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事业高峰，就像登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懦夫和懒汉是不可能真正享受到胜利的喜悦和幸福的。正是曾国藩的勤奋，让他得以不断进步，让他有能力成为国家的栋梁。如果我们想有所成就，就要勤奋为先。
不管你有什么愿望，不管你有什么想法，只要努力，就都可以实现。也许有人会抱怨自己不够聪明，那就学习曾国藩吧。他的“五到”看起来并不难做到，但想要真正做到，就要长期坚持。
有些人害怕自己会被人赶超，想尽各种卑劣手段打压他人。而事实是，你只要不勤奋、不努力，打压一个就还会有下一个赶超你的人，你永远也打压不完。在打压中，你也会受到不良影响。与其打压，不如自己努力，勤奋进步，成为真正的胜者。
傲气不可取，谦虚人喜欢
大抵第一要除骄傲气习，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坏事。
——曾国藩格言
关于骄傲和谦虚，流传最广的名言就是：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谦虚是一种有修养的表现。一个人只有谦虚，才会受别人尊重。骄傲不仅使人落后，还会招致不良后果。
曾国藩身为晚清重臣，中兴名相，他能在清朝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与他的为官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强调，为官不可有傲气，要时时知足，懂得谦恭。
曾国藩非常欣赏“天道忌盈”的说法，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他也很喜欢“花未全开月未圆”这句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保。
他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物。他还说：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于嚣喧，凡傲之物，不必定以言语加入，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别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曾国藩此番言论是在教育家人不可以傲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主要表现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
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
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而曾国藩告诉曾国荃：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此是谦字真功夫。
他如此勤苦地告诫家人，主要是害怕拥有的权势给家人招来祸事。越是位高权重，他就越要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他就可能让嫉妒自己的人或者自己的政敌抓住把柄，诬告自己，让祸事累及家人。
也许有人会认为大人物谈谦虚，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秀，谁得了高官发了横财不骄傲呢？其实，得了高官发了横财是可以高兴的，但要掌握度，要知道“福兮祸之所伏”。一旦骄傲，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言辞放肆，这就可能给自己招来祸端。其实，成功之后并不轻松。成功人士都有这种体会，成功后自己越发不能放松了。如果一个人不知不觉中骄傲起来，就会自命不凡，行为上处处想高人一等，这样就伤害了别人的自尊心，让他人对你产生怨恨，渐渐疏远你，甚至处处与你作对。久而久之，你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曾国藩之所以总是强调谦虚、不要长傲气，是因为他曾因为自己的傲气而在仕途中吃了很多苦头。
道光年间，曾国藩在京做官，因为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责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他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也因此，他常常感觉办事不顺手。
后来，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
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
他进一步提炼出了一些为人之道：
长傲，多言二敝，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
正是曾国藩常常自省，发现自己因为傲气而招来的祸患，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
在官场的磨砺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大权，也常常辞让。自从他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位高名重，他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谦虚是一种美德，是一种谋世的智慧，更是一个人的修养。古今中外，大凡成功人士，都有这样美好的品德。
法国十九世纪的名画家贝罗尼有一次到瑞士去度假，每天仍然背着画架到各地去写生。有一天，他在日内瓦湖边正用心画画。旁边来了三位英国女游客，她们看了他的画，便在一旁指手画脚起来，一个说这儿不好，一个说那儿不对。贝罗尼都一一修改过来，末了还跟她们说了声“谢谢”。第二天，贝罗尼有事到另一个地方去，在车站看到昨天那三位妇女，正交头接耳不知在议论些什么。过了一会儿，那三位英国妇女看到了他，便朝他走过来，问他：“先生，我们听说大画家贝罗尼正在这儿度假，特地来拜访他。请问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贝罗尼朝她们微微弯腰，回答说：“不敢当，我就是贝罗尼。”三位英国妇女大吃一惊，想起昨天的不礼貌，一个个红着脸跑掉了。
还有一个例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功勋卓越。战后，在他退位时，英国国会打算通过提案，塑造一尊他的铜像放在公园里供游人景仰。
一般人享此殊荣，高兴还来不及，丘吉尔却一口拒绝了。他说：“多谢大家的好意，我怕鸟儿在我的铜像上拉粪，那会有煞风景。所以，我看还是免了吧！”
谦虚的人并非自卑，谦虚的人把自信与自豪藏于内心，待人接物低调，做事高效，这是有涵养、有能力的表现。而自卑的人轻视自身，对自己的能力、学识、素质缺乏自信，往往自惭形秽，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容易丧失一些难得的机遇。
谦虚的人常思己过，骄傲的人只论人非。每个人的内心想法都会通过言谈举止表现出来，我们不妨自我检查一下，看自己是否犯了骄傲的毛病。
骄傲的人常常会因自大给自己招来祸端，我们不要和这类人靠得太近。谦虚的人低调而有分寸，终能有所成就，我们可以和这样的人保持联系，学习对方的美好品德。另外，骄傲的下属既不能团结他人，工作也容易失误，不宜重用。
找靠山也要小心成陪葬
凡权要人声势赫然时，我不可犯其锋，亦不可与之狎，敬而远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曾国藩格言
按照清朝的规矩，每一级官员最少要干满两年才能升迁。曾国藩却在7年的时间内连升12级，从七品升到正二品，这个跨越是非常大的。在晚清的官场里，曾国藩仕途之顺畅，足以令人眼红。曾国藩为什么能够有如此大的跨越呢？
这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内在的原因，即曾国藩本人学有专长，为士林所嘉许。外在的原因，就是朝中有人帮忙。在封建官场之中，如果没有实权派的大佬赏识和提携，即使你有再高的才学、再大的名望，也不见得能官运亨通。曾国藩能够在官场上迅速飞升，离不开朝中强有力的大佬的鼎力荐举，这个大佬就是红得发紫的朝廷重臣穆彰阿。
穆彰阿（1782—1856）极得道光宠信，为军机大臣二十余年，控制了中央科考选拔官员的大权。穆彰阿利用几十年的“衡文大权”，利用门生故旧，广树党羽，时称“穆党”。
道光十八年（1838年），穆彰阿被钦点为会试的总裁（即主考官）。同年，曾国藩参加会试，得第三十八名，殿试考试得三甲第四十二名。根据惯例，他这种成绩只能分发到各部任主事，或到各地去任县令。这对一心想进翰林院的曾国藩是个很大的打击，他连朝考也无心参加，打算收拾行李来年再考。在同窗的劝说下，他才勉强留下参加朝考。
穆彰阿听说此次参加考试的湖南考生曾国藩的文章写得不错，就特地调阅了他的试卷。曾国藩在文章的开篇写道：“夫人君者，不能遍知天下事，则不能不委任贤大夫；大夫之贤否，又不能感知，则不能不信诸左右。然而左右之所誉，或未必遂为荩臣，左右之所毁，或未必即非良吏。”这段话符合穆彰阿当时的心情。他认为这个考生的文章，句句言之有理，应该是个栋梁之才。他当即决定将曾国藩取为一等第三名。
在道光帝审核朝考结果的时候，穆彰阿又在道光帝面前称赞了曾国藩。最后，道光帝朱笔一挥，便把曾国藩定为第二名。
张榜当晚，曾国藩便去登门拜谢穆彰阿。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曾国藩步履稳重，举止端庄，谈吐大方，很合穆彰阿的心意。
穆彰阿对曾国藩说：“你以三甲的名次进入翰林院，实在是不容易。我曾经读过你的文章，看得出，你有着一般人没有的天赋。但是，自古以来，能成大事、立大功的人，靠的并不是天赋，而是勤奋。翰林院乃是国家人才最集中的地方，雍正爷曾经说：‘国家设立的官职，翰林的选择尤其要慎重，必须是人品端正、学问纯粹的才可以。’朝廷的宰辅之臣大多从这里产生。你一生的事业从这里开始，已经是一个不错的起点了，希望你好自为之。”这番话好比醍醐灌顶，既实在，又寄予厚望。曾国藩遇到这样一位恩师，真是有福气。曾国藩含着热泪，用近于颤抖的声音说：“中堂大人，我将永远铭记您的大恩大德，铭记您今晚的谆谆教诲，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报答您对我的知遇之恩。”
后来，穆彰阿又就自己推行的政策询问曾国藩，曾国藩猜透了穆彰阿的心思，便迎合他的观点有理有据地侃侃而谈了一番。穆彰阿听着曾国藩的这番议论，觉得他是自己门生中最有才干最有识见的人，前途不可限量。后来，他又帮曾国藩改名字。就这样，曾国藩找到了自己的靠山。
曾国藩的发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穆彰阿帮助的结果。若不是穆党中人，他怎会有速化若此的官运！
但世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政治家之间的“友谊”更经不起考验。曾国藩深知这点，无论是他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他不得志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只不过他始终没有给他人留下任何把柄。
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权力也愈来愈大。其中，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对权力的争夺尤为执著。
清廷对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而肃顺则不顾这一点，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在两三年内，竟两次力主处死大臣，这显然是要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同时，他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的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视。但笼络湘军集团，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这是因为，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容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
肃顺多次对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的功绩予以肯定，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桃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示好，在不得罪他的情况下左右周旋。当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曾国藩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拴在肃顺这棵极易撼倒的大树上。所以，对于与肃顺之间的来往，他非常小心，绝不留把柄。结果，肃顺被处死抄家时，抄出很多文武大臣与之往还的书信，而没有查到曾国藩与之交一字。正因如此，慈禧称曾国藩为“忠臣”。
其实，寻找靠山的目的是发展自己。如果连自己的性命都要搭上去，那还有什么发展的必要呢？所以，倚仗靠山的同时，一定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懂得趋利避害。
虽然得到了靠山的好处就得听靠山的话，但自己一定要有辨别能力，有自己的原则。如果靠山走的是错误的方向，就要像曾国藩那样懂得周旋，不要得了人好处就跟着他送死。
况且你的靠山也不一定是长久的，如果在拥有靠山的时候，你不去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寻找更多的靠山，等到这个靠山倒下了，你也就随之倒下了。中国古代有名的大贪官和珅就犯了这个错误。
论才华，和珅只是一个名落孙山的小小文生，谈不上才华横溢。谈治政，不管是破除旧的陈规积弊、建立新的重要制度，还是除大奸、荐大贤，他都没有大的建树。讲武略，他的水平更是低下，他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和珅虽不会治国统军，无甚功业，但却特别擅长于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还会为皇上聚敛银钱，供皇上支付各种不便公开动支国库的费用。也因此，他博取了皇上欢心，得到了皇上的宠信和庇护，找到了自己的靠山。但他缺乏远见，仗着乾隆皇帝的宠信，大肆搜刮民脂，收受贿赂。不仅如此，他还利用各种手段打击朝中的正直大臣，以致结下了很多冤家对头。最后，等乾隆这棵大树倒下的时候，他也就终结了自己的富贵运。
所以，依靠有权势的人让自己迅速发展起来，这是不错的选择，但要注意懂得深谋远虑，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发展，以及自己靠山的发展趋势，随时调整策略，避免惹祸上身。曾国藩正是谙熟此道，才能够靠大山一步步攀升，而大山倒下的时候，他依然在进步，由此可见其城府之深。
找靠山是迅速发展的捷径，但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要多找靠山。鉴于此，我们应该广交朋友，善结人脉。多观察，有辨识能力，注意不留下把柄在别人手里，以免被靠山牵连。总之，凡事要想着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不做非分之想、越权之事
心存畏慎，居高不败。慎字，即有所畏之意，有所畏惧，办事就会认真不苟，必深思熟虑而后行。有所畏，则无论何时都不会自满骄傲，不致因骄而败。
——曾国藩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