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妻子在家中没有任何财产继承权，妻子死而无后，她结婚时携带的种种物品或通过自己劳动所获得的任何东西，也无可争议地属于身其丈夫，即凡她所有的都归于丈夫”（第9卷第196条）②。（②同上书，328页。）把古代印度妇女与汉代妇女作横向比较，可以看出，首先，在汉王朝的普遍意识中，人们确乎认为生男比生女更重要，也更有价值，因而产生了“弄璋”（生男）和“弄瓦”（生女）之说。但是，女子并没有被赋予“邪僻”和品行不端的品格。尽管班昭也曾提到女子应多干活，讲清洁和少说话，但也只是从稳定家庭关系的角度考虑，并不认为这一切就是同女子与生俱来的。这是汉代人观念与古代印度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其次，两汉时期不仅在法律上没有出现类似印度禁止女子改嫁的规定，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还多次出现由于丈夫品行不良，妻子主动与之离婚的事例。再次，尽管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与《摩奴法典》相类的妇女“三从”之说，但考诸汉代事实，这只是一种理想化了的说教。当时不仅母亲在家中居于其次父亲的地位，而且女子在择婚时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最后，汉代妇女的经济地位虽也不高，但夫妻离婚之后，妻子尚有权把其嫁妆带走。这表明，汉代女子的经济地位要高于古代印度。
总起来说，在当时世界的主要文明圈中，汉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作为人口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女子地位的演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面貌。汉代社会经济发展兴盛，庶族地主和豪族地主的斗转星移，社会时尚的风行嬗递都与之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汉代妇女的改嫁与再嫁
改嫁是女子与丈夫离婚后，另寻新夫；再嫁指丈夫死后女子的重新婚配。
两汉时期，人们关于女子的贞节观念比较淡漠，远不如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对妇女的那样严格的禁锢。改嫁与再嫁现象是广泛存在的。①（①在此问题上，学术界看法尚不统一。不少人认为在汉代妇女已开始注重“贞节”。李甲孚先生在《中国古代的妇女生活》一书中，专门用一节来论述“秦汉重视女子贞节”（104页）。李思纯先生亦云：“从秦汉以后到明清，男女之间都有比较严格的界限。”（《江村十论》，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对此，作者是难以赞同的。因为这种观点没有把汉代某些学者对贞节的提倡，与社会上人们的普遍观念，以及婚姻关系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也没有作时间上的具体阶段分析。）
先看改嫁。汉代社会上绝大多数阶层中都有女子改嫁的情形。《汉书·张耳传》载，外黄富人之女在离开丈夫家后，改嫁张耳。景帝王皇后在入宫之前，先嫁给金王孙，旋又与金王孙离婚，改嫁文帝太子刘启。②（②参见《汉书·景帝纪》；《汉书·外戚传上》。）《孔雀东南飞》也描述了刘兰芝与焦仲卿离婚后，县令即遣人聘她为妻的情形。
再看再嫁。从现存史料看，再嫁似较改嫁更为普遍。在平民当中。如西汉时长陵人臧兒，先出嫁王仲，王仲死后再嫁另一男子田氏。③（③参见《汉书·外戚传上》。）在富商大户中。如西汉武帝时临邛大贾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在丈夫死去之后，与司马相如成婚。④（④参见《汉书·司马相如传上》。）
在官吏和贵族中。如西汉中期，苏武使匈奴长期被扣押，其妻误以为苏武已死于漠北，遂再嫁他人。⑤（⑤参见《汉书·苏建传》。）东汉后期，陈相骆俊为袁术所害，其妻再嫁华歆。⑥（⑥参见《三国志·吴书·骆统传》。）孙权的两个女儿，在前夫死后，均重新结婚。⑦（⑦参见《三国志，吴书·妃嫔传》。）东汉献帝朝丞相曹操专门写了一篇文字，允许其妻妾在自己死后可以再嫁：“常以语妻妾，皆令深得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也。’”⑧（⑧《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记曹操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己亥令》。）
在学者中，如东汉著名学者蔡邕之女蔡文姬，最初出嫁卫仲道。。卫仲道死后，蔡文姬为匈奴所掳，成为左贤王夫人。蔡文姬从匈奴返回内地后，再嫁为董祀之妻。⑨（⑨参见《后汉书·列女传》。）
在皇族中，如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姊湖阳公主在寡居之后，请刘秀为其寻觅新夫，刘秀亦郑重其事地亲自处理此事。
除去正妻之外，妾、小妻、旁妻等在丈夫死后，也可以再嫁。如东汉时，钟由与荀攸过从甚密，荀攸死后，钟由助其妾再嫁他人，使之得以“善处”。①（①参见《三国志·魏书·方技传》。）
女子改嫁或再嫁的次数，在汉代也没有限制。在一般情形下，是一至二次，多者达五至六次。如阳武户牖富人张负孙女先后结婚六次。②（②参见《汉书·陈平传》。）
有人认为，张负孙女、卓文君以及平阳公主等人在再嫁或改嫁时，均遇到很大阻力，从而说明在汉代，女子的再嫁与改嫁趋于消失。这种看法是欠妥的。乍看起来，张负孙女之再嫁，中经波折，“人莫敢娶”③。（③《史记·陈丞相世家》。）卓王孙对女儿自作主张，再嫁司马相如，始亦斥责。平阳公主对于自己的改嫁也曾犹豫再三。然而，进一步分析便可以看出，人们不敢娶张负孙女，并非因其多次再嫁声名不誉，而是顾虑她每次出嫁，丈夫辄死去，颇有“克夫”之嫌。卓王孙所愤慨者，乃是由于女儿不经自己同意，就私奔与其门第相差殊远的司马相如。平阳公主担心的则是，她所欲改嫁之人卫青在飞黄腾达以前，曾是自己家中的“从骑”，与他结婚，有失旧日主人的身份。而张负孙女遇到不惧“克夫”后果的陈平，便顺利地再次出嫁。当司马相如扬名于朝廷，得宠于武帝，势利的卓王孙便“喟然而叹，自以为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④。（④《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当人们盛言大将军卫青今日的显赫地位，“于今尊贵无比”⑤，（⑤《汉书·卫青传》。）决非昔日家奴可比之后，平阳公主的疑虑顿时冰释，心安理得，名正言顺地出嫁卫青。
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对于女子的改嫁和再嫁是认可的，从而使得改嫁与再嫁行为有了重要的保障。
如果与汉代以后的一些朝代进行纵向比较，汉代人不重“贞节”，允许女子的改嫁和再嫁则可以看得更为清晰。五代时期，女子李氏止宿于旅舍，与主人发生口角，男主人牵其臂推出门外，李氏“仰天长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所执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断其臂”⑥。（⑥《新五代史·冯道传序》。）在宋、明儒家思想理学化后，统治者大力提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①。（①宋明理学的典型代表是程颐、朱熹、张载、黄道周等人。《近思录》卷六载程颐反对女子再嫁和改嫁时说：“又甲曰：‘如孀妇贫苦无依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故有此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女子“从一而终”的“贞节”问题更被摆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明史·列女传》写道：“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于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然而姓名湮灭者尚不可胜计。存其什一，亦足以示劝云。”从而，保持“贞节”成为女子事事处处时时应履践的第一天职。在许多家庭中，女子从小便被禁止与家外任何异性接触，否则便要受到重责。近人董家遵先生据《古今图书集成》统计的从东周来至清朝的节妇、烈女数量变化，也反映出这一趋势。
汉代妇女能够改嫁和再嫁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第一，这与两汉时期，男女交往的普遍松懈有关。当时，女子可以和男子一起宴饮，这在社会上层和下层中都相当普遍。西汉初，高祖刘邦还沛，置酒沛宫，沛地男子和女子“日乐饮极欢”①。（①《汉书·高帝纪下》。）文帝和窦皇后、慎夫人在上林苑中饮酒，也要让侍郎爰盎于旁作陪。东汉后期，琅邪习俗是“倡优男女杂坐”②。（②《风俗通义·怪神》。）夏侯惇在出任陈留太守后，与官属及妇人一起饮酒作乐。③（③参见《三国志·魏书·卫臻传》。）男女结伴同路而行，也是正常之事。如东汉末年，简雍与刘备巡游，即“见一男女行道”④。（④《三国志·蜀书·简雍传》。）有时还出现陌生男女路上相逢，相互询问，以致产生好感的情形，汉乐府《相逢行》描述说：
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少年，夹毂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⑤（⑤《乐府诗集》卷三十四。）
男女同车而行，亦是正常行为。相传，东汉人糜竺乘车归家，“未达家数十里，路旁见一妇人，从竺求寄载，行数里，妇谢竺去”⑥。（⑥《三国志·蜀书·糜竺传》注引《搜神记》。）
女子可以单独会见男宾。如淮南王英布爱姬“数如医家”，且与医者和其他男子共饮。⑦（⑦参见《史记·黥布传》。）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汉墓第四组帛画中，画面上有一男一女，男子是医生，在向女主人问候。⑧（⑧参见临沂金雀山汉墓发掘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7（11）。）山东嘉祥汉画像石上刻画一座二层楼房，房中女子正襟危坐，其左有二男子拜谒。男子身后跟一女子，手持一枝珠树。下层为车骑行列图。⑨（⑨参见济宁地区文物组：《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载《文物》，1982（5）。）这显然是男子进入女子闺阁之中，拜访女主人的场景，它是现实生活的写照。
在后人看来，汉代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确乎已超过了“男女大防”之限，但在当时，这些行为却并没有人非议。周昌见高祖刘邦奏事，而刘邦“方拥戚姬”....。汉文帝在林中设宴，皇后、慎夫人以及盎等人同坐：
及坐，郎署长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
上亦怒，起。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而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则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也。独不见‘人豕’乎？”于是上乃说，入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①（①《汉书·盎传》。）
可见，汉文帝只是不满于爰盎的举止突兀，并没有责怪他违反了“男女不亲授”、“不杂坐”的准则。
第二，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人们对于“性”的忌讳蔚然成风，达到异常严格的程度。但在汉代，这一观念却比较淡漠，突出的标志是裸体人画像和塑像在当时广泛流行。无论在西汉还是在东汉，也无论是在北方地区抑或南方地区，都出现了大量男女裸体画像。
西汉时期，重要的裸体画像有如下几种。北方地区：
（1）关中地区。西汉长安城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裸体男女塑像，分作两种形式。I式是写意之作，Ⅱ式的人体各部分均成比例，形体构造十分逼真，塑像表面涂有肉红色，与人体自然颜色十分相仿，完全是现实主义笔法。②（②参见毕初：《汉长安城遗址发现裸体陶俑》，《文物》1985（4）。又，一种看法认为，裸体画像是中西交通线开拓之后，希腊、罗马艺术风格对中国之影响。已故的陈竺同先生即持此说。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中也说：“在儒家哲学支配一切文化思想的汉代，此种不合封建礼教的裸体，绝不会在本土再生长起来。因而确切地证明，这是一种外来的歌舞形式。”（54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我认为，希腊、罗马的艺术风格，对于汉代的影响是间接的。希腊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文明与中亚文明形成了第一次大交往，产生出介乎二者之间的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虽具有人体造型逼真等希腊式艺术风格，但却很少塑造裸体人像。中国与西方交通往来后，唯有流行于中亚地区的犍陀罗艺术等对汉代人产生影响。因而，说汉代的裸体人物画像和雕塑，是希腊化的中国艺术品，尚缺乏有力的证明。）（2）洛阳地区。西汉壁画墓门额上有裸体长发女子横卧于树下，。绘制逼真，形象也颇为生动。③（③参见李京华：《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4（2）。）南方地区：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了三件裸体铜制人俑。从人形象看，
是一男二女。其形象的逼真程度，亦绝非写意之作。④（④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载《考古》，1973（2）。）东汉时期，裸体画像有如下几种。北方地区：
（1）南阳地区，出土的画像石上有一男子，“中剑飘带，动作甚为活泼，而持剑者又似裸体”①。（①滕固：《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及风格的考察》，见《张菊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2）河南禹县白沙汉墓曾出了一件铜制裸体男性饰物。②（②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禹县白沙汉墓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9，1。）
（3）山东地区。此处的裸体画像颇多。如曲阜颜氏乐园的汉画像中，有一石上左右各雕刻三人，其中两人裸体相搏，情趣颇为生动。③（③参见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成书于清代的《石索》一书，收录了东汉山东嘉祥县武氏祠的祥瑞图。该书卷三中，第一石上题有“浪井”二字，上画一人手扶花台，其下另一人执物如锹，足履方石，均是裸体。从画面看，似是男子。在卷四所收录的另一块花鸟交错、树木挺拔的画像石中，两个裸体青年相互追逐，且舞且跳，煞是生动自然。显然，这些艺术品均无鄙薄裸体者之意，毋宁说倒有几分赞扬的含义。南方地区：
（1）广西贵县东汉墓中，出土一件裸体男子承灯俑，男子肌肉丰满，面目安详。④（④参见广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贵县东汉墓的清理》，图版壹—10，载《考古学报》，1957（1）。）
（2）四川地区。近代法国考古学家色伽兰（VictorSesalen）在四川地区发现了不少东汉时代的裸体人像。这些人像多雕刻在墓阙前碑之上，“其间马、卒、猎士，裸身之人，半裸之女，各种兽畜，互相追击，互相斗戏，生动之尤，虽在墓所亦然”⑤。（⑤[法]色伽兰著，冯承均译：《中国西部考古记》，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5。）男女之间交际的密切，对于“贞节”观念的淡薄，对于人体裸露的坦然无忌，很自然地造成一种对改嫁、再嫁习以为常，甚或同情的态度。例如，汉武帝即位后。得知自己还有一个同母异父之姊（即景帝皇后先嫁金王孙时生的女儿），乃“急车驾自往迎之”，毫不因此感到羞惭。⑥（⑥参见《汉书·外戚传上》。）东汉时刘翊因对其同乡同族的“嫠独”之人“助其妻娶”，而受到舆论赞扬。⑦（⑦参见《后汉书·独行列传·刘翊》。）
第三，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施行女子“从一而终”和“夫死不嫁”，则必须同时主张并施行男子也不娶寡妇或离婚女子。然而，在汉代婚姻关系中，男子娶被休女子及寡妇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广泛见诸平民阶层之中，而且皇族和贵族中也极为常见。如汉高祖刘邦之薄夫人，初为魏王豹妻，汉军破魏杀豹后，“有诏纳（薄氏）后宫”①。（①《汉书·外戚传上》。）有趣的是，东汉末年的曹丕、刘备、孙权———以后分别成为魏、蜀、吴的第一代皇帝———都曾以寡妇为夫人。②（②《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载，甄氏系袁熙之妻，袁熙死后，改嫁曹丕。《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载，刘备夫人穆氏，先为刘瑁妻。刘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于是纳后为夫人”。《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载，孙权徐夫人，“初适同郡陆尚。尚卒，权为讨虏将军在吴。聘以为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