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沈德潜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康熙十二年出生。祖父沈钦圻是明末有成就的诗人。沈德潜“年五岁，初识字，先祖教以平上去入之声及反切谐声会意转注”（沈德潜《自订年谱》）。六岁时，沈钦圻对人说，“是儿他日可成诗人”（沈德潜《自订年谱》）。青年沈德潜一方面拼搏于科场，一方面活跃于诗坛。二十六岁，“请诗学于横山叶先生。每篇就，呈横山先生，先生辄曰：工夫到，才力大。尝以及门诗稿数种邮寄新城尚书，新城复书”（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卷五）。沈德潜是叶燮门人，亦曾向王士禛请益，“年三十余，两致书于新城先生，先生亦前后裁书作答”（《小山姜诗序》，《归愚文续》卷七）。沈德潜先后与人结“城南诗社”、“北郭诗社”。科场屡试不中，但作诗颇有创获。康熙五十五年，所作诗刻成《竹啸轩诗钞》十八卷。同时，他在诗歌理论批评方面颇有建树。康熙五十六年，和陈树滋合辑《唐诗别裁》，又两年，编就《古诗源》。雍正九年，著《说诗晬语》。乾隆元年，应博学鸿辞不第。三年，终成举人，“至是共达省门已一十七回矣”（沈德潜《自订年谱》）。第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沈德潜受弘历恩遇，与之多有唱和。有《沈归愚诗文全集》，还选有《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沈徳潜的诗学有很强的儒家色彩，但也有其自家面目。
一诗教阐释
《礼记·经解》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意思是说，去一个国家，那个地方的老百姓所受教化的情况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如果老百姓性情温柔敦厚，大概是诗教化的结果。既然性情温柔敦厚是诗教化的结果，那么诗的内容及其表现应该是温柔敦厚的。《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明确把温柔敦厚和诗的内容及其表现联系起来。他说：“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是《诗》教也。”“《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虽不能说完全符合原意，但也不能说违背了孔子的思想。孔子说过：“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特别是还说过：“《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些说法和所谓温柔敦厚的意思是大致接近的。《礼记·经解》里的那一段话不见于《论语》，孔子是否真的说过，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样，历来人们非常尊崇这所谓“诗教”，并按照孔颖达的注解，把温柔敦厚作为对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基本要求。
沈德潜重视诗教，强调“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诗晬语》卷上），一切诗歌创作都应该遵循。他对《诗经》进行了全面的阐释，认为都是符合温柔敦厚的要求的。他说：“《二南》，美文王之化也。然不著一修、齐、治、化字，冲淡愉夷，随兴而发，有知如妇人，无知如物类，同际太和之盛，而相忘其所以然，是王风暤暤气象。”（《说诗晬语》卷上）又说：“讽刺之词，直诘易尽，婉道无穷。卫宣姜无复人理，而《君子偕老》一诗，止道其容饰衣服之盛，而首章末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语逗露之。鲁庄公不能为父复仇，防闲其母，失人子之道，而《猗嗟》一诗，止道其威仪技艺之美，而章首以‘猗嗟’二字讥叹之。”（《说诗晬语》卷上）“州吁之乱，庄公致之，而《燕燕》一诗，犹念‘先君之思’。七子之母，不安其室，非七子之不令，而《凯风》之诗，犹云‘莫慰母心’。”（《说诗晬语》卷上）“《匏有苦叶》，刺淫乱也。中惟‘济盈不濡轨’二句，隐跃其词以讽之。其余皆说正理，使人得闻正言，其失自悟。”他认为，至于“《巷伯》恶恶，至欲‘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何尝留一余地?然想其用意，正欲激发其善恶之本心，使之同归于善，则仍是温厚和平之旨也。”（《说诗晬语》卷上）这里对所谓温柔敦厚的理解已经有些宽泛了。由此，他讲到屈原的作品，认为“《离骚》者，《诗》之苗裔也。第《诗》分正变，而《离骚》所际独变，故有佗傺噫郁之音，无和平广大之响。读其词，审其音，如赤子婉恋于父母侧而不忍去，要其显忠斥佞，爱君忧国，足以持人道之穷矣。尊之为经，乌得为过？”（《说诗晬语》卷上）
沈德潜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但他毕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学观念并不拘执。他用诗教的标准考察《诗经》、《楚辞》以外的诗歌，看法很宽松。他编《古诗源》，认为唐前古诗，“于诗教未必无少助也夫”（《古诗源序》）。他编《唐诗别裁集》，认为“唐人之诗，有啴谐廉直、顺成和动之音，亦有志微噍杀、流僻邪散之响，由志微噍杀、流僻邪散而欲上溯乎诗教之本原，犹南辕而之幽蓟，北辕而之闽粤，不可得也”（《唐诗别裁集序》），主要从艺术风格上去考察是否符合诗教，而不是一味寻求委婉讽喻之有无。沈德潜对宋诗有许多批评，他说：“宋诗中如‘卷帘通燕子，织竹护鸡孙’、‘为护猫头笋，因编麂眼篱’、‘风来嫩柳摇官绿，云起奇峰涌帝青’、‘远近笋争滕薛长，东西鸥背晋秦盟’，皆卑卑者。至‘若见江鱼应恸哭，此中曾有屈原坟’，则怪矣。‘脚跟头上两青天’、‘月子弯弯照九州’则俚矣”（《说诗晬语》卷下），认为卑俗，不符合诗教。沈德潜说：“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明诗别裁集序》）他编《明诗别裁集》，“得诗十卷，凡一千二百余篇，皆深造浑厚，和平渊雅，合于言志永言之旨。而雷同沿袭，浮艳淫靡，凡无当于美刺者屏焉”（《明诗别裁集序》）。沈德潜编《清诗别裁》，亦“惟祈合于温柔敦厚之旨，不拘一格也”（《清诗别裁序》），都遵循了诗教的标准。
大约在这个时候，沈德潜认为，只要能让人性情温柔敦厚的诗，就都可以说是符合诗教的。这当然不能说违背了《礼记》中孔子相关言论的思想。
二尚格调，辨神韵
唐代是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沈德潜说：“诗至有唐而极盛。”（《古诗源序》）唐诗对后来诗歌影响极大。宋代主要继承杜甫字句律法方面的讲求，以议论为诗。明人则主要继承李杜雄浑的格调。明末清初，钱谦益、叶燮尚宋诗，王士禛则主张王孟神韵。沈德潜喜爱唐诗。康熙五十年，王士禛去世。五十六年，沈德潜与人合编了《唐诗别裁集》，有序说：“德潜于束发后即喜钞唐人诗集，时竞尚宋元，适相笑也。迄今几三十年，风气骎上，人知唐为正轨矣。”唐诗至少有李杜、王孟两大倾向，他是倾向于李杜还是倾向于王孟呢？这不涉及诗教的问题。李杜、王孟，在沈德潜看来，都不违背诗教。
沈德潜尤其欣赏李杜那种雄浑的风格。《唐诗别裁集》凡例说：“是集以李杜为宗，玄圃夜光，五湖原泉，汇集卷内，另别于诸家选本。”“李供奉鞭挞海岳，驱走风霆。”“杜工部沉雄激壮，奔放险幻。”集中推崇杜甫尤多，论其五古：“少陵诗阳开阴合，雷动云飞。”（卷二）论其七古：“为建章之宫，千门万户；为巨鹿之战，诸侯皆从壁上观，膝行而前，不敢仰视。如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蠹毕集。”（卷六）论其七律：“气象雄伟，笼罩宇宙”，“天风海涛，金钟大镛”，“五色藻绘，八音和鸣。”（卷十三）论其五言长律云：“精力团聚，气象克昌，极人间之伟观。”（卷十七）
明前后七子讲格调，主张诗必盛唐。明末以来，人们多有非议，沈德潜虽不无批评，但总体上是肯定的。乾隆三年，沈德潜编选了《明诗别裁集》，认为“永乐以后诗，茶陵起而振之，如老鹤一鸣，喧啾俱废；后李何继起，廓而大之，骎骎称一代之盛矣”（卷三）。李梦阳“七言古雄浑悲壮，纵横变化，七言近体开合动荡，不拘故方。准之杜陵，几于具体。故当雄视一代，邈焉寡俦”（卷四）。“北地诗以雄浑胜，信阳诗以秀朗胜，同是宪章少陵，而所造各异。”（卷五）
乾隆九年，沈德潜开始编《清诗别裁集》。十四年，沈德潜告老回到苏州，不久主紫阳书院。许多年轻人向他学诗，其中七人合刻所作诗为《七子诗选》。沈德潜为之序说：“前明弘治时，李献吉、何仲默结诗社，共得七人，称前七子；嘉靖时，王元美、李于麟复结诗社，亦共七人，称后七子。诗品虽异，指趣略同，岂偶然七子耶？……今吴地诗人复得七子，曰：王子凤喈、吴子企晋、王子琴德、黄子芳亭、赵子升之、钱子晓征、曹子来殷。之七子者，数应偶符，然亦不可谓非闻风而起者也。……七子继起，独能矫尾厉角，骖驾李、何、王、李诸贤，而予以老髦之年，得睹代兴有人，冀以扶大雅之轮也，斯其所辍简而深庆也夫。”（《七子诗选序》）这些人推重明七子，显然是有沈德潜的影响的。吴中七子不久相继登第，后来有的成为著名学者，有的是重要诗人。
还是在为吴中七子诗选作序时，沈德潜特别强调了他对诗的看法，他说：
予惟诗之为道，古今作者不一，然揽其大端，始则审宗旨，继则标风格，终则辨神韵，如是焉而已。予曩有古诗、唐诗、明诗诸选，今更甄综国朝诗，尝持此论，以为准的。窃谓宗旨者，原乎性情者也；风格者，本乎气骨者也；神韵者，流于才思者之余，虚与委蛇，而莫寻其迹者也，譬诸山有山脉，泉有泉源，峙而嶙嶾突怒，流而漾澔渊沦，极宇宙之大观，而揽其金光黛色、澄练浮天，使人目惬心怡，而不能名其所以然，如有神明变化之妙，流行于山水之间。七子者，秉心和平，砥砺志节，抱拔俗之才，而又亭经籍史，培乎根本，其性情、其气骨、其才思三者俱备，而归于自然，故发而为诗，或如巨壑崇岩，龙虎变化；或如寒潭削壁，冰雪峥嵘，何尝沾沾焉模拟刻划、局守一家之言哉？而宗旨之正，风格之高，神韵之超逸而深远，自有不期而合者，犹河山两戒，条分南北，山不同而崚嶒之体则一也，水不同而混茫之状则一也，谓非诗教之正轨也耶？（《七子诗选序》）
这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可以说是沈德潜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所谓“审宗旨”，是指前面说到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沈德潜认为，诗之温柔敦厚与作者的性情有关，所谓“原乎性情者也”。接下来的所谓“标风格”，和他的诗学主张关系最密切。人们每以明七子宣扬的“格调”来概括沈德潜的诗学，认为他主“格调”，其实，沈德潜本人并未特别用过“格调”一词。而这里所谓“风格”，则很接近所谓格调的意思，指高昂雄浑的风貌，和今人所谓风格含义宽泛、指一般审美风貌不同。风格是高昂雄浑的风貌，所以“本乎气骨者也”。“气骨”主要指诗人的气概、坚贞的品格，有时也指作品的风貌，这时大约和所谓风格相当。沈德潜评魏徵《述怀》说：“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唐诗别裁集》卷一）沈德潜经常用风格一词，谈到张九龄又说：“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乃醇。”（《唐诗别裁集》卷一）所以，虽然沈德潜未特别使用格调一词，但用格调说来表述他的诗学还是有道理的。“神韵者，流于才思者之余，虚与委蛇，而莫寻其迹者也”，“神韵之超逸而深远”，这显然是指王士禛的诗学。沈德潜“辨神韵”，认为“譬诸山有山脉，泉有泉源，峙而嶙嶾突怒，流而漾澔渊沦，极宇宙之大观，而揽其金光黛色、澄练浮天，使人目惬心怡”，大约认为风格如山，神韵似水，是两种不同的美。“犹河山两戒，条分南北，山不同而崚嶒之体则一也，水不同而混茫之状则一也”。沈德潜显然倾向于山脉“崚嶒”、“峙而嶙嶾突怒”的风格。“标风格”，一个“标”字，沈德潜表明了对高昂雄浑的崇尚，也宣示了和王士禛神韵说的不同。
此时是沈德潜影响诗坛的时候。乾隆二十五年，沈德潜修订了《清诗别裁集》，“惟取诗品之高”（《清诗别裁集序》），“所选风调音节，俱近唐贤”（《清诗别裁集凡例》），进一步表明了对格调的主张。比如，选张文亮诗，云：“诗得力于杜，有悲壮之声。”（卷一）选彭而述诗，云：“雄豪魁垒，有摩盾横槊之风。”选宋琬诗，云：“时多悲愤激宕之音。”（卷二）选陶澄诗，云：“英伟沉挚。感时伤乱之作，以诗为史，直欲上溯杜陵。”（卷七）选许孙荃诗，云：“激昂悲壮，多燕秦之声。”（卷九）选李因笃诗，云：“诗品似李北地之宗杜陵。”（卷十一）选李必恒诗，云：“诗格之高，才力之大，可久者应让此人。”选沈廉诗，云：“沉郁中复极纵横，颇得杜陵气骨。”（卷二十一）选吴襄诗，云：“诗品亦高，不肯流入三唐以下。”（卷二十五）选钱良择诗，云：“为诗感激豪宕，不主故声。”（卷二十六）选李重华诗，云：“为诗嵚嵚历落。”（卷二十七）
尤其是这一年，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序言开篇将他与王士禛立场的不同明确宣示：“新城王阮亭尚书选《唐贤三昧集》，取司空表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沧浪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意，盖味在盐酸之外也，而于杜少陵所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仞摩天者，或未及之。余因取杜韩语意定唐诗别裁。”
沈德潜晚年对宋诗的态度似乎有一点变化，他说：“愚未尝贬斥宋诗，而趋向旧在唐诗。”（《清诗别裁集序》）乾隆三十三年，沈德潜曾选苏轼、陆游、元好问诗为《宋金三家诗选》，不久他就去世了。其门人陈明善《三家诗选例言》云：“归愚师论诗不拘一格，大要以别裁伪体为主，兹选卷帙不多，而三家诗之卓然有关系者亦采录殆尽矣。”
三诗人与诗法
沈德潜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存诗二千三百余首，他的诗学主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体现。他的诗有不少是“以微言通讽喻”的（《施觉庵考功诗序》），比如《百一诗》写苏州一带赋税之重：“丁粮盛苏松，难与他郡较。供赋民力疲，况复增火耗。……救焚用膏脂，炎炎看原燎。善政利渐复，积弊期迅扫。阊阖一何高，排云听谁叫？”《挽船夫》描写官吏征调役夫为朝廷运输粮食货物：“县符纷然下，役夫出民田。十亩雇一夫，十夫挽一船。挽船劳力声邪许，赶船之吏猛于虎。例钱缓送即嗔喝，似役牛羊肆鞭楚。昨宵闻说江之滨，役夫中有横死人……”沈德潜更有许多格力雄壮之作，比如《登清凉山》：“大江岷峨来，一气混澜汗。群山龙蜿蜒，千里作屏翰。城郭环蝃蜺，烟火逾百万。繁华江左雄，形胜天下冠。六代等置基，纷纷几龙战。真人起淳泗，创业区寓县。……宫阙址已湮，兴替理可见。事往迹恍惚，感来情凄惋。唯有青山色，今古常不变。”
沈德潜考察历来讽喻教化之作，特别是那些见风格的诗歌，联系自己的创作经验，探讨了诗歌创作的理论问题。
首先，诗人方面。
一是要有性情襟抱。沈德潜说，诗之温柔敦厚，“原乎性情者也”，“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已”（《说诗晬语》卷上）。“大抵遭放逐，处逆境，有足以激发其性情，而使之怪伟特绝，强欲自掩其芒角而不能者也。”（《姜自芸太史诗序》）
二是要有气概。沈德潜欣赏“一吐其雄阜浩瀚之气”（《艿庄诗序》）。他说：“有不可磨灭之概，与挹注不尽之源，蕴于胸中，即不必求工于诗，而纵心一往，浩浩洋洋，自有不得不工之势。”（《缪少司寇诗序》）“文以养气为归，诗亦如之。……故欲振荡其势，回旋其姿也。其间忽疾忽徐，忽翕忽张，忽渟潆，忽转掣，乍阴乍阳，屡迁光景，莫不有浩气鼓荡其机，如吹万之不穷，为江河之滔漭而奔放。”（《说诗晬语》卷上）“风格者，本乎气骨者也。”沈德潜讲气概，与其崇尚格调关系非常密切。
三是要有学有才。沈德潜说：“诗道之实其气，在根柢于学。”（《与陈耻庵书》）“古人无不学之诗。李太白，旷世逸才也，而始读书匡山，至十有九年；杜少陵自言所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知古人所以神明其业者，未有不从强学而得者也。自严沧浪有‘诗有别才，非关学也’之语，而误用其说，遂以空疏鄙倍之辞，时形简帙，而原本载籍者罕焉，其去诗道，日以远矣。故诗虽超诣之难，而尤不根柢于学之患。”（《许双渠抱山吟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