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毓修1912年提出：“一国立国的精神有三大件，即历史、宗教、文学。”他认为历史、宗教还要靠文学表达。英国有莎士比亚、狄更斯、弥尔顿三个大家。中国古代也有三个大家，那就是屈原、司马迁和李白。
张申府认为读书应当得法，不妨多读同类书；虽然同类的书，讲的同一的东西，而讲法不同，互相参照，其义乃显，不至于偏一家之言。
赵超构博览群书，下笔倚马万言。有人问他读什么书好，赵答：各取所需，独立思考；各读各的书好，不必跟着他人赶时髦。
梁启超十分推崇贾谊的《治安策》，可以全文背诵。他向学生一面背诵一面讲解。听者惊讶之至。梁笑着说：“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样能上‘万言书’呢？”
梁启超认为，治国学要“熟读成诵”的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种是有益身心的格言。
侯外庐十分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尤其推崇王国维的近代科学方法。他对以前学者一味考据的治史传统颇反感，常对人说，“读书一定要读活，否则就会成为书的殉葬品”
王国维用叔本华哲学来读《红楼梦》，认为它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王国维26至30岁时四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还是不能弄懂。他说：“哲学的海洋深不可测。”黄侃称：“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
黄遵宪第一个把《红楼梦》带往日本。他向日本友人介绍：“《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至今第一部好小说。论其文章，宜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并妙。”
陈寅恪重视“三通”（《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通”的序文他都能背诵。
陈寅恪认为，《再生缘》是弹词体小说中的“空前之作”，而其作者陈端生也是“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的人”。其理由是，封建社会里，在政治上、社会上有极高地位的宰相、状元，是男性专占，然陈端生竟让一个女性获得，表达了“女子不劣于男”的思想。
林纾教学生读三部书：《左传》、《史记》、《南华经》。以为把这些书研读透彻，再读他书，无难不可通。
马相伯认为《左传》是第一部好书。他说，“它的好处在什么样的体例都完备，什么样的美都有。”
金松岑认为，没有历史根底，文章写不深，也写不好，其极不过华而不实。因此他主张必须要精读“四史”。他说：“《史记》单行之气盛，为韩、柳古文之先导；《汉书》庄重，多偶句，开六朝骈体；《后汉书》典雅；《三国志》精劲；都是非读不可的。”
胡适认为清王念孙、乇引之父子深知校勘之法。王氏父子的《读书杂志》七十六卷，使他十分佩服。1921年胡创办刊物，取名《读书杂志》，并写《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就是向王氏父子致敬。
胡适认为《水浒》像英国《罗宾汉》。《水浒》书名应解作“湖畔强人”或“水边盗贼”。
向楚喜读《水浒》，有时于酒酣之际还朗诵其中片断，说它佳处不减太史公书。
闻一多最佩服王念孙父子，常将《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当作消闲的书读。
丁文江最佩服徐霞客，也爱读他的游记，他指出徐霞客是中国最早发现金沙江是扬子江上游的人。丁文江曾为《徐霞客游记》绘了一册地图，还写了一篇《徐霞客年谱》。
丁文江幼年常浏览古今小说，尤好读《三国演义》；但独不喜欢关羽之为人，说：“彼刚愎匹夫耳，世顾相与神圣之何耶！”
陈乐素回忆说：我7岁那年，父亲就指导我开始阅读《三国演义》，教我把书中每一回出现的人物、地名都写在书页的上头，并且将它背熟……训练了记忆力，得益不浅。
汪辟疆于史书，特重《汉书》与《资治通鉴》。他称《汉书》深醇紧密，为《史记》所未及。汪案上常置此书；病后尤喜读之，许多篇章都能背诵。对《资治通鉴》，他则赞其“体用赅备，删述伟业”。
向恺然平生爱读《史记》，立志仿效司马迁为刺客、滑稽等下层人士立传，由此写下有依据的《江湖奇侠传》。
徐特立后来回忆说：“使我对书籍发生兴趣的，是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和杨椒山的《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两文。”
吴阶平儿童时代读的第一本书，是他父亲推荐的《三国演义》。后来他回忆说：我从小就得益于《三国演义》，它把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宋云彬最欣赏陶渊明和龚定庵的诗，解放前曾请人刻有闲章：“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却为稻粱谋。”
周扬最喜欢的一本书是《文心雕龙》，这本书他读了不知多少遍。
1927年2月24日，顾颉刚在厦门青年会以《怎样读书》为题演讲。他说：应注意两点，一是不可有成见，不能-味拿有用无用的标准来判定学问的好坏；二是应多求常识，对于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又要对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二。这并不是贪多事博，只因为一种学问是不能独立的缘故。
俞平伯青年时就赞赏《浮生六记》，并为沈三白作年表，说作者是个习慕经商的人，全凭真率的性情和天禀的文才，写成这部反映出身世性灵的自传。
冯文炳（废名）称赞李商隐《锦瑟》，说是可用四个字概括：适、怨、清、和。
苏曼珠著《梵文典》八卷，曾说：“世界文字简丽相貌者，莫若梵文；而梵文典籍宏雅，莫若《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两章。为长篇叙事诗，虽吾国之《孔雀东南飞》、《北征》、《南山》诸诗，亦不足比其宏美也。”
苏曼殊认为拜伦有如李白，是天才；雪莱有如李贺，是鬼才。
辜鸿铭针对宋朝赵普说“半部《论语》可治天下”，声言“半章《论语》振兴中国”。
俞大维自谓平生受益的书仅一部半，即半部《论语》，教会处世做人的道理；一部《几何原理》，给以敏锐的逻辑思考和高度的判断能力。
俞大维欣赏欧阳修不断修改自己文章，尤其是将《醉翁亭记》的开头第一段改得最后只剩下了“环滁皆山也”一句。他说，“除了这五个字，《醉翁亭记》其它的词句都是多余的。”
钱穆于孔学有研究。他说：“中国学问，不是只凭一点浅近的逻辑所能理解。比如说《论语》中讲仁，你把所有讲仁的话，归纳排比一起，就可以给下个定义，就能算懂得了仁吗？”
30年代刘大杰在安徽大学教书，以35元购周亮工《赖古堂集》3集。他说初集极精，以后两集就相形见绌。他风趣地说：大概造文如吃菜，第一筷子选好的，第二筷子选较好的，第三筷子不过是鸡皮、肉骨头而已。
马相伯对孔子很不欣赏。他在30年代一次谈话中说，孔子的学说不成为一种哲学，而只是一种极肤浅的伦理学；孔子的教育思想，很少有逻辑精神，比起孟子、庄子就差得多了。
马相伯说中国经学真正害死人，完全是空虚的形式。它有两个毛病：一是冬烘头脑；二是欺饰心理。
词学家卢冀野童年时，每晚由父亲讲授《孟子》。后来他认为任何大家的文章，都比不上《孟子》，说，“散文上一切的技术，《孟子》差不多都具备。”
李济读《荀子》，最感兴趣是《天论》篇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认为这句话明白晓畅，又合乎自然科学的基本思想。
罗根泽小学时就读《管子》，加以朱笔圈点，但因经济道理太深而停止；后来读郭象注《庄子》，百读不厌，感到道理新鲜，特别有趣味的故事多。
经济学家易仲容自称，一生得益于《吕氏春秋》一书，退食多暇，喜亲故籍，四部之中，酷嗜子史，以为能兼之者，唯《吕氏春秋》一书。他啃此书达12年，还撰了《吕氏春秋解》一书，长10余万言。
吴世昌主张做人要有六朝烟水色，因此被人称为“六朝人物”。他十分推崇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
黎锦熙以为，中国二十五史中只有六部是成功的，即前四史和《新五代史》、《新元史》。因为是一人撰写，做到了统一，而其余都是集体编撰。
钱基博称读者必读之中国书为“四书”和“通鉴”。他说，读“四书”以穷其理，读“通鉴”以识诸事；“四书”以明内圣外王之道，“通鉴”以极人情世变之幻，则庶乎本末兼赅矣。
钱钟书爱读李商隐诗，少年时从气质上佩服项羽。
夏承焘早年诵诗，颇喜黄仲则诗；中年以后，喜爱陈后山律诗。
章太炎1934年在大学演讲，教大学生要读历史。他说：“曾国藩一生的功业，就因为得力于《文献通考》；胡林翼善治兵，是因他深知《资治通鉴》；左宗棠腹中也不过有一部《读史方舆纪要》。因为历史好比-面镜子，任何社会活动的真象，都可以从这里反映出来。”
何容称1935年爱读的书有二，其一是《马氏文通》，主要是“书中有理”。
吴宓称1935年所爱读的书是《亭林诗集》、《耶稣传》（赵紫宸著）等四部。他说：“我出版的《吴宓诗集》，我之性情行事，一切都具其中；而我所以爱读这四部书，亦可以从该诗集为之说明。”
吴宓称其追慕的中外诗人有六，其中中国的三人是杜甫、李商隐和吴梅村；西方的三人都是英国人：拜伦、安偌德、罗色蒂。
吴宓用大圈套小圈的方式比喻宇宙、社会、人生，其最内的一圈即《红楼梦》的微观形态，认为此书涉及天人之际，可以一颗沙粒看世界。
徐蔚南15岁前，爱读清人纳兰性德词，而其中尤爱读几首悼亡词。其时他与娶妻年龄还很远。他自己也不知道何故爱读那种词，说：“也许我是太敏感一点吧。”
朱自清在《旅英杂谈》中说：“有许多名著，初读是往往大失所望。我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曾经开卷数次，每次都是中途而废。但看了福圣股生扮演，才领悟其好处。”
某人对白居易《琵琶行》“绕船明月江水寒”句几十年大惑不解，请教吴玉如。吴说：“这极简单，月出东方，照船东窗；月落西方，照船西窗，船未动而月行半周矣。”
辛亥革命后，人多喜研“红学”，而鲁迅却喜读《儒林外史》。他说：“我总想把绍兴社会黑暗的一角写出来，可惜不能像吴氏那样写五河县风俗一般的深刻。”
程十发推崇《儒林外史》。他说，“我认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比曹雪芹的《红楼梦》要好。清朝乾隆年间，资本主义已经有了萌芽。吴敬梓写的是市民，是小手工业者，人物刻划得十分生动，可以独立成篇；而且吴敬梓是有理想的，他的理想寄托在杜少卿、荆无等人身上。曹雪芹写的是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他并没有找到出路……”
鲁迅最喜欢的是杜甫诗，只要提出一个题目，他就能背诵全首。
许寿裳和鲁迅聊天时，问他在《离骚》中最喜爱哪些词句。鲁迅当即回答了四句：“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鲁迅为清华大学文学系学生许世瑛（许寿裳子）读古籍开了张书单，共12种，并录有简要说明。他说，这些说明“其实是现有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鲁迅在指导许世瑛读《抱朴子》时指出：该书“内篇”宣扬神仙方药、鬼怪迷信，是错误的，可不读；“外篇”论述人间得失，臧否世事，有不少正确的言论，这就是要读的重点。
鲁迅常对青年说，勿在三四流的著作里兜圈子。巴金也曾说过：“精读一本世界名著或权威著作，一生受用不尽。”这与中国古籍所言“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的道理是一样的。
鲁迅在小说《采薇》末尾，创造了一个“阿金姐”，代表万古常新的谣言家，他人以为是她气死了伯夷、叔齐。曹聚仁认为，这是鲁迅揣摩今人心理创造的。后来他读了《文选注引古史考》、《金楼子》等书，方知伯夷、叔齐被气死确有出处。
吴虞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后说：“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并指出：“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