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唐代人把三公、宰相的坐席看成是“痴床”，说是一坐上这个位置，人就傲慢得象得了痴呆症。现在大官们处理公事时所坐的座位，都己成了痴床了。百姓的利与害，通过什么人才能让皇上知道呢？
智囊
所谓巧理，其实也并不神秘，只不过是刘大夏避免了一般封建官吏的官僚主义，而是以实事求是的谦虚态度，以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获得了处理问题的依据；同时，刘大夏的办法还依据了一个时常原则公平竞争。试问：如果仍然依据旧规，小户人家不能入市而被大户所控制，弊端也就难免。
刘本道巧运军粮
明朝时，先前漕运京师的粮食，只有通州仓库临近河边比较方便。自通州到京师的仓库，陆运四十多里，运费昂贵，而运送过程的损耗也无法获得补充；因此各地征调来京师操练的军队，往往得不到足够的补给。
刘本道考虑到运粮过程中费用大、损耗多这两个方面的弊病，上奏请求：在部队没有军事活动的两个月内，让停止操练的军队把通州仓里的粮食转运到京师，每运三十石，赏给一两银子。从水路运送的粮食，一律改在通州交纳，在那里就地增设三百间粮仓，以便收贮原来直接运到京师来的粮食。一年后积余粮食五十多万石，从而增加了京师的粮食储备。皇上赐给刘本道二品官服来表彰他。
刘本道是常州江阴人，在当椽吏时受到靖远伯王骥的赏识，把他请到自己的幕府中，并向皇帝上奏要求给予刘本道以刑部照磨的官职。刘本道跟随王骥征云南，王骥采用了他的很多计策。
明英宗正统年间，他跟随尚书金濂讨伐福建的贼人。救活了一万多名胁从者，升官为户部员外郎。
景泰初年，西北方多战乱，民不聊生，本道请求拨款买二千头牛，并买谷种给他们。贵州边境上仓库的粮食被侵占的事揭发，辗转牵连很多人，朝廷派本道前往处理，不满一个月，所有的积弊都清除。英宗嘉许他清廉贤能，赏赐他五彩丝缎。
明英宗天顺初年，晋升为户部右侍郎，总管京畿和通州、淮安地区的粮食储备。刘本道固然是凭着才能被进用的，但先辈也能不拘资历选用贤才。我们祖宗在用人上不局限于科举取士，这些都是今天应该效法的。
智囊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许多巧运军粮的故事。在这则故事里，刘本道巧运军粮的战略思想是储粮备战。他下令，在部队没有军事活动的两个月内，让停止操练的军队把通州仓里的粮食转运到京师；从水路运送的粮食，一律改在通州交纳，这中巧运粮食的方法，一方面解决了运粮过程中费用大、损耗多的弊病，另一方面达到了储备粮食的目的，可谓是“一箭双雕”。这就告诫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养成善于思考的习惯，从实际情况出发，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力求做到求真、务实，富有成效。
苏轼贬官开西湖
苏轼任杭州太守时，正碰上大旱，收成不好，饥荒和瘟疫同时发生。苏轼为民请命，请朝廷免除本地租税的三分之一，所以米价没有因荒灾而飞涨。同时又得到朝廷颁发的百张“度僧碟”，用来换取米粮救济饥饿的百姓。第二年春天，减价卖出平常仓的存米，人民才没有因大旱而受苦。
杭州本来是长江和大海会合之地，泉水味道咸苦，居民很少。唐代杭州刺史李泌开始疏引西湖水，开凿了六口井，所以老百姓有了足够的水，市面才一天天繁华起来。后来等白居易任太守时，再次疏浚西湖，把西湖水引入运河，由运河流入农田，得到灌溉的农田面积达到上千顷。然而湖中多水草，从唐代到五代，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疏通治理，所以西湖水足够应用。到了宋代，西湖荒废，疏于治理，到苏轼来到杭州时，湖中水草大面积聚集，面积达十五万多丈，湖水几乎干涸。运河由于缺水也就失去了灌溉、航运之利，不得不从钱塘江潮中取水来补充运河水的不足。但江潮浑浊多淤泥，运河水流过城区，每三年就得疏浚一次，成为城市的一大祸害，原来李泌所修的那六口井也几乎荒废了。
苏轼刚到杭州，就疏浚茅山、盐桥这两条河，让茅山河专门接受钱塘江潮水，盐桥河专门接受西湖水。又造了堰闸，分别用来蓄水和排水，这样以来，钱塘江潮水不再流入城内。同时，他还用剩余的水量供应六口井，百姓渐渐获得了西湖之利。
有一次，苏轼来到湖边，环视了很久，说：“如果现在要除掉湖中的水草，将把这些水草放在哪里泥？西湖南岸和北岸相隔三十里，两岸的人环湖往来，走一天也走不到。如果把水草和淤泥堆积在湖中，修成长堤沟通南北，那么，既除掉了水草，人们往来也方便了。江浙的百姓善于种麦子，春天就收割，不留寸草。如果除掉了水草，马上招募人来种麦子，收取种麦所得之利来准备修湖，那么西湖就不会再淤塞了。”苏轼于是清理救灾余款，总共得几万石钱粮，又再次向朝廷请奏一百件“度僧牒”，用这些钱粮来招募工役修堤。堤修成以后，他又让人在堤上栽上芙蓉、杨柳，远远望去，好象图画一样美丽，杭州人高兴地把这堤命名为“苏公堤”。
华亭宋彦说：“西湖蓄水，专门供给运河。湖滨很多水田，春夏之间常苦干旱，秋季又苦多水，不如专设一个机关，精心研究水利。湖底要挖得深，水闸要广，各山所流下来的水都能容纳，田地干旱时，就可放出湖水来救旱。管水闸的要看水的深浅作适当的开关，这样水运就无阻碍，而京师附近到处都可以看到肥沃的田地了。”
这是宋人为了京都漕运所作的计划，其实目前也适合推行，近来西湖又逐渐有泥沙淤积，地方有势力的人往往把淤地占为己有，处理政务的人不能不考虑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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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起因于他曾经先后两次被贬官，第一次是在宋神宗熙宁四年，他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到杭州任太守，第二次是在宋哲宗元佑四年，他又因反对完全废除新法而再次贬到杭州任太守。苏轼开浚西湖就发生在他第二次被贬官之时，他最初想开浚西湖，是在赈灾救民之后想出来的。他在给朝廷上奏的《乞开杭州西湖状》中，从风景、饮食、农业、交通和酒业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西湖不可荒废的理由；在《申三省起请开西湖六条》中，还提出了包括设备、修理、分界、远禁、经费和管理等一套开浚西湖的具体方案。苏轼亲自指挥了杭州人民开浚西湖的水利工程，还修筑了景色幽美的“苏公堤”。
看似难以解决的困难，只要肯转转脑筋，难题往往就能迎刃而解，看起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事，常常就能“柳暗花明又一村”，甚至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学习型组织提倡以组织学习的新方法“做中学”来训练员工，每周让员工找时间学习，让他们动脑筋，了解问题所在，并想出解决的方法运用在实际工作上。
恩威并施制服鞑靼
明朝时，鞑靼酋长俺答的孙子巴汉那吉，同他的奶公阿力哥率领十万多骑兵来降。
总督和巡抚尚未向皇帝禀报，张居正就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就写信给总督王崇古，调查此事确实与否，并且与王崇古反复筹划这件事：“这件事关系重大，降服鞑靼的机会就在此一举。刚接获报告说鞑靼酋长到边境上来要人，我们正怕他放弃不要。如果这样，我们就空有人质，而且还与俺答结下仇怨。现在他既然来要人，就对我们有利。只要告诫将士们，坚固壁垒，肃清郊野以防范敌人。并且派人向鞑靼好言相劝，如果他们肯屈从降服，或砍下我方叛逆赵全等人的首级，并且保证数年之内不侵犯我国边境，我们必当禀奏皇上，依礼遣送回去。
“但我听说老酋长这回到边境上既不抢劫，又不明言要索取自己的孙子。这一定是叛将赵全等人教他诱骗我方边将，想向我方挑战，乘机从我方抓人质，想找我们防守上的薄弱环节，乘我方不防备时进行偷袭。我方只当合力坚守城堡，不要轻易同对方作战，即便对方显露出自己的弱点时，也不要乘机袭击他们。要多派暗探，来使他们起疑心，或可派遣精锐的骑兵另走别的路去直捣其巢穴，要使敌人在我方战场上什么也虏掠不到。这样，到不了十天，他们势必将会自行撤离。总之，一定要坚守，决不能把斩首或俘获对方的将士看成是功绩。
此外，根据巡抚方金湖差遣的鲍崇德亲自看到俺答的情况未必都是事实，但是俺答对孙子的舐犊深情，看来似乎是真的，他不用本朝叛将来换自己的孙子，大概认为用卑贱换取贵重是可耻的，并非是舍不得那些叛将。象那吉那样的吃奶的小狗，低劣的小马驹，我们养着他有什么用处？我们只想挟之以为重器，来对付俺答，使朝廷获得益处。现在应当派遣使者宣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来使俺答安心，再让那吉穿上朝廷所赐的绯袍金带的官服，来向鞑靼使者夸耀。他们见我方对那吉如此宠爱和看重，想得到那吉的心就会更加迫切，然后我们重新跟他作交易来换取我方所想得到的，这样做，一定可以成功。
俺答的话虽然说得悲伤恳切，但他在边境上仍还拥有大批军队，这种态势像是在要挟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真诚的和意。一定要让他将赵全这批叛逆先全数送入边境，撤回流动的骑兵，然后我们才派官吏依礼送回他的孙子。如果他带兵来要回人质，我们就应允谈判，而戎狄之人不可信赖，恐怕中途发生变卦。就算俺答不搞花样，就光凭他带兵恫吓，我们就马上答应和议放人，岂不是严重损害国家的威望？
至于是不是封俺答爵位，是不是开辟贡市，这两件事都在可否之间。如按我的意见看，则认为关系到边防利害的，不在于是不是把那吉归还俺答，而在于俺答求和之心是否真诚。如果他真是出于一片真情，那么可以封爵，可以允许开辟贡市，我们能争取时间来修筑边境上的防御工事，进一步发挥屯困的好处，边境上不紧张，农民可以安心生产。他如果重申以前的盟约，我方就可向他表示愿意联络感情、维系昔日友好关系的善意；倘若他背弃盟约，我们就兴师问罪。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制胜他的主动权掌握在我方，这关系几代人的利益。
叛逆的人入境后，立刻送到京师处死，然后把他们的首级送到边境示众，使那些心怀背叛的人知道畏惧。在双方交换时，先把那吉移送到边境，叛逆的人送回来后，再让那吉出发。
他们如果劫持人质，我们就斩那吉的首级给他们看，同时关起城门来与他们作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由于他们毁约理曲，我方理直，那就一定战无不胜了。阿力哥本来是带领那吉来归顺的，要是交给俺答，必定要遭迫害。现在俺答既然留住了我方的周、元两员叛将，那么我们可以留住阿力哥与之抗衡，千万不可把阿力哥给他。留下这个人，将来大有用处，望您仔细考虑。”
后来总督王崇古派使者驰马前去告诉鞑靼人，俺答想让我方先放出那吉，我方想让俺答先放出他俘获的人，俺答就放出被掳掠的男女八十多人。鞑靼人性急躁，他见那吉还没有放回来，就来攻打我方的云石堡。总督王崇古立即命令守备范宗儒，用自己的嫡子范国囿及弟弟宗伟、宗伊到鞑靼军营中作人质，换取赵全等叛将。俺答高兴了，收捕了赵全等人，把他们反绑着、带上枷送到大同左卫。这时周、元二人听到情况发生变化，便饮毒酒自杀。到此时，总督才放出那吉，派康纶送他回去，由于周、元二人已死，阿力哥也被送回，那吉等人哭着与总督分手。巡抚方逢时告诫鞑靼使者火力赤猛克，叫他们不要加害于阿力哥。那吉走后，鞑靼人在黄河边暂停，俺答祖孙二人呜呜地用鞑靼语互相慰问，向着南边拜了五次。
俺答还派中军打儿汉等人来道谢，上奏疏说：“皇上赦免了我方的逃亡者，遣送我的后裔，而且给他官职，您的恩德无量。我愿意做您的国外之臣，进献土产，希望天子封我为王，成为北方诸部之长。”
后来，张居正又写信给总督说：“封爵、进贡，是控制夷狄，安定边塞的重要方略。现在有人怀着嫉妒的心理，坚持庸俗无知的建议，只看到眼前的小问题，完全不顾国家久远的利益，于是想扰乱甚至阻止和议，这不只是不忠，更是愚昧至极。
议论的人认为议和是向夷人示弱，答应和鞑靼人开放马匹交易一定会引发战乱，这实在是不了解所谓和平的意义。例如汉朝的和亲、宋朝的奉纳，彼时要战要和完全控制在夷狄手中，不在中国。所以贾谊认为是本末倒置，寇准坚决反对和议。如今鞑靼对我国称臣求封，和议与否控制在中国手里，不在夷狄，比起汉朝、宋朝，绝不相同。
至于过去有人上奏章建议开辟马市，鞑靼人就领兵压境，仗着他强大的兵力，强迫我们买他的马，用行动迟钝、疲劣的马，向我们索取比实际价值高出好几倍的利润，交易还没有做完，就进行抢掠，所以先帝下令禁马市。现在乘着他入朝进贡称臣，由官府出面来开辟贡市，让他们同边民做买卖，集市限期二至三天，按照辽代开原旧例，又怎能与过去的马市混为一谈？至于保卫家园、考虑边防，这自然是我们的常事，不能因鞑靼人的进贡与否而有所增减，即便是在我们国家，亲父子、亲兄弟之间相互定约，还尚且不能保证他们不背约，何况外族呢？因此订立盟约不是万全之计，只是现在作为我们制服和驾驭对方的策略，还必须如此做。再说这几十年来他们没有一年不抢掠，没有一处不骚扰，难道都是因为违背盟约的缘故吗？即便将来发生了违背盟约之祸，又难道比现在这种情况更坏吗？议论这件事的人还以边将不能安家，家丁不能赶马，作为反对的理由，这是只计算个人的害处而忘记了公家的利益，以至放弃了这次议和的机会，所以我认为这不仅是不忠，也是极不明智的。”
不久，张居正亲自在文华殿请求皇帝下诏书施行这一政策。又以明成祖封和宁、太平、贤义三王的旧例，挑选出来交付给兵部作参考，谋划出八条建议交给王崇古。王崇古得到他的信后，就答应了鞑靼人进贡称臣的要求，同时向皇帝奏明有关封爵、进贡时应办的事宜，皇上下诏书同意他的意见。俺答进贡名马三十匹，皇上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余的人各有封赏，直到今天，当时开辟的贡市也没有间断。
除掉赵全等人后，朝廷上下为之大喜。这时张江陵对总督巡抚说：“这个时候最好假装不知道，否则让俺答得知消息，以此邀功，不仅又得一番滥赏，且会使那些叛国者更加坚定投靠虏庭的决心。这些人就让他们在北虏之地，不必号召他们回来，他们回来也没用。只要不时训谕他们放下兵器，专心务农，成为我中原的一道屏障，不能生反叛之心；一旦有反叛之意，我们就会传话给顺俺答把他们抓起来。”
但是面对北虏使者时，又要这样说：‘这些人是叛国者，我朝已经不再管他们了，只要他们耕田种谷。如果他们犯法产生歹心，任凭你们杀，不必来报告。’以此来向鞑靼人表示这些人的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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