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霁岩在开州任知州，当时是明神宗万历己巳年，发大水，政府没有免除租税徭役，而只发救济粮。州府中的官员们对如何救济进行了讨论。陈霁岩提议：最贫困的救济粮食一石，次贫的救济五斗，一定要力求让百姓享受到实际的好处。发放救济粮时，人们都编了号，拿着写有编号的旗，一个接一个地进来，虽然前后来了有一万人，但没有一个敢吵吵嚷嚷的。陈公亲自坐在谷仓门口的小棚子里，拿着笔点名，一方面观察来领救济的人的服装和容貌，在那些最贫苦的人的名字上，暗自做下记号。到了第二年春天，上级又下公文，让第二次救济最贫困的人。书吏禀报陈公，准备再出告示，让大家另报接受救济人的名单。陈公说：“不必了，只要把我上次在名册上暗底作了记号的那些人的姓名开列出来，你们就直接叫他们前来领取救济粮吧。”老百姓都以为陈公不必调查就能得知实情，认为他是神明。其实是上次人们来领救济粮时，由于着急，都顾不得修饰打扮，全都显露了他们的真实面貌，所以陈公得以了解到真情。
陈霁岩在开州时，己巳年的冬天，府里的粮仓几乎都空了，抚台大人命令各州县动用府库中的两千两银子去买粮食，充实粮仓。当时粮价飞涨，每石要六钱银子。各县按抚台的意见去买粮，指派大户人家带头买粮，官府给的价格是每石五钱银子，大户人家卖粮时每石已亏损一钱银子，官府买粮又要折损消耗费用，又减了一钱银子，每石粮食里外算来得少给二钱银子，当时正是在受灾之后，大户人家怎么经受得起这样的经济损失！等到运入官府的粮仓时，两千两银子只买来了四千石粮食。这样做，官府和百姓都受害。陈公坚决不这样做，竟因此而受弹劾，因为正值灾年，总算是免于处分。
到了第二年秋天，开州和高乡大丰收，附近地方的收成也都很好，粮价下降到每石三钱多银子，这时陈公才报告抚台大人，动用了两千两银子，指派大户人家分头卖粮给官府，大户人家报价三钱一石，官府就如数照付。以后粮价越来越贱，到了每石粮食才值二钱五，大户人家请求扣除多要的粮价，陈公笑着答道：“我宁可你们多卖粮食给官府，不必减价。”同其它州县在上一年所买的粮食相比，他的两千两银子多买了三千多石粮食，而且大户人家不觉得赔本。这些粮食除了报上司外，还余下七百多石，就都给了重新从事劳动生产的流民。在这以前，开州土城十五处，由于连年大雨的冲刷，总共崩塌了几十处。庚午年秋天，正商量如何填修这些崩塌的土城墙，州府的官员们请求让当地的百姓出徭役，陈公不同意。正好有前两年受灾后流亡到别的州县去的百姓，听说政府已经减免了灾区的粮税，想回到家乡来。陈公于是到处贴告示，招抚他们说：“马上回来种麦，官府将赈济你们。”于是就拿出先前从大户人家买来的粮食中的多余部分，限期发放给他们，另外拿出四五个小牌，放在各里门的一里以外，命令流民们各自将准备装粮的口袋先装上土，动到土城上去填崩塌的城墙，总甲在他们装土的口袋上打上印，官府的粮仓验了印就发给他们救济粮。这样，到第二次发救济粮后，城墙就已经修好了。
北方的州县以审核徭役的均等与否当作是处理政事的根本。每三年审核一次，聚集一州八十八里的人民于一处而校勘。从极富到极贫定为九等，赋役都依这个标准来派定。由于每区的首领有里长，老人与文书，官府都依据这三种人所定的为标准，因此这三种人大权在握，往往借此向人民索贿。
陈霁岩到任后，徭役的审查工作还有一年，他就把旧的纪录拿出来，查出从上上等到下上等七级中，依照各里分写两册。每天上公堂，都随时带在手边。有时人民来申告，有时审判案子，有时整理杂务，看到有懂事而朴实的人，就出其不意地把他叫到案前。问他是哪一里人。选出那一里中的大户，问他大户的家道如何？近年来有哪一户骤然富裕？哪一户渐渐没落？再随手把他的回答记在簿子上。如此这般，经过几次验证之后，所得的答复大致相同。
又有一天查点农民，州内有大概有二百多人，就把他们关在后厅，发给各人一张纸，命令他们写出本里中拥有万金到百金的人家，并严厉地警告他们不可欺骗。
陈霁岩也借着皇帝的生日，事先宣布要要查点徭役，节日来到，大家行礼完毕，就把里长、老人、文书叫到都察院来，分为三处，个别给他们纸和笔，命令他们写出近年来逐渐没落的大户，依旧富有的不必写。就把这些采访到的事，编成册子，留作以后的根据。
等到审查的时候，一甲人都跪在堂下，陈霁岩亲自检视，选择其中两三个忠厚诚实的人做为代表，与里长等人一起举出大户，哪些人该升级，哪些人该降级，他们都知道册子里记录得很详细，于是都诚实地举出来，简单的加以斟酌验证，很快就编定出来。一天之中可以审核四，五里，而且在审核过程中，往往是官府万事齐备等百姓来，而不同于以往百姓苦候官府缓慢冗长的审核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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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霁岩深入群众，认真观察，广泛调查，在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来斟酌处理和进行验证，力争及时有效地采取策略，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研究也没有发言权，更谈不上决策权。当然，此所谓“发言权”、“决策权”不是就权利而言，而是指发言和决策的真理含量。作为公民，当然有权利对任何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在说话之前，发言者和决策者应该获取足够的关于某一话题的信息，同时还应该具备这方面的理论素养，也就是说要进行“调查”和“研究”。不然，就可能徒增笑柄、损害形象。
在全球经济合作日益升温的今天，国内各行各业都加快了国际化的步伐。 “隔行如隔山”，每个人都需要谨慎使用自己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赵清献巧降粮价
宋神宗熙宁年间，赵清献在越州当知州。当时浙东浙西一带发生了旱灾，又闹起了蝗灾，米价暴涨，饿死的人随处可见。各州都在通衙大道上张贴布告，严禁商人抬高米价，对于揭发私自提高米价的商人者给予奖赏。只有赵公与众不同，他在大路上张贴布告，让有米的人提价卖出。于是所有的米商都纷纷前来，米价反倒是更贱了。大凡东西多了价格就贱，少了就贵。赵公不求价格贱而求物多，真正是一个通晓事理的人。
有一年，抚州闹饥荒，黄震奉命前去救灾，他只是同富人和耆老约期聚会，说好在某天大家都来。这些人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之后，就写了八个大字：“装籴者藉，强籴者斩！”意思是说，禁止买进粮食的抓起来；强迫买进粮食的，斩首。他叫人把这八个大字用杆子竖在集市上，米价于是就平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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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清献和黄震的做法，按照时下的说法，叫做遵守了商品社会的市场规律，所以才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相反，其它州县企图以“行政干预”的办法奏效，却事与愿违，这中间的经验与教训，有很多发人深省与深思的地方。
当然，市场规律是死的，但执行的人却是活的，赵清献的成功，在于他成功地灵活运用了这一规律。当一个地方出现了大面积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粮食缺乏，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的饥饿状态，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应该千方百计地调集粮食，另一方面，当政府还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应该动员该地区的大户中有存粮食者，平价卖出自己的余粮，而不能乘人之危，雪上加霜。为了保证这一点，有的时候也需要采取极为严厉的应急措施，通过强硬的行政手段有效地制止趁火打劫、投机倒把的犯罪行为。
富弼赈灾
富弼救活50万名灾民的故事，在今山东青州一带流传很广。
当时，黄河以北大水灾，大批灾民流离失所，外逃他乡。有逃到青州的，富弼就加以妥善安置。于时，灾民之间互相转告，聚集到青州的竟达六、七十万人。
早在几年前，即庆历三年时，富弼与范仲淹、欧阳修等共同主持“庆历新政”，触动了大官僚集团的利益，被贬出京师。富弼救灾民之举，有些同情他的人劝告他不要收容灾民，万一弄不好，会成为守旧派诬蔑的籍口。富弼却不屑一顾，对劝他的人说：“我哪能为了保全自己，而不去拯救几十万人的性命啊！”
往往在这以前，所谓救灾都是把灾民聚集在城里，煮粥供应他们吃，聚集的人多了就流行瘟疫，有的人嗷嗷待哺了好几天，没有吃到粥就倒毙在路上，这种办法名义上是救灾民，实际上是杀害灾民。富弼看到了旧办法的弱点，他筹划开辟出公私房屋10余万间，让灾民分散居住，并优先照顾老弱病残者。他还组织当地官吏，包括“前资”、“待缺”或寄居青州的官员，发给薪俸，分区去管理灾民，并约定事后要按照各人救灾的业绩，上奏朝廷，论功行赏。每隔几天，富弼派人去慰劳救灾的官员，大家精神振奋，都尽力救灾。
对救灾所需资费，富弼除了动用了官仓的储粮，还劝说本地富户捐献粮食。并发出布告，凡是山林陂泽中可以供食用之物，任凭灾民采集。这样，使灾民平安度过了一冬一春。第二年的夏天，青州获得小麦大丰收。夏收后，富弼开始遣送灾民了。灾民归家路程有远近，富弼根据路程发给他们不同数量的粮食。就这样，50余万饥民平安地返回家乡，其中有1万多名青壮年当了兵，为国出力。
皇帝知道后，派使臣来褒奖富弼，升富弼为礼部侍郎，富弼坚持不受，只让使臣转告皇帝：“救活灾民，是我的职责”。后来，富弼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数万人，胜二十四考中书令远矣”，中书令即宰相。这句话反映了富弼救活灾民的自豪心理，为民出于公心，并非以此来升官。
富弼离开青州后，人民在石子涧侧筑亭纪念，称富公亭。旧青州十三贤祠内祀有富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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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的办法简单完备，天下都传以为模式。富弼能在极其贫弱的州县中，创出一个富强的局面来，真是治理国家的高手。
富弼创举的核心是以爱心为基础。他从内心热爱这些灾民，善于设身处地地为灾民着想。有了这份爱心，他的举措名正言顺，所以，献爱心现在也成了很多商业奇才施展才能的手段。在一些成功的创意活动中，品牌推广不仅要达到企业的商业目的，追求到商业利润，更重要的是在赢取利润空间的同时，能够树立自己的正面品牌形象。众多都市里的希望工程，也是选取一个独特的视角，以献爱心为主题来唤起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围海造田
元代的虞集，在元仁宗时被任命为国子祭酒。有一次在给天子讲完经书后，提到京师地区的粮食要靠船从东南海运来供应，这样做消耗了民力，航行时还时常有不测之祸。虞集就进言道：“北京以东濒临海的地方有土地几千里，都是芦苇场，北边到辽海，南边靠近青、齐，这块地方由于每天涨潮，淤积的泥沙形成了肥沃的土壤，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假如用浙江一带人的办法，筑上堤坝挡住海水来造田，接受那些想做官的有钱人，分给他们土地，按照他们所接受的田地的范围大小来授予职务，能率领一万人围海造田的，就给他一万人种的田，任命他做万夫长，同样按此来任命千夫长、百夫长。三年以后看他们的成绩，按他们所围垦土地的质量和数量，由朝廷确定征税数额，陆续向他们征税，五年后如有存粮，就任以官职，按其储存粮食的多少给予俸禄。十年以后就让他们佩带官印，使他们能将爵禄传给子孙后代。那么京师的东南地区就有民兵几万人，近可以保卫京师，远可以宽缓东南海运之力；对外可以抵御外敌，对内既可使民富足、又可找到合适的官员。靠积淤地区谋生的百姓，因为有了自己的归宿，自然也不至于做强盗了。”对此事大家意见不一致，最后也就搁置不提了。
在这以后，元代大臣康里脱脱提到京畿地区靠近水源有地利，应当招募长江以南水乡的人来耕种，这样每年可以收获粮食一百多万石，不必麻烦海运，京师地区的粮食就够吃了。元惠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建立了分司农衙门，任命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桢兼大司农卿，给他们分司农衙门的印，西边从西山，南到保定、河间，北到檀顺，东到迁民镇，所有的官地和朝廷所管辖的各处屯田，都听从分司农衙门立法佃种，把用工价、牛、农具、种子粮合计在一起，由朝廷发给五百万锭银子。又略微吸取了原集贤学士虞集的意见，在江浙地区招募善于种水田和修筑围海堤坝的人各上千名，成立了农师，发下了十二道没有填写上名字的添设办事人员的命令。凡是能招募一百个农民开垦的，授予正九品；能招募二百人的，正八品；招募三百人的，从七品，就让这些官员管辖自己所招募的人员。所招募来的农民，每人给十锭银子，满一年后就解散，让他们回家，于是垦区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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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升之说：“贾谊的治安策，晁错关于战事的主张，江统的徒戎政策，这些都是关系到万代大计的重要谋略。李泌的屯兵政策，虞伯生的围海造田，平江伯的漕运措施，这些都是关系到整个朝代的利益的重要谋划。李允则的修莱园、让和尚迁徒。范文正公、富弼的救荒，这些都是关系到一时的重要方针。谋划达到了最高的水平时，人们会心悦诚服地去接受它，制定成法律时就象上天造就的那样合适，发布为命令时人们跟从它，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
制定政策的时候，要考虑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因时因地制宜，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综合衡量利弊得失。同时，要善于整合资源，深化改革，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刘大夏办粮饷
明孝宗弘治十年，朝廷命令户部刘大夏到边境掌理粮饷。有人说：“北方边境上的粮草，大半归宦官的子弟经营，您一向与这些亲贵不合，恐怕免不了因为刚直而招来祸害。”刘大夏说：“做事要讲求合理而不能硬来，等我到那里以后自然会想得出办法。”
刘大夏到任后请来边境上的地方父老，早晚和他们研究，于是完全掌握了处理的要领。
有一天，他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布告说：“某粮仓缺少粮食若干石，每石官价若干，凡是境内外的官员、百姓、来往客商，只要愿意卖粮的，粮食从十石以上、秣草从百捆以上，都准来卖，即便是中贵子弟也不禁止。”不到两个月，粮仓、草场都满了。原来过去这里规定出售粮食要在一百石以上、秣草一千捆以上才准办理，因此宦官子弟争相前来做买卖，他们转买边境地区百姓的粮草，陆续运到这里，来牟取暴利，可以取得五成利，自从刘大夏的这个办法实行后，有粮草的人家自己就可以直接前来出售，宦官子弟即使想收购粮食，也无处可得。这样一来，公家有了更多的粮食，百姓家里有了余财。刘大夏的办法的确很好，然而如果他不召集边境上的父老日夜研究，又怎么能掌握？一个人能这样虚心地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实心实意想做好事，那么什么样的官职不能做好？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办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