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天成的诗是性灵诗。袁枚把这样的诗称为“天籁”。他又说：“青阳两诗弟子，一陈蔚，一沈正侯也。二人有五绝句，皆天籁而不自知其佳，余为表而出之。陈《春闺》云：‘春来花满枝，春去花散飞。几度花开落，栽花人未归。’沈《村晚即景》云：‘身安万事闲，日落一村静。携儿向月明，壁上看人影。’皆绝妙天籁。”（《随园诗话》补遗卷四）袁枚自己作诗也有这样的体会。他说：“我不觅诗诗觅我，始知天籁本天然。”（《老来》）“天”是自然的意思，袁枚又把自然天成的诗称为有“天趣”。他说：“汤扩祖《春雨》云：‘一夜声喧客梦摇，春风送雨夜萧萧。不知新水添多少，渔艇都撑进板桥。’庄廷延《听雨》云：‘梅花风里雨霏霏，人卧空堂静掩扉。一夜沧浪亭畔水，料应陡没钓鱼矶。’二诗相似，均有天趣。”（《随园诗话》卷十四）“丹徒女子王碧云琼年未笄而能诗，与其兄赋《扫径》云：‘菊残三径懒徘徊，枫叶飘丹积满苔。正欲有心呼婢扫，那知风过替吹开。’颇有天趣。”（《随园诗话》补遗卷二）当然所谓“天趣”与“风趣”不同，“天趣”在自然，“风趣”在诙谐。
五诗写真情
袁枚重情感，强调诗写真情，他认为“杜甫长于言情”（《随园诗话》卷六）；批评“东坡诗有才而无情”（《随园诗话》卷七），比如“东坡之哭朝云，味同嚼蜡”（《随园诗话》卷十四）；批评“阮亭主修饰，不主性情……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随园诗话》卷六），比如“阮亭之悼亡妻，浮词满纸，词太文而意转隐约也”（《随园诗话》卷十四）。其《随园诗话》收录许多诗人，特别是那些诗名不著者的情真意切之作说：
江西魏允廸，字懋堂。豪迈不羁，官中书侍读；以抚军公子，而家资散尽，因之失官，《咏山中积雪》云：“寂寞山涯更水滨，漫天匝地白如银，前村报道溪桥断，可喜难来索债人。”“干霄篁竹翠盈眸，雪压风欺扑地愁。莫讶此君无劲节，一经沦落也低头。”又《出门》云：“凭着牵衣儿女送，只挥双泪不回头。”读之，令人神伤。（卷一）
诗情愈痴愈妙。红兰主人《归途赠朱赞皇》云：“大漠归来至半途，闻君先我入京都。此宵我有逢君梦，梦里逢君见我无?”许宜媖《寄外》云：“柳风梅雨路漫漫，身不能飞着翅难。除是今宵同入梦，梦时权作醒时看。”（卷六）
诗有情至语，写出活现者。许竹人先生督学广西，《接弟石榭凶问》云：“望书眼欲穿，拆书手欲净。抱书心忽乱，隔纸字忽明。挥手急屏置，忍泪雨暗倾。老亲中庭立，念远心悬旌。病讯百计匿，矧可闻哭声?违心方饰貌，哀抑喜且盈。趋言梦弟至，所患行已平。”（卷十）
善写客情者，昔人诗，如“只因相见近，转致久无书”，“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善写别情者，如“可怜高楼望，犹见故人车”，“相看尚未远，不敢遽回舟”。（卷九）
离别诗最佳者，如“路长难筭日，书远每题年。无复生还想，终思未别前”，“醉中忘却身为客，意欲仍同送者归”。皆读之令人欲泣。又宋人云：“西窗分手四年余，千里殷勤慰索居。若比九原泉路别，只多含泪一封书。”（卷七）
言情，则周兰坡《送别》云：“临行一把相思泪，当作珍珠赠故人。”（卷十四）
余最爱言情之作，读之如桓子野闻歌，辄唤奈何。录汪可舟《在外哭女》云：“遥闻临逝语堪哀，望我殷殷日百回。死别几时曾想到，岁朝无路复归来。绝怜艰苦为新妇，转幸逍遥入夜台。便即还家能见否，一棺已盖万难开。”《过朱草衣故居》云：“路绕丛祠鸟雀飞，依然门巷故人非。忆寻君自初交始，每渡江无不见归。问疾榻前才转盼，谈诗窗外剩余晖。绝怜童仆相随惯，未解存亡欲扣扉。”沙斗初《经亡友别墅》云：“千石鱼陂占水乡，四时烟景助清光。弟兄不隔东西屋，宾主无分上下床。斗酒几番当皓月，题诗多半在修篁。今朝独棹扁舟过，回首前欢堕渺茫。”（卷十）
袁枚认为“情所最先，莫如男女”，《随园诗话》收录诗言儿女之情者说：
胡小霞者，会稽女子，名云英，嫁赵连城。夫妇能诗。《诫婢》云：“宝鸭篆烟消，呼奴理茶具。泥饮人未归，阵阵纱窗雨。”二十字中，深情无限。殁后，赵郎仿元相《杂忆诗》云：“孤灯破壁照黄昏，白雨萧萧绕梦魂。忆得夜深同倚槛，花梢一捻尚留痕。”（补遗卷五）
安庆鲁凤藻《有赠》云：“携得芳枝返故村，悔将玉貌共花论。低声还向小姑嘱，阿母跟前莫要言。”陈梦湘《嘲某》云：“画鸾影子褪轻红，料峭春寒豆蔻风。双鬓乱云堆未稳，日高犹是背人拢。”商宝意《喜环娘到》云：“药饵急须调病后，佩环亲自解灯前。”金台衡《赠妓》云：“春葱欲送玫瑰酒，冷暖先教樱口言。”皆善言儿女之情。（卷十四）
……余再诵李文正公昉《赠妓》诗曰：“便牵魂梦从今日，再睹婵娟是几时?”一往情深，言由衷发。（卷二）
有妓《与人赠别》云：“临歧几点相思泪，滴向秋阶发海棠。”情语也。（卷一）
袁枚诗歌多言情之作。当时有人评其诗云：“闲来志怪都根理，语必惊人总近情。”袁枚说：“余道第二句，直指心源，包括小仓山六十四卷全集，较胜他人作序万语千言矣。”（《随园诗话》补遗卷四）
六喜生鲜，爱灵活，尚柔美
袁枚主性灵、重真情的诗学体现出相应的审美倾向。这首先是喜生鲜。袁枚说：“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笋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彩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随园诗话》）卷一）“凡菱笋鱼虾，从水中采得，过半个时辰，则色味俱变；其为菱笋鱼虾之形，依然尚在，则其天则已失矣。谚云‘死蛟龙，不若活老鼠’，可悟作诗文之者。”（《随园诗话》补遗卷一）
袁枚又推崇灵活。他说：“孔子曰刚毅木讷近仁。余谓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也。人学杜诗不学其刚毅而专学其木，则成不可雕之朽木矣。潘稼堂诗不如黄唐堂诗，以一木而一灵也。”（《随园诗话》卷十五）“有人以某巨公之诗，求选入《诗话》。余览之倦而思卧。……或曰：其题皆庄语故耳。余曰：不然。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虽咏闺房儿女，亦少风情。”（《随园诗话》补遗卷二）
从刚柔方面说，袁枚喜柔美。袁枚这方面的议论很多。他说：“天下物未有不以柔为贵者。金银铜铁，细罗纱绢，触目皆然。虽太阿纯钩，天下之至刚者也，亦以能屈能伸为贵，而况于声诗一道，将含商嚼徵、播之管弦者耶?”（《答李少鹤书》，《尺牍》卷八）“凡药之登上品者，其味必不苦，人参枸杞是也；凡诗之称绝调者，其词必不拗，国风盛唐是也。大抵物以柔为贵：绫绢柔则丝细熟，金铁柔则质精良。诗文之道，何独不然?”（《随园诗话》补遗卷二）袁枚又有与人书说：“圣贤之学，刚柔并用，然而柔克之功胜于刚克。以物论，太阿纯钩可以屈而弯之，故曰神剑；南山之石不能屈弯，故曰顽石。其他金银铜铁，缟纻丝罗，一切硬者价贱、柔者价贵。以人论，则孔子柔于孟子，颜子柔于子路。人，活则柔，死则硬，阁下诗能刚不能柔，此宜留意者……”（《答祝泣塘太史》）唐宋诗人中，袁枚认为“李杜韩苏四大家，惟李杜刚柔者半，韩苏纯刚，白香山则纯柔”（《随园诗话》补遗卷三）。“槎枒粗硬之弊，亦何尝不自老杜开之?韩昌黎之‘蔓延蜗出壳，角缩头敲铿’与《笑林》中所云‘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又何以异?”（《答李少鹤书》）袁枚颇倾向于白居易，故当时人多认为他学白诗（《读白太傅集三首有序》）。袁枚亦不喜黄庭坚诗，因其“粗硬”（《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他说：“余尝比山谷诗，如果中之百合、蔬中之刀豆也，毕竟味少。”（《随园诗话》卷一）
七天分与学力
袁枚论诗，强调天分。他说：“诗文之道全关天分”（《随园诗话》卷十四），“诗不成于人，而成于其人之天”（《何南园诗序》）。袁枚认为王士禛、方苞天分不够，有诗说：“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仿元遗山论诗》之一）同时诗人赵翼有诗才，和袁枚交往甚多，因其《瓯北集》向袁枚索序，袁枚有《赵云松瓯北集序》云：
今夫越女之论剑术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夫自有之者，非人与之、天与之也。天之所与，岂独越女哉！以射与羿，弈与秋，聪与师旷，巧与公输，勇与贲、育，美与西施、宋朝。之数人者，俱不能自言其所以异于众也。而众之人，方且弯弓斗棋，审音习斤，学手搏，施朱粉，穷日夜追之，终不克肖此数人于万一者，何也?云松之于诗，目之所寓即书矣，心之所之即录矣，笔舌之所到即奋矣，稗史方言、龟经鼠序之所载，即阑入矣。……或且规唐摹宋，千力万气以与之角，卒之骐骥追日，未暮而日已在其前。所以然者，又何也?呜呼!此皆羿与秋、师旷、公输、贲、育、西施、宋朝之所不能言，而惟越女能言之者也……或谓云松从征两滇，官海南、黔中，得江山助，故能以诗豪。余谓不然。世之行万里、历险艰者，或十倍焉，而无加于诗如故也。
人的技艺才能乃至勇力、美貌都受之于天，乃“天之所与”。作诗也是如此。在袁枚看来，赵云松这种诗才乃天赋所致。
袁枚推重的性灵，是要能见出诗的天分。要写性灵诗，确实需要天分。袁枚说：“其人之天无诗，虽吟不如无吟。……彼由学而至者，如工人染夏以视羽畎，有生死之殊矣。”（《何南园诗序》）这时，一切人为的努力都不起作用。“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袁枚《遣兴》）学问似乎成了影响写诗的东西。袁枚说：“黄允修云；‘无诗转为读书忙’，方子云云‘学荒翻得性灵诗’，刘霞裳云‘读书久觉诗思涩’。余谓此数语，非真读书、真能诗者不能道。”（《随园诗话》卷三）
不过，人们所作并非都要见性灵，学问和性灵也并非就截然对立。所以，袁枚并不完全否定学问。他说：“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造化无才，不能造万物；古圣无才，不能制器尚象；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蒋心余藏园诗序》）“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为最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之矣。”（《随园诗话》卷三）不过，对当时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袁枚则是反对的。
§§§第三节翁方纲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人。雍正十一年，翁方纲出生。少年时才气过人。乾隆十七年，翁方纲二十岁，成进士，选庶吉士，寻授编修。二十四年，典江西乡试。二十七年，充湖北乡试副考官。二十九年，任广东学政。四十年，任《四库全书》馆校理官。四十四年，典江南乡试。四十六年，《四库全书》纂成，擢国子监司业，寻迁洗马。四十八年，迁詹事府少詹事。五十五年，擢内阁学士。嘉庆三年，迁左鸿胪寺卿。十二年，重预鹿鸣宴，赐三品衔官。十九年，重预鹿鸣宴，赐二品衔。二十三年卒，终年八十六岁。通满文，精金石，嗜考据，善书法。著有《两汉金石记》、《经义考补正》、《复初斋文集》、《复初斋诗集》、《复初斋集外文》、《复初斋集外诗》、《石洲诗话》、《小石帆亭著录》等。
一辨格调，析神韵，议性灵
1.辨格调
明前后七子论诗讲格调。清人每涉及于此，或推重，或反对，皆以格调属七子。所谓格调，成为七子及其拥护者的诗学主张的代称。翁方纲也不赞成明七子的诗学，但他不像一般论者那样泛泛地议论格调，而是将所谓格调具体展开，甚至专门写了《格调论》上、中、下三篇，集中进行论述。他的见解很有特点。
翁方纲认为，所谓格调，指音节风格。他说：“《记》曰：‘变成方，谓之音。’方者，音之应节也，其节即格调也。又曰：‘声成文，谓之音。’文者，音之成章也，其章即格调也。是故噍杀、啴缓、直廉、和柔之别，由此出焉。”（《格调论》上）诗是语言，哪首诗会没有音节，哪首诗会没有风格？格和调可以分别讨论，翁方纲说，唐“王无功以真率疏浅之格，入初唐诸家中，如鸾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然非入唐之正脉”（《石洲诗话》卷一）。“刘汝州希夷诗，格虽不高，而神情清郁，亦自奇才。”（《石洲诗话》卷一）“沈、宋律句匀整，格自不高。”（《石洲诗话》卷一）“遗山七古，词平则求之于气，格平则求之于调。”（《石洲诗话》卷五）大约格指风格，调指声调。所谓格调，是具体的，每一首诗都会有其特殊的格调，“非一家所能概，非一时一代所能专”（《格调论》上）。但为讨论方便，可以诗人为单位，充其量如此，不能再抽象了。
翁方纲经常讲“撑架”、“架局”、“支架”，他说：“钱仲文七律，平雅不及随州，而撑架处转过之。”（《石洲诗话》卷二）“撑架视乎笔力，而变化能事，存乎其人，则不能以相强也。”（《石洲诗话》卷五）“静修诗，纯是遗山架局，而不及遗山之雅正。似觉加意酣放，而转有伧气处，即以调论，细按亦微有未合。”（《石洲诗话》卷五）“七古仄韵，一韵到底，苦难撑架得住。”（《石洲诗话》卷五）所谓“撑架”、“架局”、“支架”与格调有关。翁方纲说：“盖渔洋论诗，以格调撑架为主。”（《石洲诗话》卷一）“此事有格调，则可以支架矣。”（《石洲诗话》卷五）
袁枚讲过，格调不过是个空架子。翁方纲认为，仅仅有一个“撑架”、“支架”，仅仅讲“格调”，不能算是好诗。翁方纲似乎有时也有与袁枚看法相近的地方。他批评说：“伯玉《蓟丘览古》诸作，郁勃淋漓，不减刘越石，而李沧溟止选其《燕昭王》一首，盖徒以格调赏之而已。”（《石洲诗话》卷一）“读孟公诗，且毋论怀抱，毋论格调，只其清空幽冷，如月中闻磬，石上听泉，举唐初以来诸人笔虚笔实，一洗而空之，真一快也。”（《石洲诗话》卷一）“张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较之昌谷奇艳不及，而真切过之。”（《石洲诗话》卷二）“白公诗，格调声音之皆不事也。”（《石洲诗话》卷二）“张王已不规规于格律声音之似古矣，至元白乃又伸缩抽换，至于不可思议，一层之外，又有一层，古人必无依样临摹，以为近古者也。”（《石洲诗话》卷二）翁方纲说到一个诗人的格调，每同时指出其不足。他说：“杨仲宏诗，骨力既孱，格调复平。”（《石洲诗话》卷五）“范文白诗颇有格调，亦不能深入。”（《石洲诗话》卷五）“德机之格调，亦自不能坚实，与仲宏之盛气等耳。”（《石洲诗话》卷五）“揭曼硕诗，格调故自不乏，然亦不能深入。虽间有秀色，而亦不为新艳。……总之，杨、范、揭三家，不应与虞齐名……以格调论之，范稍雅饬，揭稍有致，杨则平平。皆非可语于道园之《学古》也。”（《石洲诗话》卷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