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悔自称“江南第一诗人”。柳亚子颇不服气，做有一诗讥讽，内称：“自诩江南诗第一，可怜竟与我同时。”
刘半农嘲骂郭沫若是“上海滩的诗人自称歌德”。
俞大纲在故宫文献馆发见《洪大全供》，撰文称天德王洪大全确有其人。后罗尔纲写《洪大全考》，否定俞说。此文送《燕京学报》，编者怕得罪俞，不予发表；后刊于清华《社会科学》。俞读后专访罗，说罗文“我完全赞同，我一年前的见解错了”。
王星拱任武汉大学校长时，学校有新旧文学两派之争。王说：“中国旧文学是根，新文学是花。有根始有花，有花而根始丽，二者相辅相成，不应厚此薄彼。”
“她”字系刘半农发明，周瘦鹃不赞成用“她”字。刘凡寄稿与周，遇有“她”字，周均改为“伊”字。
赵元任认为汉字一直在自然简化，这当然可以。但现在公布的如“關”字简化为“关”，结果是“无门可关”，实在是不成体统。
曾今可在自编的《新时代》月刊发表文章，以“胡适第二”自居。他说诗的解放已“由胡适之一度‘尝试而成功了’，这次应多提倡‘词的解放’。”为此茅盾曾撰文讽刺曾所说的是进一步的卖野人头。
白崇禧将乔大壮的稿子改了几个字。乔当面严责：“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自有一行。如若你能改我的文章，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白哑口无言，只得再改回来。
钱穆青年时在《燕京学报》发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有28处不通，因此纠正刘歆伪造群经之说，证明《左传》、《周官》都是先秦旧籍，非刘歆伪造，受到胡适称赞。
钱穆治学方法既讲考据，又讲通义。中年以后，他常批评考据，批评学人为考据专做钻牛角尖的工作。
印度学者罗德到西南联大演讲。冯友兰说：“印度佛学是消极的。”罗德竟不分辩，说：“你不懂吗？请你去请教你们的佛学大家汤用彤教授。”
美国作家赛珍珠写信给袁同礼（北平图书馆馆长），说：“一个中国作家，如果要获得美国读者，必须把作品弄得轻松幽默些，因为美国人不大欢喜无轻松材料的悲剧。”为此，靳以、李健吾公开致函赛珍珠，极不满意她鼓励中国作家抛弃严肃态度，而以幽默轻松的题材取悦于美国读者。
胡厚宣在苏联讲学。他发现被视为珍宝、藏在莫斯科的大片甲骨，全都是赝品；而在列宁格勒受到冷落的199片小甲骨碎片，却是真的。他还发现，苏联科学院编的权威性著作《吐界通史》第一卷引用的甲骨文，竟然也是假的。
对邹容的《革命军》一书，蔡元培认为，其中“杀满人”一段过于偏激。蔡说，满、汉早已混合，“所以可为满人标志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只要放权，就没有杀的必要了。
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有次和次长范静生争论。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两人都采用相对的循环论，只因为所站的立场不同。
罗家伦作献给前线抗日将士的《军歌》，林语堂认为欠妥，如：“炮衣退下，刺刀擦亮”，不是冲锋时的举动；“义勇军无双”，应该是越多越好；“沙场凝碧血，尽放宝石光”亦非事实。
陈垣说法国伯希和所用的治学方法，是清代乾嘉诸老治朴学的方法。向达以为还不止此；他说：法国汉学家能运用比较语言学工具和中亚、印度、波斯、阿拉伯及中国的史地知识，这是乾嘉学者不能办到的。
马君武对严复“信、达、雅”的翻译信条并不苟同，据云：“求雅而曲用成语，或者成语有时而穷，则以文害意；求雅反而缺信难达，为害反大。”故马译多以文言为本，有成语则用成语。而所译剧本歌曲，则洗炼明晰，沉郁顿挫，使演唱者不须揣摩之烦，即看即用。
赵景深专研中国小说和戏曲。周予同和陆高谊都称他是钻牛角尖。
许寿裳为人谦恭，长年挂着微笑，但有次听到人说：“鲁迅的讽刺是从绍兴师爷处学来的。”他立即变色说：“说这话的人简直是混蛋。”
唐弢写《鲁迅传》，专写了一章关于绍兴师爷的来龙去脉，因鲁迅曾为此受挫，他要借题发挥。从而姜德明称他是大手笔。
鲁迅的《骂杀与捧杀》，嘲讽刘大杰标点《袁中郎全集》。但那本书，乃是他人因生活无着借刘之名标点的。刘不愿道破，为不使朋友难堪，宁可自己背着骂名。
鲁迅在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家宴上，指着一道青蟹菜，用筷子点点蟹壳，讽刺顾颉刚说：“顾先生，请考察考察，这是什么世纪的东西啊？”
谭其骧对老师顾颉刚讲义中的汉代州制提出不同看法，并写成一封信交给先生；先生第二天就回了一封六七千字的长信，赞成谭的三个论点，不赞成的论点也是三个。谭六天之后，又写了第二封信申述论据；隔了十多天，先生复信，又同意了一个论点，反对二个论点。不久，先生把这四封信写了附说，另加上一个“关于《尚书研究讲义》的讨论”的名目，作为讲义印发给同学，并写道：“经过这场辩论之后……二千年来的学者再也没有像我们（对这问题）这样清楚了。”
萧伯纳来中国访问后，林语堂写了文章，因与事实有出入，引起顾凤城反驳。林托章衣萍去顾处说情。可顾坚持说：“20+20＝40，我不说20+20＝50。”
30年代初，南开大学教授张弓在报刊发文，指北大教授郭绍虞所著《修辞学》一书，大半抄袭他的旧作。郭闻之，乃在津报登大幅广告，列举两书不同点，说明决非抄袭，最后称：“君名为张弓，亦不应无的放矢。”
1931年，贺麟自德回国，写信与张荫辚，提出发展中国哲学的方案。张回信逐条反驳，只赞同其一条：“介绍并译述西洋典型哲学家。”
1931年周谷城在中山大学主持社会学系时，与在哲学系教书的李石岑，就黑格尔哲学展开争论，使全校师生颇感兴味。那些向来无人过问的校刊，一时竟至畅销。
鲁实26岁自学写成《史记会注考证驳议》，驳日本学者泷川龟太郎用20年之勤所作考注，共200余条。
朱自清《荷塘月色》中提及蝉，有人说蝉在夜晚是不叫的。他请教昆虫学家后，说：“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推论。例如有些蝉子夜晚不叫，推论到所有的蝉夜晚不叫。”
1938年，国民党就《抗战将军李宗仁》小册子专门发了训令称：近查三厅所印各种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贴。“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改用“国家”，“岗位”改用“职份”。三厅负责人郭沫若即指出：“查中山先生生前文章，已屡见‘人民’与‘祖国’等字样。是否亦应一律改用‘国民’与‘国家’？”
郭沫若的《离骚今译》中有“党人之媮乐”句。图书审查官认为是暗骂国民党。章锡琛面责，“是不是战国已经有了国民党？”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从1936年到1939年加印了8次。但有读者周飞来信指出，此书只“提出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范将此信刊登在再版书正文之前。
林汉达为世界书局编写中小学课本，林语堂诬告他剽窃。林汉达理直气壮地和林语堂打了半年官司，最后他胜利了。为此，以后出版的英语课本扉页上，印出了林汉达胜诉的法院判决书。
1946年宋云彬著文纪念章太炎，说他受西洋学说的影响很少，对于社会科学更不了解，连“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界说都没有弄清楚。
傅斯年1947年在美国养病时，去哈佛大学听洪业讲《春秋》经传，曾站起来激烈地批评洪业讲得不对。
熊十力与林宰平（志钧）、梁漱溟从未三日外相见。他们之间争论问题，各不相让。林戏称：“老熊眼在天上。”熊戏曰：“我有法眼，一切如量。”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后，吕澂严加批评。熊再反批评，但他仍赞扬吕是“为学缜密，素履冲澹”。50年代，熊第一个提出恢复佛学院，并建议由吕主持。
赵万里讲版本目录学，有次说：“不是吹牛，这本书的这一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吴晗和钱钟书都说，不是那回事，我们也见过，而且同他介绍的不一样。赵本来计划讲10个题目，落下笑柄后，留下七八个题目请钱和吴主讲。
白寿彝提倡书评，也就是提倡学术界的争鸣和讨论。他说：“我国缺少评论，缺少批评和反批评。有许多书是费了很大气力才得以出版的，但出版以后，没人过问，久而久之，湮没无闻。这种现象，是有碍于学术的繁荣的。”他接着说：“国外有些杂志，书评所占篇幅达三分之一以上，这种形式，值得我们借鉴。”
白寿彝在一次读书会上说：“我们历史界有个习惯，不太关心当代人的著作。这就等于把自己封锁在小楼里了，不能广泛地吸取今人的成果，思想很狭隘，水平提不高。现在还是出了一些好书，漠然视之，是不对的。”
60年代初，康生说，由校勘《西厢记》悟出“柳丝长玉骢难系”的不通。“西风紧”的时节，如何还能有绿色的垂杨？过去搞《西厢记》的人都没有指出这一点，可见权威之不足信云云。游国恩就揶揄他说，“如果他的住处没有垂杨，那就请他秋天到燕东园来看一看。”
华罗庚在浮夸风盛行时说：“搞假数据是违法的，要按法治罪的。”“要做到实处，非要数据实不可，否则的话做不到实处。”
1967年，林语堂讲演“新发现曹雪芹手订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以书内有“己卯秋月，堇堇重订”题字，断定为曹雪芹手迹；并认“堇堇”为曹的别号；该书为曹在乾隆己卯（1759年）亲笔改订的本子。林以此作为他坚持《红楼梦》后40回不是高鹗续作的确证。林的讲词见报后，有人反驳：“己卯”应是咸丰乙卯（1855年）；“堇堇”系林对该书收藏者杨继振别号“莲公”的误认。杨字又云，所以说“莲公重订”，且下盖“又云印石”图章。林语堂把时间提早了96年。这场红学论战，因被戳穿就自动休战。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赵树理“交待”是怎么写大毒草毒害人民的。赵说：“我一生写的那些东西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也够不上。要说‘毒草’，我真不知该怎样种呢！”
黄苗子为聂绀弩书斋题额：“三（国）红（楼）金（瓶梅）水（浒）之斋”。“文革”中被责问何意，聂情急智生，答曰：“三红是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金指小红书封面上的字；水是‘旗手’姓的边旁，因尊敬所以不直接写出来。”说得对方哑口无言。
骆宾基因胡风事件受审，后即移情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对郭沫若的金文研究提出异见，认为金文应早于殷墟甲骨千年以上。
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新时期回国看看，不满家乡苏州狮子林的布局，认为一大堆石头太人工化了，而园林应有它的自然美。
有段时间，许多人以谈中西文化比较为时髦。钱钟书甚为憎恶这种学风，说：“有些人连中文、西文都不懂，谈得上什么比较？戈培尔说过，有人和我谈文化，我就拔出手枪来。现在要是有人和我谈中西文化比较，如果我有手枪的话，我也一定要拔出来！”杨绛指着笔说：“没有手枪这个也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