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应该有志有识有恒
读书要有恒心，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格言
曾国藩认为，读书应具备有志、有识、有恒三点。有志向就一定不会甘心平庸；有见识就会知道学海无边，不敢有一点成就就满足，像河伯观海、井蛙观天，都是见识短浅之人的做法；有恒心就肯定没有办不成的事。这三者缺一不可。
的确，只有具有远大志向的人才能有一种气度，凭借这种气度而驾驭如山的书籍，成为贯通古今而洞明世事的人。在志向中，最为重要的是“刚”和“强”。曾国藩曾说：“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需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璧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他凭着摆脱平庸、实现理想的志向，凭着一股刚强劲儿，一生读书不倦，用知识武装了头脑，最终成为一代大儒，赢得了人生辉煌的业绩。
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拥有远大志向，是读书学习的一大动力。
西汉时的大学问家匡衡，小时候家境贫寒，但他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白天，他在邻居文不识家里打工，一边干活，一边看书。到了晚上，因家穷买不起蜡烛，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的一缕烛光读书。终于，他的志向、他的勤奋感动了邻居。在大家的帮助下，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时被封为郎中，迁博士。
但是，光有志向，没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胸怀，很可能会稍稍长了点见识，就骄傲自满起来，只顾着炫耀自己那点知识，就此止步不前。中国古代的很多文人不像曾国藩那么谦虚，他们恃才傲物，藐视他人。曹丕就曾说过：“盖文人相轻，自古皆然。”曹植说：“人人自为握灵蛇之珠，家家自为抱荆山之玉。”实际上，很多古代文人只重理论不重实践，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大。曾国藩也感慨：“文士之自命过高，立论过亢，几成通病。”
读书时应该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不满足于所学。
一次，有个人问爱因斯坦说：“您可谓是物理学界空前绝后的人才了，何必还要孜孜不倦地学习？何不舒舒服服地休息呢？”爱因斯坦并没有立即回答他这个问题，而是找来一支笔、一张纸，在纸上画上一个大圆和一个小圆，说：“在目前情况下，在物理学这个领域里可能是我比你懂得略多一些。正如你所知的是这个小圆，我所知的是这个大圆。然而，整个物理学是无边无际的。对于小圆，它的周长小，即与未知领域的接触面小，他感受到自己的未知少；而大圆与外界接触的这一周长大，会感到自己的未知东西多，会更加努力去探索。”
的确，学海无涯。我们一生所接触的知识只是知识海洋中一个很小的部分，还有很多知识需要我们去学习，千万不能因为有了一点知识就到处炫耀。“整瓶不摇半瓶摇”说的是懂得越多的人越谦虚，而懂得少的人则到处招摇，这是很无知的表现，是容易遭人耻笑的。
“恒”指的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意志力，这是曾国藩强调最多的一个方面。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例如，“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则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虽则行船走路，俱须带在身边……”他给儿子的信中说道，“人生惟有恒心为第一美德”，“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就会有连续不断的进步。”他还说，“人生不要浪掷光阴”，“五十以前该读的书读完”，“趁人生适意时做出一个局面”等。曾国藩把读书治学当成一生的事业在做，一生读书从不松懈。
同治十年（1872年），曾国藩身体每况愈下。1月17日，他写了几句箴言，警示自己读书不要放松。他是这样写的：“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贵在坚持。”
衰病交加之际，曾国藩更读书不辍。他认为，药疗不如读书，读书就有乐趣，不读书就真的成为一个废人。同治十年冬，曾氏病情加重：“常服之袜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肿过膝上者。”他决心以后“当不作文，不看生书”。但不久，扬州阮家送来《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书，拿到手便难以放下，读又必须从头到尾读完。后来，湖南王闿运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他虽不能一一细看，但每书都通读了一遍。此外，他还读了日本人所著《新论》、上海编译的《中外古今年表》等十多本生书。
同治十一年（1873年）正月，曾氏已经如风中残烛。二十三日那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二十六日，出城迎候前河道总督苏廷魁，途中在车上“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而口噤不能出声”。他自知自己已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更加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去读书。在其逝世前的十几天中，他每天都读修身养性的《二程全书》，希望在身心修养上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月初二，曾国藩又发病，“因告二子，丧事宜遵古礼，勿用僧与道”。是夜仍读《二程全书》。
二月初三，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晚饭后阅书中《张子》一卷。《理学宗传》是曾氏所读的最后一部书。次日即逝世。
有恒断无不成之事，曾国藩正是具有读书问学、持之以恒的精神，才从一个科场屡败的愚钝书生而一跃成为清朝为数不多的大儒，这是必然。
成大事者首先要立志，要有见识，立意高远，还要有恒心。这三点对于从少年时期就到香港打拼的李嘉诚来说，也感悟很深。
1940年初，11岁的李嘉诚随家人逃难到香港。李嘉诚的父亲李云经立即意识到，在香港要想有一番成就，首先要适应环境，具备一定的交际能力。也就是说，首先要过语言关。
香港本地的语言是广州话，广州话属于粤方言，而李嘉诚说的潮州话属于闽南方言，彼此互不相通。另外，由于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受英国人统治多年，其官方语言是英语，这是在香港生存必须掌握的重要的语言工具，尤其是在上流社会。为了立足于香港社会，可以直接与国际交流，李云经要求李嘉诚学习这两种语言。
李嘉诚遵从父亲的教导，勤学苦练。他拜表妹、表弟为师，跟着他们学习广州话。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就会说一口流利的广州话了。李嘉诚学英语几乎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刚开始，他坐在教室里什么也听不懂，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英语学好。于是，每天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他边走边背单词；夜深人静时，他怕影响大家睡觉，就独自跑到户外的路灯下练习口语；每天天刚蒙蒙亮，他就一骨碌爬起来，大声朗读会话；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他也在抱着英语书看。
后来，他辍学到茶楼当跑堂、到钟表公司当学徒，都在抽空学习英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李嘉诚终于熟练地掌握了英语。
英语给李嘉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财富。在长江塑料厂创业的过程中，李嘉诚就凭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外商直接接洽，为长江塑料厂的起步赢得了宝贵的订单。至于后来在生意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开拓的新业务以及大规模的跨国经营，更是离不开对英语的熟练掌握。
正是李嘉诚有志、有恒，加上有识的李经云的教导，李嘉诚学成了两种重要的语言，为其将来走上富商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曾氏把治学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这就是有恒的代表。成功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的，成功没有捷径，我们任何人想要成功，有志实现理想，就应该有恒心，虚心学习，为理想而努力。
读书学习如此，做人何尝不是如此。只有有志气的人才能有勇气去克服重重困难，为实现理想不断拼搏；只有有见识的人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不会因为自满而停滞不前；只有有恒心的人才走得更远，实现持久的成功。这三点是长久成功的必备要素。
读书学习在于经世致用
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则读书何用？虽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安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曾国藩格言
曾国藩的一生能成就大业，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是和他的学习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治学观上，曾国藩继承了儒家学者的传统，表现在思想上就是“经世致用”的观念。学以致用也成为曾国藩读书的主要特点。
曾国藩在治学过程中，没有将自己局限在某一个领域。只要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他都加以吸收。在跟随唐鉴、倭仁学程朱理学之前，他就在潜心钻研古文和经世之学。虽然唐鉴告诫他“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但他在学习程朱理学的同时，仍然对古文保持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对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的文章达到“日夜以诵之不厌”的程度。
曾国藩自踏上仕途起，对“仕途积习益尚虚文”的现实十分忧虑。曾国藩自己也说：现在，国家依据考试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按照圣贤的意图立论做文章，也就必须懂得有益于人类社会的道理，必须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身居官位而不脱离平民百姓，兢兢业业地遵循常规办事。如果以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分外的事，虽然能写文章、作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养自己、治理社会的道理，国家用这样的人做官，同用猪倌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希望能从前史中寻找到一二济世良方，其中，他倍加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之外不刑之典也。”
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在外有“英夷”，内有太平天国，还有黄河决口的灾情。于是，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了。
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会针对军政大计，以及各种机关团体内的杂项事务，有所选择地阅读古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
对于掌管全国政务的六部，除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其余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他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国防装备。
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前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于是应皇帝诏书要求先后参照史籍呈上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曾国藩始终将自己置于国家藩屏的位置。为挽救清王朝所面临的灭顶之灾，他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吸收和利用学术领域中某些合理因素，为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服务。在八股盛行、文化思想受到钳制的清朝后期，曾国藩能够认识到学以致用，其读书思想之开明，不能不令人叹服。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经世致用作为一门关于国计民生的学问，虽在明末由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提出，但在“康乾盛世”之时，却一度低落。道光年间，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伴随着内忧外困，龚自珍、魏源、包世臣、林则徐等人，再度高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面对日益落后的清王朝，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目的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经世致用思想在内忧、外患的“千古奇变”情况下的发展。
曾国藩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他顺理成章地接受了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向西方寻找救国之良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地方以曾国藩为首、中央以奕为首发起洋务运动。曾国藩是有名的实务家，他拥有救世的务实态度。这也是他筹办洋务的思想基础。
因为鸦片战争，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认识。1862年5月，曾国藩形成了成熟的洋务思想。他十分重视“自强”，自强又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他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
他又说：“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慧，购其轮船机器……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有此成物，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最终达到“庶几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御侮自强之目的。
在此思想的驱动下，他做的很多事情是前无古人的。
第一，他模仿外国制造轮船机器，成立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第二，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第三，1865年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第四，1868年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第五，会同李鸿章奏请朝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洋务运动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说实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结尾，但其与时俱进、学以致用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他急切想学习西方技术，目的就是学以致用，拯救国家，实现自强。他摆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束缚，灵活思变，意图强大，这充分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开明思想。
明朝的徐光启也是一位深通经世致用的大家。
徐光启四十二岁，考取进士。在翰林院学习期间，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研习天文、兵法、囤盐、水利、工艺等“可施于用”的科学技术方面。同时，他利用课余时间向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自然科学，并翻译西洋科学书籍，吸取有用的东西来弥补中国学术之不足。后来，他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协助下，完成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书的翻译，并在家守制期间，开辟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园，从事移植甘薯的试验。
与此同时，他鉴于明王朝国穷民困和边患日深的现状，决意从富国强兵的根本之计做起，通过他的科学研究，来解决宗禄、漕河水利、盐务、屯田、边饷、兵器改良等技术问题。由此，他潜心于数学的研究。他认识到，数学是研究科学技术的基础。万历四十年（1612年），徐光启译完了《泰西水法》六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