灭绝人性毁坏文明的文化大革命的抗议，可又何尝不是一种庄严的人文精神的彰显、一种文人苦涩的祭奠！
自古至今，人类历史尤其是华夏文明都给男人特别是男人中的文人托付了过重的希望和使命：如子承父业，光宗耀祖；如子不教，父之过；如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难为功业，妄为男儿；如士为知己者死；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以说，男人们应该如何生、如何死、如何对待妻儿亲友、如何报效社会人生，先人们是早已为你规划好了的，否则就不肖不孝不慈不善不像个男人！身为男儿，谁愿意妄为和不像呢！傅雷也一样，他那特殊的家庭背景与遭遇，他与生俱来的特殊性格，他后天的成为东方与西方人文理想与人文精神播种人的角色与气质，都使他只能自觉自愿地朝着先人规定好了的男人之路往下走。可悲可叹又可敬可佩的是，这位桀骜不驯、独立品格鲜明的大学者在这些规定面前竟显得那样地驯顺和听话：他四岁时，父亲蒙冤入狱一气而死；母亲在父亲入狱期间为营救其父以致无法照料孩子，致使傅雷的两弟一妹竟皆相继死去……这一连串极大的悲哀酿成母亲对她唯一的儿子一傅雷寄予了一种病态的期待，她望子成龙，希望儿子为父亲一洗冤恨。可幼时，傅雷偏偏不喜欢他的学堂，常常逃学在乡野里玩耍。一次，先生找到他家责备母亲不该为让孩子做别的事而缺课，母亲大哭一场后面对丈夫的亡灵下了决心：先杀这不孝的儿子，然后自杀。果然，那一晚，母亲趁傅雷人睡后，绑起他的手脚，任凭他惊醒后哀求喊叫，母亲还是决定把他拖向离家不远的一个深水塘，直到邻居们闻声赶来推倒母亲，才解救了那个幼小的生命，自此，傅雷再不逃学，他开始被绑在子承父业，光宗耀祖的战车上。何以达到？自然是多读书读好书，终成大业。一九二七年，十九岁的傅雷在考取了上海持志大学的同时，一个内心的声音又告诉他应该离开这片土地去海外留学深造。这时他记起母亲的恩情，记起母亲独身一人撑持这风雨飘摇的家的不易。在需要他挺身而立维护照顾母亲的时候他却远走高飞，他不忍也不敢。可母亲却心有灵犀一口答应，只嘱咐他：一不能丧失数年来在国内的操守，二如身体不好或有什么不习惯就立即回来，切不可以为重洋跋涉，一无所得，羞见父老，而勉强挣持！傅雷听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他先跪在母亲脚前说不出话，后又跪在父亲亡灵前发誓，去法国求学定会奋发学习，以报父母养育之恩。这样，无私的母爱与父亲亡灵的感召又以千丝万缕的情感和责任的缠绕将他更紧地绑在那架家事、国事、天下事的战车上一因为他之所以要去国留学，也是因为面对当时中国的种种政治迷雾与无所措手足，因而想到外面寻求民主前途的福音。在巴黎，他终于放开了手脚，开解了性灵，他学法文，赏绘画、醉音乐，学习文艺理论……有过莱芒湖畔的孤独的思考，有过与玛德林贝尔浪漫又辉煌的恋情，有过与当时也在巴黎留学的刘海粟、孙伏园、孙福熙、刘抗等忘情的友谊……他在欣恍的灵魂状态下翻译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其后他从醉心探索古希腊艺术的奥秘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到寻找到他心目中真正的伟人罗曼罗兰、贝多芬、托尔斯泰、米开朗基罗。他不光翻译了罗曼罗兰所写的后面三位伟人的传记，而且虔诚地接过他们那传递和平、温和与非武力主义的大爱哲学，用以救赎世界。至此，他的使命感已经扩及全人类，他的肩膀也就自觉担起人类善恶与存亡的重负。
然而，傅雷本身是个极大的矛盾体，一方面他以一颗仁爱之心倡导和履行着温和的大爱哲学；另方面，他又极其敏感、自尊、疾恶如仇以致偏激。一九三一年秋，他带着丰博的学问和美妙的理想回到上海，自那年九月到一九三三年九月，他做过刘海粟办的上海美专的教师、教务主任，做过法国新闻社的笔译，写过艺术评论……然而他实在不会与人与社会相处，他美好的初衷往往与社会人情相悖，不是他触怒了社会就是社会将他触怒，他只能躲进自己的书斋，以翻译一部部英法文的名着缓慢地、反复地击打着唤醒人类良知的巨钟。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入中华的时代，他写道：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请注意，他倡导的大勇主义是不抵抗、拒绝武力，他正祭起罗曼罗兰的大旗，号召以坚韧的忍耐来感动神明，用神的力量驱逐日本侵略者。不管他的理论正确与否，他坚信只有他和罗曼罗兰和托尔斯泰和贝多芬和甘地们共同酿造的这个理论才是大智大慧大仁大爱，才是挽救人类挽救世界的最好的主义，他虔诚地奉行着，他以为他正以这样的奉行和劳作担起天降的大任，他正在为天下的兴亡，尽着匹夫之责。一九三四年，傅雷有了第一个儿子傅聪。儿子对于理想主义者的他至关重要，儿子永远是父亲生命的延续。还是在傅聪出世前，父亲就设计着要把他培育成一个集东西方优秀人文精神于一身。
进行一样的艰辛的完成。不同的是，人类的良知在复苏，人们的尊严再不致以肢体的残伤被践踏，可理想的光辉的社会性的稀释，人伦关怀的全方位的淡薄，趋利纵欲的物化的强化，使得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人文精神已经日渐萎缩，更使得那些不忘使命不忘尽责的男人们陷人更大的苦涩。我们自然不必以傅雷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去呼唤，我们倒是应该从傅雷的思想宝库中筛取些珍贵的东西来滋养自己渐趋粗糙的灵魂，滋养这个朝着拜金拜物奔跑得有些煞不住脚的令人遗憾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