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嫁妆中含有舅姑丧服不符合人情、伦理，那么嫁妆中有寿板、棺材则体现出母家对女儿全方位的关怀。广东大埔的嫁妆中，有“新人夫妇百年后所需寿板”②（《民国新修大埔县志》卷一三，《人群志·礼俗》，民国三十二年铅印本）。台湾也有此俗，妆奁中“有供其死后所用之寿板，或用金子制一小棺木模型，其值实符棺柩之价格”③（台北市志》卷四，《社会志·风俗篇》，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８０年铅印本）。在嫁妆中陪送棺木，并不表示女家对婚姻的不满，而恰恰体现出娘家对于女儿的关怀备至。《民国新修大埔县志》原文是这样记载的：“铺排妆奁等物，多者或至新人夫妇百年后所需寿板均备，排列余里”；而《台北市志》为：“嫁妆多寡，视贫富而定。其谓‘全厅面’，即指厅堂需用之椅桌、垫案、神灯、花瓶等具，一式全套齐备。又如妆奁一块田地，以表示分配一份田租。亦 有供其死后所用之寿板，或用金子制一小棺木模型，其值实符棺柩之价格。”①（《民国新修大埔县志》卷一三，《人群志·礼俗》，民国三十二年铅印本；《台北市志》卷四，《社会志·风俗篇》，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８０年铅印本。此外台湾《南投县志稿》（卷六，《风俗志》，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７９年铅印本）中也有陪送“金制棺材”的记载） 我们之所以将原文罗列，是想通过上下文让大家得知陪送寿板或棺材的背景。两种方志所描述的寿板和棺材，都是富裕人家的陪嫁，大埔为“多者或至新人夫妇百年后所需寿板均备”，而台北则只有“全面厅”这样豪华的嫁妆中才包含寿板、棺材。为简便或美观，女家可将此奁物改为金子制成的棺材模型，以示将来可用此金换取真的棺材。富裕之家将生前死后的一切应用物品全部筹备整齐赠送给女儿，唯恐遗漏，以致女儿在婆家受苦。一些妇女单凭借娘家的陪送即可一生衣食无忧，这其中当然包括去世后要使用的物品。此外，寿板、棺材做嫁妆，还与广东、福建一带重陪送的风气有关，当地有谚语云：“有钱嫁女，无钱教子”②（《平潭县志》卷二一，《礼俗志》，民国十二年铅印本），女儿的妆奁陪送必多、种类必全，以致丧葬用品也都包括进来。
２反映儒家文化的嫁妆
清代奢靡之风盛行，严重影响到人们的婚嫁习俗，许多地方陪嫁，富家以“丰奢为荣”，中等以下家庭“相率效尤”，婚礼中弥漫着浓重的铜臭味。针对这样的社会风气，不少士人不以为然，不随波逐流，坚持用俭朴淡雅的方式陪送女儿嫁妆。
故宫博物院现藏有郑板桥的一幅兰花作品，是他当年赠送给女儿的嫁妆。画上题有诗一首，并有落款：
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
最惭吴隐奁钱薄，赠尔春风几笔兰。
乾隆戊寅，板桥老人为二女适袁氏者作
可见，这是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郑燮于次女出嫁时所作，用此画和画中的春风兰花作为女儿的嫁妆。诗中的“吴隐”系《晋书·良吏传》中所载的吴隐之。吴隐之为官清贫，女儿出嫁时，“婢牵犬卖之，此外萧然无办”①（《晋书》卷九十，《良吏》，２３４３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郑板桥一方面认为，自己与吴隐之一样的两袖清风，不能给女儿丰厚的嫁妆；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以春风、幽兰嫁女比起吴隐之的“卖犬嫁女”又要雅致得多。
据说诗人袁枚也有类似的行为，其小女儿出嫁时，袁枚除陪送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外，又赠《嫁女词》一首： 姑恩不在富，夫怜不在容。但听关雎声，常在春风中。②（参见《名人嫁女趣话》，载《江淮文史》，２００１（１）） 勉励女儿不要在意财富和美貌，要有宽阔的胸怀和高雅的情趣，这也是袁枚送给女儿的精神财富了。除了诗画作品外，还有以书籍做嫁妆的，一些书香门第女儿出嫁，备办其他嫁妆的同时也会准备一些书籍，供女儿婚后阅读。由于清代许多士人家庭也送女孩读书识字，她们在出嫁之前就有阅读书籍的习惯，父母陪送一些书籍，一方面鼓励她们继续学习、知书达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家庭的文化特色。据说思想家王夫之和文学家蒲松龄都曾以自己的著作《读通鉴论》、《尚书行义》和《聊斋志异》作为女儿的奁赠。③（参见《名人嫁女趣话》，载《江淮文史》，２００１（１））
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山东学政阮文达迎娶曲阜孔氏为妻。孔氏乃孔子七十三代长孙女，为“昭字辈衍圣公孙女、宪字辈衍圣公女”，名璐华，自号“唐宋旧经楼”。在儒家文化备受推崇的清代，孔府嫁女无疑是一件盛事。阮孔婚礼于杭州举行亲迎仪式，“以钱塘门外为公馆”，“礼仪舆服，隆于一时”，“杭城内外士民妇女观者以数万计”。有人赋诗云：“压奁只用十三经”③（参见徐珂： 《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０５４页；瞿兑之： 《杶庐所闻录》，３６页。由于阮孔婚礼“当时以为盛事”，许多书籍都对此有记载，据《杶庐所闻录》载，《雷堂庵弟子记》和《履园丛话》等书也有详细记录）。孔府是儒家文化的标志，同时也是贵族大地主的典型，而阮文达于乾隆末年任山东学政，嘉庆元年“以阁学督浙学”，也算得上达官显贵，在这样盛大的婚礼中，孔氏的嫁妆之丰厚可以想见，当然不会只有一部《十三经》。然而相对于嫁妆中的其他财物，这部《十三经》却为时人所瞩目，它映衬出阮孔婚姻的文化品味，体现出孔氏嫁妆的与众不同之处。
清末，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嫁妆更加丰富多彩，一些陪嫁物品是前人所没有、也不可想象的。譬如河南某观察员丧偶，续娶一女学生。女方送嫁妆时，只有“一亭”，亭中“置其毕业文凭”，舁而过市。“人有视之者，则一初等女小学堂之文凭也。”①（汪康年：《穰卿随笔》，１３７页） 以初等小学的毕业文凭作为嫁妆，一方面体现出女方对于文凭的重视和骄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晚清女子教育的发展状况，可谓具有时代文化色彩的嫁妆了。
在前文讨论嫁妆的种类时，我们没有提及诗画作品或者书籍、文凭等，因为这些的确不是清代嫁妆的主流，只有少数的书礼之家如此陪嫁。但是，这些陪嫁物品为清代的嫁妆增添了不少色彩，我们在研究嫁妆时不应将其忽视。
３反映生育文化的嫁妆
在“男女之大防”的传统时代，女子在婚前所接受的都是三从四德、“无才便是德”等教育，要她们学会恭谨、服从，而对于“性”往往一无所知，这就需要母亲在结婚前夕对女儿进行性教育。但是，这种母女之间的交流也往往难以启齿，许多地方利用嫁妆中的一些物品暗示女儿夫妇之义。比如民间木版印制的“嫁妆画”在清代很普遍和流行，它是一卷教授初婚男女性知识的图画，父母将这卷图画放在女儿的嫁妆中，女儿看了图画自然明白，省却了婚前的“难以启齿”。除“嫁妆画”外，还有其他的许多类似物品，比如一种瓷器称为“压箱底”，“外形多作水果状，有盖，内藏一对呈交合状的男女。平时，人们把它放在箱底以辟邪，到了女儿出嫁前，母亲把‘压箱底’取出来，揭开盖以示女，让她体会‘夫妻之道’”①（刘达临：《浮世与春梦》，２９１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２００５）。
人们更多地通过一些更加委婉的方式来表达性和生育的含义。比如，许多地方婚礼中都有此类行为：新娘到达男家后，奉上面条、水饺、饽饽等食品（以各地习俗而不同），食物故意没有做熟，然后问新娘：“生不生？”新娘回答：“生。”即皆大欢喜。再如山东博山、临淄一带，妆奁内必多藏枣、栗等果品，以取“早立子”或“早利子”的谐音，表达了人们对于婚后早育、多育的期盼②（参见《博山县志》卷四，《风俗》，乾隆十八年刻本；《临淄县志》卷一五，《礼俗》，民国九年石印本）；直隶武安在抬送嫁妆时，“并有抬花子数升者，盖取多子之义”，也是这个含义③（参见《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４６２页）。
福建、浙江等地的嫁妆中，子孙桶为必不可少之物。“子孙桶” 即马桶，并非雅物，但是由于其名称吉利，有“多子多孙”的含义，遂成为嫁妆中的必需品。台湾基隆，抬送嫁妆时一定要用子孙桶殿后，体现出其在嫁妆中的特殊位置。④（参见《基隆县志》第十一篇，《风俗篇》，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９年铅印本）此外，杭州婚姻习俗中有“包房”一说，即“女家不发妆奁，由男家代备箱笼桌椅等物”，筹备好之后，“先一日送往女家以便装置衣服”。这是针对女家无力办妆的一种应对措施，但是，“包房”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有嫁妆男家都可以筹备，“惟子孙桶男家不备，必须由女家送来也”，取新妇给男家带来多子多孙的含义，也体现出人们对于生育的重视。
湖南嘉禾习俗，陪送嫁妆以被褥为重，“凡奁尚被褥，谓之‘铺陈’，有多至九者，分为头扛至若千（干）扛”。之所以称“扛”，是由于“铺必以枞荐卷之，二人以木舁之”，扛送至男家。富家扛数众多，但以头杠最为重要。头扛的抬行者“必父母俱存之童子”，因为所扛内容为“鸳鸯被”。挑选父母俱存的男童来扛送鸳鸯被，其含义无需多言，还是盼望早日生育男儿。①（参见《嘉禾县图志》卷九，《礼俗》，民国二十七年刻本）
中国传统社会，婚姻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生育后代承接宗族香火，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婚姻的这一目的也充分体现在嫁妆之中。
（第二节 嫁妆的提供者与陪送方式）
清代，嫁妆一般由父母为女儿筹办，并通过一定的仪式送到婆家。除父母外，嫁妆的提供者也可能是家庭的其他长辈、亲友，甚至是当地的官员、豪侠等，而陪送嫁妆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一、嫁妆的提供者
从清代的史料来看，大部分女性的嫁妆是由父母提供的，因为为子女完婚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母的责任，他们有权决定子女的婚姻大事，而儿子成婚需要的聘礼，女儿需要的嫁妆也都由父母置备。女儿出嫁时，但凡稍有能力的家庭都会为其置办一份体面的嫁妆，即所谓的“奁妆丰盈，父母常情”②（《巩县志》卷七，《民政·民俗》，民国二十六年刻本），此处无需赘述。除父母外，亲友、拟制的亲属、夫家等都可能成为嫁妆的提供者。
１ “添箱”礼
清代许多地方都有“添箱”的习俗。“添箱”，也称“填箱”、“添妆奁”、“助奁”、“添房”等，即在婚前由女家亲友赠送部分生活用品，作为嫁妆。
添箱礼可以为衣料、刺绣、食品等，也可以是金钱，礼物的丰俭“以谊之亲疏而定”①（《武安县志》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４６２页），越是近亲礼物越贵重，像外祖父母这样的重要亲属“有自添一担箱者”（兴宁）②（《兴宁县志》卷五，《风土志》，光绪元年刻本），或“衣饰则仅见外母家”（嘉禾）③（《嘉禾县图志》卷九，《礼俗》，民国二十七年刻本）；而亲戚越疏远礼物则相对越轻微。对于亲友送来的添箱礼，女家要“书于柬，曰‘奁仪’”④（《江津县志》卷十一，《风土志》，民国十三年刻本），即将何亲友送何礼物清楚地登记在册，以备将来对方家庭嫁女时予以相应的还礼。也有的地方要对添箱礼即刻回复，如嘉禾于亲友添箱（当地称为“妆嫁”）时当即“答礼”：“凡女家于妆嫁必答礼”，答礼用“红绳、盥巾、女花帕”等物，“红绳市购，巾帕自织”，“有耗至千数百端者”⑤（《嘉禾县图志》卷九，《礼俗》，民国二十七年刻本）。以千百计的红绳巾帕答礼，无疑给女家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但也从中反映出添箱的亲友之多，礼物之盛。
“添箱”所赠的金银可用来置办新妇婚后所需的生活用品，其他物品则作为嫁妆的一部分，由女儿从娘家带到婆家，多用于婚礼之后分送婆家亲友。在敬宗收族的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家庭遇有婚嫁大事，族内众多家庭、亲友皆来相贺，这就需要大量的礼物分送馈赠，方为不失礼。如湖北黄安，成婚“次日行堂见礼，拜天地、祖先、尊长，出奁物分送家人”①（《黄安县志》卷一，《地理志》，光绪八年刻本）；广东东莞、新宁、茂名等地将分赠给亲友的奁物称为“荷惠”，新妇“次日见舅姑、亲属，献币帛、帨履，曰‘荷惠’”②（《东莞县志》卷九，《舆地略·风俗》，民国十六年铅印本；《新宁县志》道光十九年刻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８２１页；《茂名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光绪十四年刻本）；浙江《路桥志略》记载，当地新娘拜见舅姑之后，“复以被褥、鞋帽等物馈送舅姑及亲属，曰‘分妆’”，并说：“吾乡婚嫁仪节虽太觉繁重，然告朔饩羊之礼犹有存者，惟分妆、送礼二事最为糜费。分妆，须由新妇母家预备被褥、衣料、鞋帽、杂件分赠亲戚与婢仆，且及婢仆之相熟者。以分妆之丰啬为体面之荣辱，而女家之贫乏者或因此而影响及于婚姻问题焉。”③（《路桥志略》民国二十五年杨绍翰排印《崇雅堂丛书》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８５８页） 上至公婆，下至婢仆都要分赠礼物，使得“分妆”成为婚礼中最为繁琐、靡费的事情，当然，也是婚礼中重要的仪式之一。如果此事处理不当，很可能引起婆媳、妯娌、亲友之间的口角，以至影响到婚姻问题。而“分妆”所需要的贵贱不一、数量庞大的礼物，仅凭娘家很难备办齐全，一般而言，除婚后送给舅姑等重要亲属的礼物由娘家甚至新妇本人认真准备外，其他分送较疏远亲友的礼物大部分来自“添箱”。譬如湖南辰州“嫁女用嫁履盈筐，庙见后以送其夫族”④（《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９册，《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六，１１４４页）。亲友“添箱”的礼物虽然算不上贵重，如上表中，嘉禾县“添箱”，“率以片糖、烟叶，片糖以备婿家吃糖茶，烟叶以备新娘馈客烟也”⑤（《嘉禾县图志》卷九，《礼俗》，民国二十七年刻本），以及其他诸如鞋子、巾帕等物，许多都是女家准备不及的细小物品，“添箱”礼尽管不是嫁妆的主体，却是对父母所筹备嫁妆的重要补充，在婚礼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２亲属提供嫁妆
除父母外，兄长、叔伯等近亲也是女性嫁妆的主要提供者，特别是在那些父母已经过世，或者父母虽在却老迈病弱没有经济能力为女儿提供嫁妆的家庭，嫁妆多靠近亲提供。如清代名臣骆秉章之妻金氏，嫁妆十分丰厚，骆秉章正是凭借妻子的财力和金家的经济支持而功成名就。金氏的婚姻大事由其兄长决定，嫁妆也是由兄长提供的①（参见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０７７页）；再如曾国藩之女曾纪芬共有三千两银子的嫁妆，其中一千两为叔父曾国葆的遗产，则是叔父提供了纪芬的部分嫁资②（参见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１９页）；清人龚炜之妻自幼失母，其父托孀姑王夫人“训育之”，“夫人爱之甚，临没亦授产五十亩”，龚妻的奁田由姑母提供③（参见龚炜：《巢林笔谈》，２３页）。
除具血缘关系的亲属外，还有一些拟制的亲属，如义父母，也是嫁妆的提供者。如郑成功的母亲翁氏被日本国王认为义女，其“妆奁甚盛”，由日本国王提供。④（参见《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台湾外记》，７３页，台北，大通书局，１９８７） 光绪年间，某道监察御史阎锡龄，为子娶木商女，“女曾认某福晋为义母”，迎娶时，“妆奁多至百余起，璀璨耀目，半为福晋所赠，远近争羡艳之”⑤（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１０８页）。江夏陈芝楣，原聘商人之女，后父亲去世，家境贫困，“乃奉母命至江宁，贷于外舅外姑，供秋试赀”，不料“商拒之，且迫使退婚”。名妓李小红“悯之”，“慨赠五百金，劝回鄂乡试，且与订婚约”。明年，陈芝楣“成进士，中探花”，“商女忿，郁郁死，而商亦大悔”。为表示补救，商人将妓女李小红赎出，“为义女”，并“浼人为媒，奁赠十万金”⑥（同上书，２０７６页）。
３男方家庭提供嫁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