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参见《汉书·卫青传》。在汉人的观念之中，与患有“恶疾”的男子结婚，会给女方带来不良后果。成书于西汉中期的《淮南子·说山》中记录了这一看法：“嫁女于病消者，夫死则后难复处也。”汉人高诱注云：“以女为妨夫，后人不敢娶，故难复嫁处也。”高诱是当时人，对汉代事物理解当比较接近事实。或许，这种心理状态与女子和患疾”男子离婚的婚律条文的制定，有一定关系。又，从《淮南子》的记述看，“恶疾”指“消”疾而言，“消”即现代医学所说的糖尿病，这在当时是很棘手难医的病症。此外，“恶疾”还有可能包括某些恶性传染病，如“疠症”（即麻风病）。睡虎地秦简提供了若干线索，“今甲病，问甲可（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城旦、鬼薪疠，可（何）论？当（迁）疠（迁）所。”（《法律答问》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20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有人认为，“恶疾”还包括不育症。其实，不育症在汉代不叫恶疾，或谓“阴阳不属”（《风俗通义》佚文，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423页）；或叫“阴痿”，如胶西于王刘端，“人贼戾，又阴痿，一近妇人，病数月”（《汉书·景十三王传》）。这些是否属于可离婚的疾（为）病，待考。
丈夫家中贫苦，无法生活。西汉时人朱买臣家中甚贫，其妻便以此为借口，与之离婚。⑤（⑤参见《汉书·朱买臣传》。）
女方家庭与男方家庭发生激烈矛盾。如东汉初，马援与姻戚窦固家颇为不睦，马援侄子马严“白夫人绝窦氏婚”⑥。（⑥《后汉书·皇后纪上》。）夫妻离异，一般要去当地官府履行一定手续。不依婚律，无正当理由解除婚姻关系，要受舆论谴责，甚或事涉法律。⑦
⑦如东汉安帝时，窦穆矫称阴太后诏，令六安侯刘盱出妻，刘盱非经官府认可，即去妻娶窦穆之女。后刘盱出妻“上书言状，帝大怒，乃免穆等官”（《后汉书·窦融传》）。
六、制定了限制与禁止破坏婚姻关系的条文，主要有如下内容：
（1）禁止假鬼神敲诈婚家的行为。《礼记·王制》：“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郑玄注：“今时持丧葬、筑盖、嫁取、卜数文书，使民倍礼违制。”
（2）禁止皇族成员和官吏强夺人妻或已许人之女。如西汉曲逆侯陈何，“坐略人妻弃市”①。（①《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东汉乐成王刘苌，因“娉取人妻”等事，被贬为临湖侯。②（②参见《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乐成靖王刘党》。）
（3）禁止官吏强娶部民妻。东汉时扬州刺史谢夷吾曾依汉婚律，惩治了强娶部民妻的某亭长。③（③参见《太平御览》卷六三九引《会稽典录》。）
（4）禁止破坏婚姻稳定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汉婚姻法规称已婚男子与其侍婢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为“姘”④，（④《说文·女部》：“汉律：齐民与妻婢奸曰姘。”）要罚金四两⑤。（⑤参见《广韵》卷二“耕第十三”。）但有时的处罚就不仅是罚金了。《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载，岸头侯张次公“坐与淮南女陵奸，受财物，免”。《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成侯刘朝“坐为济南太守与城阳王女通，耐为鬼薪”。此外，还有宫刑。⑥（⑥参见《史记·文帝本纪》注引《白虎通义》。）由此看来，汉婚律对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无统一的量刑定罪标准。所以，东汉思想家仲长统倾向于用“中刑”来约束和处理这类犯法行径。他说：“男女之淫奔……皆非值于死者也。杀之则甚重，髡之则甚轻。不制中刑以称其罪，则法令安得不参差，杀生安得不过谬乎？”⑦（⑦《后汉书·仲长统传》。）
七、对某些性变态作了限制
性变态是性活动异于常态，如恋物癖、异装癖、施虐狂等。西汉时，一些封建贵族成为施虐狂者。如江都王刘建，“宫人姬八子有过者，辄令裸立击鼓，或置树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钳以铅杵舂。不中程，辄掠；或纵狼令啮杀之”⑧，（⑧⑨《汉书·景十三王传》。）而刘建观而大笑。这是比较典型的施虐狂。更有甚者，刘建“欲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强令宫人裸而四据，与羝羊及狗交”⑨。（⑧⑨《汉书·景十三王传》。）又如广川王刘海阳，“坐画屋为男女裸交接，置酒请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并令其女弟“与幸臣奸”而自己观之①，（①②《汉书·景十三王传》。）以满足变态的欲望。按刘建及刘海阳均以它事得罪，但史称，刘建“专为淫虐，自知罪多，国中多欲告言者”②，（①②《汉书·景十三王传》。）这说明，汉代法律是对此是禁止的，但具体内容尚不得而知。
汉代人对另一些性行为变态则视为“妖邪”，从而予以鄙视；或赋以某种超自然的意义“谴告”，并对此表示担忧和困惑。但对此却并不量刑判罪。如《续汉书·五行志五》载一件恋兽癖事：“灵帝光和元年，司徒长史冯巡马生人。京房《易传》曰：‘上亡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注引《风俗通》：“巡马生胡子，问养马胡苍头，乃好此马以生子。”显然，汉代人是把此事和上天的“谴告”和“灾异”联系在一起了。
还有某些性变态在汉代是为社会普遍行为准则所允许的———尽管并不鼓励和提倡，最突出的便是同性恋。所谓同性恋是指性活动指向同一性别的人，其心理成因目前尚在探讨中。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这是幼时“异性恋恐怖”的心理起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变态者从儿童时期即对异性感到“厌恶”和“恐怖”，遂把心理定势于同性。行为学派将其归为后天的影响，即由于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双重影响，使变态者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出现了置换与对立的状况。生物学派则强调同性恋者的心理形成与今体的激素和遗传有关，社会生物学派进而将其发展成为“亲缘选择假说”。这几种解释都有其各自的合理性。
无论怎样，同性恋的存在是悠久而广泛的。美国学者福特（Ford）考察的77个原始部落中，有48个部落（64%）把同性恋视为正常的行为。克莱因（Klein）发现在埃及西部的西瓦绿洲地区，同性恋者受到了人们的尊敬。③（③参见上海第一医学院等主编：《临床精神病学》，534页，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在中国，“男色之兴，自伊训有比顽童之戒，则知上古已然矣”④。（④谢肇淛：《五杂俎》卷八《人部》四。）至今尚没有发现哪个社会不存在这一变态行为，尽管基督教强烈反对同性恋，但并没有妨碍它在中世纪的滋长；尽管伊斯兰教以十分严厉的手段惩治同性恋者，但中世纪阿拉伯世界中的同性恋者人数也远非个别。现代社会同性恋者数目有了明显的增加，美国学者金赛（Kinsey）调查结果表明。美国同性恋者中，男性占该性别总数的10%，女性占该性别的5%。⑤（⑤参见上海第一医学院等主编：《临床精神病学》，534页。）
汉代社会中同性恋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肯定没有这么高。但考虑到法律对这种社会行为的默认，其人数有可能超过了中世纪欧洲及阿拉伯国家。
汉代同性恋状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这种性变态行为多出现在统治阶级上层之中，同性恋的一方（主动者）和另一方（被动者、或是主动者）有着政治、经济或社会地位上的从属依附关系。正如司马迁所说的：“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①（①《史记·佞幸列传》。）其中，有三个群体是比较突出的：
皇族。如汉高祖刘邦与籍孺、惠帝与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武帝与韩嫣、宣帝与张彭祖、成帝与张放，亦是如此。其中，尤以哀帝与董贤著名：董贤“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由是始幸”。他与上（哀帝）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②。（②《汉书·佞幸传》。）“断袖之癖”遂成为中国古代对同性恋者的习称。在诸侯王中则有胶西王刘端，他任用“爱幸少年为郎”③。（③《汉书·景十三王传》。）
（2）高级官吏或贵族。如西汉中期权臣霍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常与计事”④。（④《汉书·霍光传》。）汉乐府诗《羽林郎》一诗中亦云：“昔有霍家姝（貌美之谓），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⑤（⑤《乐府诗集》卷六十三。）
（3）豪族大户。东汉时期，许多豪族地主是同性恋者，或有同性恋的行为。正如时人仲长统所说的：“豪人之室……妖童美妾，填乎绮室。”⑥（⑥《后汉书·仲长统传》。）从现存史料看，汉代同性恋者更多的似乎是同性恋与异性恋同时进行。素质型同性恋者并不多见。各朝皇帝拥有大量的后妃夫人自不待言，而同性恋的从属的一方亦基本上有妻室家小，如张彭祖、韩嫣、董贤等。仲长统把“妖童”与“美妾”并举，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史料中少有女子同性恋者的记述，在汉代即使有女性同性恋者，其总人数或在人口中所占之比例当也不会超过男子。
依据两汉史籍判断，除去董贤等人善打扮，“性柔和便辟，善为媚”，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尽一致外，汉代同性恋者的性变态原因似乎由下述原因造成：权势和享乐导致的纵欲心理（对于地位较高者一方而言）与迎合有权势者而导致的奉承心理（对于地位较低者一方而言）的衔接。此外，还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尽管法律默许同性恋者的行为，但社会舆论对此却持反对或鄙夷态度。正因为如此，同性恋者在汉代的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因此。在当时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没有对婚姻家庭结构造成大的破坏作用。
这里之所以专门提出汉代同性恋者的问题，是因为在汉代基本成形的这种同性恋状况大大影响了后代。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法律对于同性恋行为是不予禁止的，而且，愈往后代，社会舆论的谴责愈少，从而出现了汉代之后晋至唐、明至清两个高潮。明人谢肇淛指出，此风“至晋而大盛……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内仿效，至于夫妇离绝，动生怨旷。……今复稍雄张矣”①。（①谢肇淛：《五杂俎》卷八《人部》四。）到了清代，女子同性恋也因为没有法律的限制而出现，并在某些地区达到了相当普遍的程度，且影响了婚嫁的完成和家庭的稳定。清人张心泰在《粤游小志》中指出：
广州女子多以拜盟结姊妹，名“金兰会”。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妇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姊妹相约自禁。……近十余年，风气又复一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俨若夫妻者。此风起自顺德村落，后传至番禺，沙茭（即沙角———引者注）一带，效之更甚，即省会中亦不能免。又谓之“拜相知”，凡妇女订交后，情好绸缪，逾于琴瑟，竟可终身不嫁。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起于汉代的法律对同性恋行为的默许，深深地影响了后代，并成为同性恋行为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
汉代婚姻法律有如下几个值得探究的方面：
首先，汉代婚姻法规的实质是封建地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因而无论在内容上，抑或在审讯过程中，它都体现出鲜明阶级性。例如，在维护君主专制方面，婚姻法规确定：犯有大逆罪（即对封建皇帝大逆不道、谋反或欺罔）的家庭，夫妻之间的任何一方犯罪，都要牵连对方。而且，婚姻法规与具体施行也不尽一致。许多违犯婚律的案子，因为最高统治者的开脱，或免罪，或减刑。西汉时，刘立犯“禽兽行”，为司法机构逮捕，拟判重刑，但终因“发闺门之私，非所以为公族隐讳。天子由是寝而不治”①。（①《汉书·文三王传》。）
其次，汉代婚姻法规维护了父权和夫权。
汉婚姻法规强调维护家族内部的尊卑秩序。忤逆父母为汉婚律所不容：“杀母以大逆论。”②（②《通典》一六六引汉律。）子女告发父母，也要受重刑惩治。《说文》引汉律云：“妇告威姑。”虽然其中没有谈到所定之刑，但史实却提供了线索。《汉书·衡山王传》载，衡山王刘爽“坐告王父，不孝弃市”。
在对家财的支配上，汉婚律赋予丈夫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妻子。丈夫对几乎全部家财都有所权，而妻子只能支配随身携带的嫁妆。在离婚规定上也体现了这一原则。丈夫的“去妻”和“弃妻”语词，就表现出丈夫和妻子地位的不平等。在丈夫“弃妻”的条件里，妻子不能对公婆有忤逆言行，是对夫方家长权益的维护；禁止与约束妻子争财、吵嘴、分家和迫害前妻子，则表现出对家庭稳定的保护；而妻子不能“嫉妒”和无子被出，则是肯定夫权的反映。而且，妻方的离婚权也远较夫方为少。
再次，汉婚姻法规在时代上有所不同。
西汉初年，用刑较轻，与之相适应，婚姻法规中量刑和用刑程度，亦不很重。汉武帝时，婚姻法规开始严格化了，法律条文大规模增补③，（③肖永清主编《中国法制史简编》据《魏书·刑法志》认为，汉律的大量增补是在汉宣帝时，由于定国“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千八百八十二事”（170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按，汉宣帝时“刑轻少用”为汉代史家和政论家所公认。而且，《汉书·于定国传》并没有记述于定国编集法律的事迹，故宣帝时大规模增补汉律的可能性很小。加之，《魏书·刑法志》晚出，其中，记述未必准确。因此，汉代刑律的大规模增补应在汉武帝统治时期。）一些原先未被认作犯罪的行为，受到法律约束，量刑程度也大大加重了。这一时期，如在父母服丧期间娶妻生子，要处以死刑。堂邑侯陈季须“坐母公主卒，未除服奸。兄弟争财，当死自杀”④。（④《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对“禽兽行”也用严法惩治。如赵王刘丹与同产姊乱，“治罪至死”⑤。（⑤《汉书·景十三王传》。）武帝后情况又有变化。史称“轻刑”的宣元时期，对于违犯婚姻法规的行为量刑较武帝时轻。如乘丘侯刘外人“坐为子时与后母乱”，只处以免侯⑥，（⑥参见《汉书·王子侯年表上》。）而不像武帝时要定成死罪。东汉时，婚姻法规的条文及量刑程度基本沿袭西汉后期。
最后，汉婚姻法规关于婚姻禁忌的规定，反映了汉代文明程度的提高。汉婚律禁止直系亲族中长晚辈、平辈之间的婚姻关系，把违犯规定的行为看做“乱人伦”的“禽兽行”。①（①按，对于“禽兽行”包括的范围，《史记》与《汉书》的记述不完全一致。《史记》的范围略大于《汉书》，它把“丧服中奸”也视为“禽兽行”。如《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记载，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隆虑侯陈氏“坐母长公主薨，未除服奸，禽兽行，当死，自杀，国除”。同是陈氏“服中奸”事，在《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却铺陈直叙此事，而未冠以“禽兽行”之名。这说明，“禽兽行”的含意在汉代可能是有变化的。当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直系血亲（包括后父、母与子、女之间）和关系密切的旁系血亲（如姑与侄、舅甥女等）的不正当关系均属于“禽兽行”。）同时，汉婚姻法规还对当时存在于内地的原始婚姻习俗作了限制，对于消除原始婚俗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在汉代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汉代婚姻法规的历史地位
在探讨了汉代婚姻法规的主要内容后，便可以恰当地把握它在中国和世界古代婚姻史上的历史地位。
从世界婚姻法典史的广阔视野中考察，汉代婚姻法规已初步构成了中国古代婚律的模式。这个模式的特征是：
汉婚姻法规是诸法合体的婚姻法———即有关婚姻的法律规定与其他方面的规定合编一处。萧何制定的《户律》就和其他八章律合编在一起。鲍宣所撰长达九百零六卷有关“嫁娶辞讼”的《法比都目》，只是指诉讼而言，在立法形式上，仍属于这种“诸法合体”的婚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