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酷爱读书，把读书作为一生之事。同治十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但在病体难支之时，他每晚照旧读书，且直至深夜，到临终前也不曾改变。
曾国藩也善于读书。他继承了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但又有不同。他不再强调“天理”、“人欲”一说，而将“理”具体化为“礼”，天理转化成了经世之礼。因此，无论从表面上还是深层次看，曾国藩读书问学的目的都是要用“礼”来匡正人心。他总结自己的读书心得，认为读书问学的心态不能太浮躁，认为“读好书不可有好名之心”，即读书贵在潜心。他在一封家书中说，文章是千古之事，要流芳百世，就要干实事，不可有太重的功利心。
正是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仕宦之途，广交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他与一般行伍出身的将领不同，可以算是一位半路出家的儒将。他在带兵的同时念念不忘读书，平时为人处世也难掩其读书人的本色。
他对读书的一些心得方略，较多地体现在他对子弟的读书指导上，在他的日记、家书中等多有记载。虽然曾国藩所处的时代距离现在已经有一百余年，但他已经被实践检验过的读书观在今天仍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
阅读能进德修身的好书
看书不可不知择，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自述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柳宗元自述其所得亦不过数种。
——曾国藩格言
曾国藩是晚清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重臣。他一生读书勤奋，笔耕不辍，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曾国藩知道，书海无涯，但人生有限，所以，读书时一定要有所选择。要选择对自己立德修身有所帮助的图书，如果沉湎于浅薄庸俗的书，则不仅不能立德、修身，反而会被其所害。
另外，他认为多读书固然是好事，但读书多者未必就有学问。有些人漫无目的地读书，但应该读的反而没有读。读书一定要有选择地读，至于择书标准，曾国藩提出过一些建议。
首先是应该“先务乎其大”，也就是说要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来读。他说：“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学诗须先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
其次应该选择能规矩言行、修身养性、终生受益的书。曾国藩言：“须熟读小学及五种遗规二书。”
再次是要对症下药，择人长补己短。他曾说：“注疏亦难领会，尔可暂缓……尔明春将胡刻文选细看一启蒙，一则含英咀华，可医尔笔下枯涩之弊……”在这里，曾国藩在教育子女时，把读书和写文章联系起来，读书如果能够领会书中的奥妙，由言见意、由文知艺，吸收古书之精华，就能以文养文，医治自己文章的弊病，让自己的笔下之文润泽丰美了。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说：读书要有选择。其择取古今圣贤三十二人，精研其意，取其精华，独成一家之言，为齐家治国之道。
曾国藩读书，所选择的都是经典之作。他最喜欢读经、读史、读专集、研习理学。
他在《曾国藩家书》当中，不止一次地向弟弟和子侄等人推荐书目，传授自己的读书方法和心得。其中，他最爱读的有8部书，被其视为枕边书，在军机政务之余随时披阅。
1844年，曾国藩在“致温弟沅弟”的信中列出自己每日要读10页的“熟读书”：《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
1856年，他在《谕纪泽》的信中告诉儿子：“余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
1859年，曾国藩再次提到这4部书。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详细地列出自己看重和喜爱的书：“余于《四书》、《五经》以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即姚鼐）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
曾国藩不仅自己熟读这8部书，还非常希望儿子也能够好好研读，以期成为传家的学问。他曾告诉他的儿子们说：
“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
上段话的大概意思是，如果你们能够把我喜欢的这8本书学透、吃透，就会让我很高兴，夜里我就能睡个好觉。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这8部书的重视程度。
曾国藩还提出：“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在图书的选择上，他格外看重王念孙父子所考订的28种图书。
他在1859年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开列了一个长长的书单：“今观怀祖先生（王念孙，字怀祖），曰《逸周书》，曰《战国策》，曰《史记》，曰《汉书》，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荀子》，曰《淮南子》，曰《后汉书》，曰《老》、《庄》，曰《吕氏春秋》，曰《韩非子》，曰《扬子》，曰《楚辞》，曰《文选》，凡十六种，又别著《广雅疏证》一种。伯申先生（王引之，字伯申，为王念孙之子）《经义述闻》中所考订之书，曰《易》，曰《书》，曰《诗》，曰《周官》，曰《仪礼》，曰《大戴礼》，曰《礼记》，曰《左传》，曰《国语》，曰《公羊》，曰《谷梁》，曰《尔雅》，凡十二种。”
他嘱咐儿子，如果家里这些书不全，可以告诉他，由他购置，然后寄回家。
读书可以修养心性，但不要没有目的地胡乱读书，或者读一些带有消极思想的书，这样对人生没有任何意义，只能是白白浪费时间。特别是现在，有很多书籍内容充满蛊惑和暗示，随手翻翻便可见大段的暴力以及色情描写。长期看这样的书，会扭曲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应该多看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书，这样才能让书成为对我们有益的朋友，而不是导致我们堕落的罪魁祸首。
不妨学学曾国藩，给自己订一个读书计划，选择一些名作家的经典作品细细品读一番，从中收获有关人生的积极思想。
书籍是人们智慧的结晶，我们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或问题，总能在前人的著作中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但书也有两面性，有些书是有意义的，有些书则充斥着不良思想。所以，我们在购买图书的时候应该注意选择思想健康的书。
读书既求广泛又要求专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
——曾国藩格言
每个学科都不能脱离整个科学体系而独立存在，学科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相互支撑，相互交叉，相互借鉴，相互启发，相互促进。古今中外大凡有所成就的人，往往是博览群书的人，囿于某一个学科或某一个领域的读书人，其知识结构会不够完整、不尽合理。其研究成果也会显得苍白，无法达到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的境界。古代学者大多学富五车，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察人情。
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是一个饱读诗书、广泛涉猎的大学士。他曾说：
“余平生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
这句话就足可见其学识之渊博，他已经广泛涉猎了各类书籍。
他在给儿子的信中也说，要使自己成为有所作为的人，首先应该成为一个“杂家”，注意对各门知识的广泛涉猎。只有这样，才能开阔自己的视野，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拥有广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往往能够让我们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看事情更全面些。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勤奋读书的良好习惯。
毛泽东从幼年起，就酷爱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后来，即使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他也总是不忘读书。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尽一切可能，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各类书报。
他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各方面的书籍。就哲学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
以科学技术书为例，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到某些技术书籍，毛泽东广泛涉猎，而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尤有兴趣。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和蒋竹如到中南海做客，毛泽东对他们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现实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在外出前，他带了64套书，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著作，黑格尔的著作，费尔巴哈的著作，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西洋史、日本史以及笔记小说，还有苏联大百科全书，字帖和字画，中国地图、世界地图，等等。
读书越多，懂得越多，对事物的认识越发深刻，看事情就越能高瞻远瞩，处理事情就越有远见卓识。也因此，毛泽东主席能带领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所以说，想要有所成就的人，就应该博览群书。
当然，无论古今，世上该读的书多得不可胜数，而人们能有效利用的时间却相当有限。为此，只能精选少数成套的典范著作专心去读，以达到读书的目的，即建立自己的表述习惯和知识体系。曾国藩说：
“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古代应试所做文章，其文体为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在明清两代一般是指八股文，也称制艺、时艺、时文、八股文或四书文），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兼营并鹜。兼营则必无一所能矣。”
如果用今天的白话说，就是在读书上坚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原则，把关系自身发展的一些经典书籍专门进行详细阅读，做到把感兴趣的学问深入下去。如果什么学问都想做，结果就会是样样都懂，样样稀松，什么学问也做不成。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尤显突出。
在当下，我们应该做到在事业上精专，这样才能使我们有所作为，实现人生的抱负。同时，做到爱好广博，博览群书，这样能够提高我们的品位，丰富我们的生活情趣，纵使在某一方面遭遇挫折，还可以在其他方面获得慰藉，寻求乐趣。
专与博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帮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知识越精专，与成功的距离就越接近；学习的知识越广博，人生就越有乐趣，人生的内涵就越丰富。
好的读书方法能够大大提高读书效率。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很忙碌，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更多的知识，增长更多的见识，就要学会高效读书，有所侧重地去读书。对自己有用的书多读、多思，力求理解更深。而对于其他的书，则可以泛读。想要消遣放松，就拿一本杂志随便翻阅。想要了解侦探小说怎样写的，可以速读，了解其写作框架、顺序等等。总之，两者相辅相成，才能读更多的书，掌握更多的知识。
文章不必蛮读蛮记蛮温
若令其句句读熟，或责其不可再生，则愈读愈蠢，将来仍不能读完经书也。请子植弟将泽儿未读之经，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不必能背诵也，不必常温习也。待其草草点完之后，将来看经解，亦可求熟；若蛮读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工而已。
——曾国藩格言
死记硬背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就如同囫囵吞枣，把自己撑得够呛，却不能吸收营养。通常，死记硬背不去理解文章的意思，没有消化知识，学习就会越来越糊涂，根本不知道如何把知识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结果这些知识都成了废品，装在大脑里毫无用处。所以，与其记下几个漂亮的词语，不如理解词语的涵义，这样学习更高效。
曾国藩不提倡死记硬背，他在1855年4月15日的一封家书中提到儿子纪泽读书的时候，这样写道：
“纪泽儿读书，记性不好，悟性较佳。若令其句句读熟，或责其不可再生，则愈读愈蠢，将来仍不能读完经书也。请子植弟将泽儿未读之经，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不必能背诵也，不必常温习也。待其草草点完之后，将来看经解，亦可求熟；若蛮读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工而已。诸弟必以兄言为不然，吾阅历甚多，问之朋友皆以为然，植弟教泽儿即草草一读可也。儿侄辈写字亦要紧，须令其多临帖，临行草字亦自有益，不必禁之。”
上段文字的意思是说，纪泽读书记忆力不好，但悟性很好。如果让他句句熟读，或者让他不再生疏，反而会让他越读越糊涂，将来还是不能把经书看完。请子植弟把泽儿没有读完的经书，每天选取五、六百字教一遍，解释一遍，让他读十遍就行了，用不着背诵，也用不着经常温习。等他草草读完以后，再来看经解，也能够熟练起来，如果硬读硬记硬温习，不会久熟，只是白白浪费每天的时间而已。兄弟们必定不赞成我的话。我阅历多，问过朋友这件事，他们都认为是这样，植弟教他简单读一下就好了。儿侄辈写字也很要紧，必须要他们多临摹字帖，临摹草书行书也自然会有好处，不必禁止这些。
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方法，方法对了，万事皆通，方法错了就要走很多弯路，或者根本就走不通。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在看书的时候都应该讲究一些方法，有些人一直在下苦工夫，每天硬着头皮阅读背诵一些文章，就像是在修行一般，看上去非常辛苦。然而，结果往往事倍功半，所得甚少。
其实，把所有的文章都背诵得滚瓜烂熟，但是不理解其中的意思，是没有用处的。阅读应该以理解为第一重要的事情，大概理解了文章的内涵，即便记不全所有的字句，但也能让人的大脑更加灵活，在以后遇到类似的文章的时候，脑海就有了印象，阅读起来就更容易理解了，而领悟能力、思考能力就是在这样的积累中逐渐培养起来的。反之，只是死读书，读死书，就会像曾国藩所说的那样，越读越糊涂，并且还可能深受其害。
战国时期，赵国大将赵奢曾以少胜多，大败入侵的秦军，被赵惠文王提拔为上卿。赵奢有一个儿子叫赵括，赵括从小熟读兵书，张口就爱谈军事，别人往往说不过他。为此，他很骄傲，自以为天下无敌。然而，赵奢却很替他担忧，认为他不过是纸上谈兵，并且说：“将来赵国不用他为将便罢，如果用他为将，他一定会使赵军遭受失败。”
果然，公元前259年，秦军又来犯，赵军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县附近）坚持抗敌。那时，赵奢已经去世。廉颇负责指挥全军，他年纪虽高，打仗仍然很有办法，使得秦军无法取胜。秦国知道拖下去于己不利，就施行反间计，派人到赵国散布“秦军最害怕赵奢的儿子赵括将军”的话。赵王果真上当受骗，派赵括替代了廉颇。赵括自认为很会打仗，到长平后完全改变了廉颇的作战方案，死搬兵书上的条文。结果，四十多万赵军尽被歼灭，他自己也被秦军箭射身亡。
赵括这种读书方法就是死读书。事实上，只有理解书中内容，并且能够融会贯通，读书才有意义。所以，千万不要蛮记蛮读蛮温。否则，只是在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
知识并非一定要记忆，只要你理解了，即便你不记，在以后使用的过程中也会不自觉地记住。只要你理解了，即便你很长时间没有碰这个知识点，也会很快回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