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存敬畏才会小心谨慎，不让自己产生邪念，不让自己为非作歹。但“敬畏”不等于什么都怕，而是能够坚持按照正确的方式行事，不让自己犯错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不胡言乱语，不挑拨离间，对他人心存敬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加脚踏实地，才能攀登人生高峰。
对领导竭尽忠诚是本分
余之意，盖以受惠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
——曾国藩格言
在封建社会里，君可以不仁，但臣子不可以不忠。臣下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意志，维护君主的利益。愚忠是君主最需要，也最喜欢的。要想得到君主的信任，忠心是不二法门。同样，如果想做好官，忠君更是第一要义。曾国藩从小深受儒家的忠义教育，忠于君主，是他的为官原则和心理底线。他正是靠忠君行动，获得了朝廷的信任，也才能够放开手脚，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办成大事。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家境也算不上富裕，而且其家族几百年间也没有出过杰出的人物。他虽然志存高远，但也没有想到要成为一代名臣。但命运随着他高中进士而出现转机，他顺利地登上了仕途，并且在历史大动荡中崛起，获得皇帝的倚重与信赖，成为一代中兴名臣。这一系列的人生变化更加强了他的忠君情结。
在其政治生涯中，曾国藩不仅自己心怀忠君之念，也特别强调对官吏的忠诚教育。曾国藩曾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又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在他看来，才能的高低是次要的，忠心才是选人才最关键的。
在为官期间，曾国藩对忠诚高度重视。曾国藩这种对忠诚的虔诚态度，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李鸿章。
李鸿章出山以后，曾国藩随时给予指导。李鸿章创办的淮军，完全按照湘军的规模和思想，用忠义思想进行武装，这支军队也成为清廷最重要的正规军。此外，无论是办理外交还是洋务，曾国藩都要求李鸿章以忠心为第一原则。他对李鸿章说：“与洋人交际，孔子忠敬以行蛮貂，勾践卑逊以骄吴人，二义，均不可少。”“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于公是望。”“既钦阁下之忠荩宏远，而又私幸阁下之创立淮勇新军，正所以济湘勇之穷，而为鄙人弥缝无限之缺憾也。”曾国藩还对李氏兄弟说：“除却耐劳尽忠四字，别无报国之道，也别无保家之法。”尽管不像曾国藩那样愚忠，李鸿章对清廷还是尽心尽力的。最初，李鸿章的官位不高，没有成为朝臣，只是个封疆大吏。朝廷的很多决策，他都无法参与，这也导致了他处处受到牵制。但是，办海军、办洋务、办外交，这些在当时是最重要的工作却由他来承担，位不高、权不重，事务却极其繁重。而他任劳任怨，过则归己，功则推让。有功劳的时候轮不到他领赏，一旦有失，却要由他来当替罪羊，如甲午海战失败签订《马关条约》，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如果不是忠于朝廷，这样费力不讨好的差使，他完全可以不做，他完全可以做个位高名重、到处指手画脚却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朝廷清流。曾国藩没有这样做，李鸿章也没有。因为李鸿章从曾国藩身上学到了：真正的报效国家，是使国家得到尽快的发展，避免不必要的战争，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而这就要敢于担当，不以个人的得失为得失，不以个人的荣辱为荣辱，坚忍不拔，勇于任事，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曾国藩以言传身教的方式给了李鸿章指导。对于老师的忠君爱国，李鸿章感触最深，当曾国藩去世后，他在给三弟李鹤章的信中说：
“曾涤生师自九江劳师，旋回南昌，遽以病入膏肓，扁卢束手，而于十二月十六日寿终，予谥文正。呜呼，吾师讲义理学，宗尚考据，治古文辞。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犊私函，无一欺饰语。治军行政，务求蹈实。或筹议稍迁，成功转奇，发端至难，取效甚远。凡规划天下事，鲜不效者。竟以天不愁遗，黯然长逝。中流失柱，滔滔如何。兄等后学，隐鹊是依，提之携之，端在元老。”
李鸿章一直以曾国藩的继任者自居，在忠君方面，也不例外。
据说，当李鸿章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有人曾经劝他取代清廷，自立为帝，但李鸿章拒绝了。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在他的名著《朋友·客人·同事》一书中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而且对皇帝无限忠诚。所以，他并不曾打算把这种想法付诸实施。光绪七年（1881年）曾有谣传，说俄国打算立李鸿章为傀儡皇帝，正在怂恿李鸿章起来造反。同年，戈登拜访他时，也建议他说，既然他拥有中国唯一的一支有实力的军队，他就可以率军进京，夺取最高权力。但李鸿章却回答他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没有想过背叛朝廷；另外，我相信那是不会成功的，要是我做了，我会掉脑袋的。”
他不但没有采取行动自立为帝，而且选择了在现存制度下做事，建立自己的小王国，这一小王国则服务于朝廷。李鸿章对太后的忠诚之心，日月可昭。
当慈禧太后下定决心要做某件事情后，李鸿章从不违抗她的旨意，忠心耿耿。虽然他对慈禧太后的种种限制感到恼怒，但他从没有透露出造反的意图。
对他人忠诚，也必然得到他人的回报。对于李鸿章的忠心，慈禧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每当千夫所指的紧急关头，她总是能站在李鸿章这一边。比如，在《中法条约》的条款引起怒浪时，慈禧在后面给他撑腰，使他得以在谴责的浪潮中渡过难关。甲午战败后，当朝野上下纷纷要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的时候，慈禧救了他的命，这也是李鸿章自己的忠诚救了他的命。
李鸿章有时候也显得有些愚忠，不过，他的忠诚之心却让他在官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忠诚向来是中华民族所颂扬的美德，不管在哪个朝代哪个社会，这种忠诚品质始终弥足珍贵。哪个领导不喜欢忠诚的下属呢？
信守忠诚，这不仅是个人品质问题，也关系到组织和单位利益。忠诚不仅包含道德价值，而且还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一个忠诚的员工，能给他人以信赖感，让领导乐于接纳，在赢得领导信任的同时，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莫大的益处。反之，一个失去了忠诚的人，最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谁也不愿意与一个不能信赖的人共事、交往。
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益。很多人把利益看成是压倒一切的需求，无视自己的忠诚，然而，为了利益放弃自己的忠诚，这将会给自己的人生和事业留下永远都抹不去的污点，人生从此就要背负着十字架生活。
无论什么原因，一个人只要失去了忠诚，就失去了人们对你最根本的信任。不要为自己所获得的暂时利益沾沾自喜，其实你失去的可能远比获得的多，而且你所获得的东西可能最终还不属于你。
阿尔伯特·哈伯德说：“如果能捏得起来，一盎司忠诚相当于一镑智慧。”
曾国藩正是深谙忠诚要义，懂得忠诚价值，才把“忠诚”二字挂念于心，结果他也得到了回报。当然，忠诚并不等于对领导的话言听计从，而是站在领导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真正为领导着想。曾国藩也曾冒着生命危险直谏皇帝，他敢于这样做，就是因为他怀着满腔的忠诚之心。同样，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能够让领导明白你对他忠诚尽职，你的事业就会飞黄腾达了。
忠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宝贵的，如果你有一批忠诚的下属，那你是幸运的；如果你对领导忠心耿耿，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领导不要抱怨下属懒惰无能，应该多关心自己的下属，对下属表达自己的充分信任，给下属更多的人文关怀，完善规章制度，这样，下属就会逐渐忠诚于你；别抱怨领导不识才，如果你能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体会领导的心情，急领导之所急，竭诚帮领导排除疑难，不斤斤计较回报，领导早晚会重用你。
不一定聪明但一定要勤
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
——曾国藩格言
伟大的成功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曾国藩虽然是一代名臣，一生功名显赫，但他并非特别聪明之人。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参加湖南院试被取中，列第十七名，属中上，入县学。曾国藩时名子城，是年二十三岁。道光十四年，湖南乡试，曾国藩考中，全省排名第三十六名，属中上。道光十八年正月，在京参加全国会试，得中，排名第三十八名，仍属中上。道光十八年四月，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属下等，得赐同进士出身。
虽然他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并不突出，但他在之后的官路上，严谨自律，克勤克俭，终于成就伟业。
很多人在考功名的时候，勤奋可嘉，一旦做官后，便把勤奋抛于脑后，开始贪图享乐，浑浑噩噩了，这样的人必定不会有所建树。曾国藩与这类人不同，他从政之后，从来没有停止过勤奋的脚步。
即便是在统领湘淮两军，全权处理攻打太平军、捻军事务，并主管江南数省军政的时候，曾国藩每天仍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这些都由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存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
他每日自晨至晚，不断工作，不稍歇息。主要公文均亲自批拟，很少借他人之手。晚年右目失明，仍然阅公文、作诗文、写日记。
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之后，把是否踏实苦干作为选将的标准。在他招募的兵勇中，那些懒散、怠惰和疲沓的人，首先成为被淘汰的对象。曾国藩考察将官，也须看是否勤劳。他说：“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每天早起，亲自训练，办理各项事务。这种习惯，他保持了终生。
曾国藩勤奋办事可以从他任直隶总督时体现出来。
1869年初，他进京谒见。这是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经过去了有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顽，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曾国藩一上任，就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方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怀安知县谷洪德，这些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革上述人的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他不仅自己一生坚守勤奋，还把“勤”当做教导子弟的经常性内容之一。在他的家书、日记、诗文中，我们到处可见他强调“勤”字和关于勤的内容。即使在他出山打仗之时，也坚持写信给家中的几个弟弟，要他们坚守勤敬的美德，并以这美德教育后代。据现在已出版的最权威的《曾国藩全集》统计，从1840年至1871年32年间，他所写的家书数量，共计1 459封，约110万字。最多的一年是1861年，共235封。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多么勤奋的人啊！正是他的勤奋，让他能够在从政生涯中保证事业的完美，并且能够不断提升自己，完美地解决各种问题，保证了自己仕途之路的平坦顺利。
梁启超评曾国藩屡获战功的原因时，特意谈到“勤”：“文正公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指逆之中……其一生得力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吾以为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勤奋出才能，勤奋出成果。清朝的雍正帝也是一个勤奋的人，他勤于政务、认真求实的作风，是他成就大业的必要条件。
雍正帝继任后，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为了能够让国家强盛起来，他勤于公务，办事认真，细致严谨。尽管“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但他不怕繁累。
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十六日，一天之内，他将31位官员分成11批召见，决定任免补授。他阅览本章，不畏繁琐，谕令每日“将本多送”，不许积压。
雍正元年至十三年，他共处理六部及各省题本超过192 000件，每年平均14 700件，每日平均阅览题本在40件。虽然阅览本章属于例行公事，费力不多，但是，批阅奏折格外辛苦。奏折缘起于康熙，而全力推行则在雍正。具折的人数之多，奏折内容之丰富，均为前所未有。为了“宣达下情，洞悉庶务”，他把批阅奏折看得十分重要，每晚阅后亲笔批发，皆出一己之见，无一假手他人，也无一人赞襄于侧。
他在13年短暂的帝王生涯中，留下了为数可观的朱批奏折文书。《雍正朱批谕旨》一书共收奏折超过7 000件。若按检出刊刻的实不过十分之三估算，雍正一朝，经他手批的奏折在23 000~35 000件之间。这是一代帝王勤于政务的真实记录，也是后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正是他的勤奋，让国家逐渐强盛了起来，为乾隆时期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勤奋是宝贵的精神品质。那么，我们该怎样做到勤奋呢？曾国藩设立了一个标准，即“五到”说。
1． 身到
就是说凡事要亲身经历，要做调查研究，要勇于实践，不能只是纸上谈兵。曾国藩举例说，比如做官，就要亲自查验案件，亲自巡查乡里，而带兵，就要亲自巡查营寨，和士兵一起攻城陷阵，同甘共苦。当官的不去调查，满足于下面的报告；做研究的不去亲身考察，满足于引用别人的资料。这些都是不踏实的。在曾国藩之后，毛泽东又将“身到”的原则发扬光大，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 心到
就是说对事情要用心揣摩、仔细剖析，力求能够透彻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对事物有更深入的认识，才能真正认识事物。
3． 眼到
就是说要认真看，包括看人、看公文。这条看起来很简单，其实，“眼到”关键是练眼。曾国藩看人，一眼就能把人的优缺点，今后的前途发展看个八九不离十，这是多么厉害的眼力！看公文、看书，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人仅仅看见字面的意思，有的人则看到了字里行间的深意。想要练好眼力，就要看的时候仔细看，发现事物间蛛丝马迹的不同。长时间地总结和积累经验，会逐渐提高自己的眼力。
4． 手到
就是要勤写。比如人的优缺点，事情的关键点，想到就随手记录，以免遗忘。曾国藩在这方面非常用心。他的日记有很多种，有的是用来反省自己一天的过错，有的是用来记录读书的心得，有的是用来品评人物……从自我修身养性的功夫到识人办事的水准再到诗文方面的成就，曾国藩的成功绝大多数得益于这些笔记。
5． 口到
对于下属，除了用公文提醒他们该做的事外，领导还要时时用言语告诫他们。这是非常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在军队需要鼓舞气势的时候，如果只通过公文告诉战士们该做什么，而不用振奋人心的话语鼓舞士气，那绝对是一大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