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知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农业是本业，而水利则是农业的生命。他翻译《泰西水法》，旨在引进和介绍西方先进的水利知识。在全面了解中国原有的水利灌溉方法及工具的基础上，他对西方水利先进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知识进行有选择的翻译介绍，而且这些介绍的方法与工具，他都要经过制器和试验，确有实用的，他才编译到书中。
在此期间，他的仕途之路并不得意，次年告病居于天津，在郊区开辟水田，采用新的水法，尝试在北方耕种水稻。又在宅旁辟一小试验园，种植花草、草药和新的农作物、树木等。在稻田试验园和宅旁试验园里，他进行施肥、接种以及把药物制成蔷薇露等种种试验，每次试验的过程与结果都有记录，这些在后来编入《农政全书》里。
他多次提出“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抨击名理之儒不通科学与生产，固步自封，一谈及西学就言中国古已有之，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既不应用，又不予以总结和研究。他在大量翻译介绍西学的同时，十分注重对中国原有的农学、军事学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在农学方面，徐光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注重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提出了对农业、手工业进行改革的学说，完成了著名的《农政全书》。《农政全书》作为一部农学著作，除了大量介绍和探索农业科学技术问题外，还阐述了徐光启学以致用的科研目的与思想。他认为，中国贫穷的原因，是农民不知科学生产，没有充分认识和利用天时地利，以致明王朝每年只知从南方运几百万石大米供给京师和边防，而西北田地荒芜不垦。漕运东南大米，不仅农民负担日重，而且大量的可以用来种植水稻的水利资源也被浪费。此外，北方之民只知种棉而不织布，北棉南运，北方棉贱布贵。
针对这种不懂农业科学技术所造成的问题，徐光启打破古典农书的风土说和陈陈相因的生产经验论，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在理论与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开垦西北荒地、兴修水利，把一切水源包括用于漕运之水都用来生谷，以北之棉教南之织等农业、手工业的改革学说。
后来，他又开始改造兵器，吸收西方火器技术的长处，重新训练新兵。这次练兵试验，他提出了组织车营、建筑台铳的办法。车营即用火器武装起的部队，其组织办法是“以四千人为一营，每营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西洋大炮十六门，中炮八十门，鹰铳百支，鸟铳一千二百支。战士两千人，队兵两千人。这种运用西洋大炮和中国火器的车营，在军事技术上结合了中西兵器和战术的长处。同时，徐光启还提出运用西洋的望远镜。徐光启从军事技术上加强国防建设。
徐光启在我国科学史上对天文历法也有卓越的贡献。他会通中西历法，编译《崇祯历书》，修正了当时已经失掉正确性的《大统历》，对我国传统历法进行了重大改革，奠定了我国近三百年来的历法基础。
徐光启根据明朝国情，孜孜不倦地寻找着救国图强的道路，为当时的社会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他这些较之只知道读圣贤书的人不知要好多少倍。不仅仅是仕途中人，从商、从学者何尝又不是这样呢？如果读书仅仅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优雅气质，这种读书是没有任何实际效用的。
所以，读书应该注重结合实际，要注意从书中吸取能够帮助自己生活得更好的智慧。比如，我们可以多关注人性之说，从而懂得怎样在社会中为人处世；我们还可以在书中学习理论知识，并把一些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来，观察其可行性；同时，还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新知识，以免落伍。总之，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学以致用，把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让知识丰富我们的生活，为生活提供便捷。
人天生就有惰性，怕麻烦，有时在读书中有什么好点子，想要实践，但一想到条件不具备，就放弃了，即便自己动动手就能满足实践的条件。有时提高工作效率、生活质量的终身受用的方法，就在这个小小的实践中。没有实践，你读书也只是白白浪费工夫。所以，不必怕麻烦，要养成立刻行动的习惯，这样你会有很多收获。
另外，当我们阅读的时候想出什么新点子，可能是一时灵感，稍纵即逝，不妨把灵感记下来，读完书，立刻去实践。
切忌贪多求快不成系统
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愈锢蔽矣。
——曾国藩格言
有人看书总是贪多求快，今天拿本书来乱翻几页，明天又翻开一本书，浏览几行。结果，工夫花了不少，知识却不成系统。这是缺乏耐心的表现。
曾国藩曾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六日写的家书中告诫弟弟们书要一本一本地读，要读懂。他是这样写的：
“来信言看《礼记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无所得，今已尽弃，不敢复阅，现读朱子《纲目》，日十余页云云。说到此处，不胜悔恨！恨早岁不曾用功，如今虽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导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误难矣。
“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诸益友相质证，于读书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数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
“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无别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六弟谨记之。”
曾国藩对弟弟们“看《礼记疏》一本半”，便“今已尽弃，不敢复阅”又开始“读朱子《纲目》，日十余页”的做法感到烦恼。他认为，这样读书不会有什么效果。他教育弟弟们应该专一地读完一本书，并且把书中的字句都弄明白，不能一目十行，走马观花。
的确，人一辈子时时刻刻读书，也读不完浩如烟海的书。人也不必贪求读完那么多的书，因为有些书的言论不一定都是好的。要看就看经典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书才是有价值的。
看书不要追求数量，而要追求“性价比”，即看一本书自己到底收获多少。同时，过于追求速度，往往忽略了思考，也会降低性价比。读书在于吸收其中的知识，而不求甚解，只求读书的数量，读再多的书也不如你仔细研究一本书装进脑袋里的知识多。所以，阅读的时候一定要耐下心来，仔细研究透一本书。当然，前提是这本书是经过选择后，对自己有意义的书，一些仅为开阔视野或者休闲的书就不必浪费太多的时间去研究。
的确，要一字一句地读下去，全弄明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一些难懂的地方，或者读得乏味的时候，更能考验一个人的耐力。当通过这些难关的时候，你的学问就进步了。
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曾国藩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说：
“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造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他还曾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自己的治学观点，他说：
“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
这里的“用慢火温”就是要有“耐”字工夫，不求速成，但求弄明白其中的道理，读透其中的意思。曾国藩就曾这样研究《二十三史》的。
道光十六年（1836年），曾国藩考试又名落孙山，于是打道回府。在回家的途中，他游历了金陵。
在金陵，他在书肆里见到《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但没有钱，就向一位在江苏任曹的同乡借，又卖掉自己的衣服，终于拥有了一套自己的《二十三史》。回到家里，父亲问明原因，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鼓励他说：“你借钱典衣买书，这不是坏事。我只望你细心研读，能把此书认真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
曾国藩牢记此语。自此清晨起床，一直读书到夜半。不仅读，而且细心研究，写读书笔记。一年时间，终于仔仔细细地把一部《二十三史》彻底通读完了。曾国藩研究历史的兴趣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从此，曾国藩就有每日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二十三史》烂熟于胸。这为曾氏后来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知识的基础。
同样，历代很多名人，也都是不厌其烦，反复阅读，仔细研读的高手。苏轼在一封信中说：
“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并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
上段文字的意思是说，年轻人读书时，每一本好书都要读它几遍。好书的内容丰富就像知识的海洋。读书时，人的意识指向一个方面，就像打开了一扇窗口，不能使各个方面的知识进入视野，读一遍书只是获取了意识指向的那个方面的信息而已。所以，读书时，希望读者每一遍都只带着一个目标去读。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主张读书要多读、精读。
他读书时，第一遍一般先读个大概，第二遍、第三遍逐步加深理解。他就是这样来读《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的。他最喜欢《聊斋》，不知反复读了多少遍。起初，有些地方不懂，又无处查，他就读下去再说，以后再读就逐步加深理解。苏步青读数学书也是这样，他总是边读边想，边做习题，到读最后一遍，题目全部做完。他认为，读书不必太多，要读得精，要读到你知道这本书的优点、缺点和错误了，这才算读好、读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