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同样能够看到超越自身文化的东西。我可以看到自己能在什么地方做出贡献，因为我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我可以看到自己所能带来的影响，我可以看到自己并不是环境的受害者，而是未来的创造者。
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那些真正可以看到自我的人是理解这种创造性悖论的——他们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他们不会混淆心像地图与实际地形。他们知道自己既有盲点，又有无穷的潜能。因此，他们可以同时保持谦虚与自信。
大多数冲突源于对自身悖论的肤浅理解。过于自信的人缺乏自我意识，他们意识不到个人的视角总是有限的。他们固执己见（“我就知道我是对的”）。他们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并且常常会给别人带来伤害。而且，那些沉浸在自身局限性里的人会变得过度依赖别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无法贡献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将其称为创造性悖论，是因为只有那些承认自己未寻找到答案的人，只有那些认识到自我潜能的人，才有寻找答案的勇气和信心。正如人工智能研究者埃利泽·尤德考斯基所说：“获得第3选择的第一步，是下定寻找第3选择的决心。”
我的儿子戴维一生都在寻找第3选择，以下是他对第3选择的认识：
第3选择是所有合作的基础，它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思维方式。父亲将它根植在我的头脑里，这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进大学的时候我想选班，然而我听到的是：“抱歉，我们招满了，不能招你了。”于是我去找父亲谈话，问他该怎么办。他说：“不要放弃！想想第3选择。如果他们说没有位子了，告诉他们你会自带凳子或者站着听课。告诉他们你无论如何也要进这个班。告诉他们你知道有人会中途辍学，而你比他们坚定，并且你会兑现自己的承诺。”最后我成功进了那个班！
小时候我认为“第3选择”的概念是极端大胆而狂野的。但在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我发现，只要坚持不懈地寻找方法，就可以把事情做成。
一次我的健康课考试考得特别差，老师的期末考题难得离谱。于是我跑去问父亲：“我该怎么办？我的档案上不能出现这样的成绩啊。”他告诉我去找教授谈谈，找出一个得A的办法。于是我去找了老师，对他说：“的确，我像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考得很差，但是一定有我能考得更好的办法吧。”他当然拒绝了我的要求。但我一直坚持着，最后他终于问我：“你平时都做什么运动？”我告诉他我是田径队的赛跑运动员。他说：“如果你能在55秒内跑完400米，我就给你个A–。”当时我跑400米的成绩是52秒——显然教授对“快”的理解已经落伍了。我让朋友帮我计时，轻轻松松地跑到了52秒，以“A–”的成绩结束了这门功课。这也是一个关于坚持与争取第3选择的例子。
因为我在“一直寻找第3选择”的想法下长大，寻找第3选择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不是要固执己见、惹人不快或令人生厌，但我不会轻易接受“不”的答案。第3选择永远存在。
戴维的经历是一些简单的例子，它们告诉我们怎样才能看到内心“第3选择”的种子，但他同时也告诉我们如何通过改变固有文化思维来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
最重要的力量
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文化条件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中，每个故事都有开端、情节与人物，甚至可能还有英雄和恶棍。无数次要情节构成主要情节，叙事中有关键的转折点，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就是冲突。无冲突，无故事。每一个伟大的故事都以某种类型的斗争为开端：英雄斗恶棍，与时间赛跑，人物良知的挣扎，对抗自身极限。我们暗中将自己视为故事中的英雄（在某些黑暗、深刻的环境中将自己视为敌人）。“两种选择”思维者扮演着与对手斗得难解难分的主人公角色。
但在故事中还有第3种声音——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棍，而是讲述故事的旁白。如果我们有真正的自我意识，那么我们会意识到，我们不仅是故事中的人物，还是故事的讲述者。我们不仅是故事中的人物，还是写故事的人。
我的故事只是更大的故事——家庭故事、社会故事以及整个文化故事——的一部分。或许我对这些更大故事的进程影响有限，但是我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自己故事的进程。我能自由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新闻记者戴维·布鲁克斯对此有着充满智慧的评论：
虽然我们无法控制很多东西，但我们对自己的故事有一定的控制力。我们会有意识地讲述一个可以解释世界的故事，个人责任便包含在选择和修改故事主要情节的过程中。
我们选择的故事帮助了我们，反过来也解释了世界。它们指导我们重视某些东西而忽视其他东西。它们引导我们辨别某些东西为神圣的，而其他东西是令人作呕的。它们是塑造需求和目标的框架。因此，尽管故事的选择看起来笼统而复杂，但它们的威力不容小觑。我们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力量，就是选择透过什么样的镜头来看待现实。
我的儿子戴维常常讲他在大学班级里自带凳子上课的故事，他用这个例子来证明第3选择思维的简单和强大。但在更深层面上，这个小故事是他讲给自己听的大故事（他不是受害者，他没有局限于两种选择思维，他对布鲁克斯所说的“主要情节”管理良好）中一个重要的陪衬情节。
在生活的情节冲突中，我们不仅仅是剧中“角色”，还是决定故事情节如何展开的讲述者。我遇到过许多缺乏这一简单认识的人，他们被困在可怕的冲突中，似乎无力改变自己的故事。我看到许多冲突中的夫妻，他们宣扬着自己对付恶棍时的英雄主义，却忽视了他们不仅身在故事中，还是故事创作者的事实！他们断言彼此不再相爱。当我指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还是可以自由地爱上彼此的时候，他们惊讶不已。“被爱”是纯粹被动的，而“爱”则是积极的——它是一个动词。“感觉”的爱是“动词”的爱结出的果实。人们有能力去为对方做有爱的事情，正如他们有能力去做对对方有害的事情一样。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别人——在撰写剧本。
前面说过，生活就是故事，每个故事都有开端。同样，故事还有过程和结局。大多数人都处于过程中的某个位置，我们还要决定故事该如何收尾。
“第3选择”永远由自身开始。它由内而外，来自内心深处，来自自信与谦虚。它来自使人们能够以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衡量自身成见与偏见的自我意识。它来自人们对书写自己故事的认可以及在必要时重写故事（因为人们都想有完美的结局）的意愿。
深入思考一下。如果你置身于冲突环境中，问问自己以下问题：
·我的故事是什么？我需要改变剧本吗？
·我可能会在哪里出现盲点？
·我的文化程序如何影响我的思维？
·我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我的假设都成立吗？
·我的假设在哪些方面不完善？
·我为自己真正想要的结果——故事的结局——付出努力了吗？
思维模式2：我看到你
第二步思维模式：视他人为人而非物。
当我们审视别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看到一个独立的个人，还是看到了年龄、性别、种族、党派、宗教、残疾、国籍或性取向？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位“群内”或“群外”的成员？还是真的看到了每一个多样的个体所具有的特性、能力与天赋？
或许我们对他们的理解不像我们了解自己的思想那般深入，或许我们会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甚至偏见。
我们跟别人打交道时，他的“装模作样”或惺惺作态我们都知道。问题是，我是这种人，还是真正真诚地尊重他人的人？
“我看到你”思维模式与传统的“我对你有成见”思维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记住，我们的认知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决定着我们的结果。
“我看到你”思维模式关乎基本的人格问题。它关乎人类的爱、宽容、包容与诚实。带着“我对你有成见”的思维模式，我无法有完全的信任，无法发自内心地像维护自己的利益那样维护你的利益，这种情况下，第3选择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我审视你的时候，我只看到了“一方”的代表。可能我对你采取的行为是正确的，但我不会真正将你当作一个人来尊重。
我之所以称“我看到你”是有效的思维模式，是源自从非洲乌班图人的智慧中获得的领悟。在他们的文化中，人们用“我看到你”来相互问候。说“我看到你”的意思是“我承认你独特的个性”。换句话说，也就是“我被你的人格所吸引，并与之密不可分”。这正是乌班图精神所在。
“乌班图”很难翻译，它的意思有些像“人性”，但更为复杂，表示“一个人依赖他人而成为一个人”。健康专家伊丽莎白·莱瑟是这样解释的：“我需要你成就我，你需要我成就你。”举个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来自非洲的独特概念，比如“玛丽有乌班图”这句话的意思是，玛丽是一位众所周知的关爱、关心他人的人，她忠实地遵守所有社会职责。但它还有言外之意：如果没有乌班图，玛丽就不会知道自己有多漂亮、聪明和幽默，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她才能了解自己的个性。
理解乌班图的另一个方法是理解它的对立面——成见。成见就是排除使我们成为独立个体的事物。我们会说，“哦，他是一名销售人员——有闯劲儿，有上进心”，“她是那种自私的人——总想让所有事情都围绕她转”，“他是A型性格”，“她是那种一门心思想当CEO的人”。这表示我们没有将这些人视为个体，而仅仅把他们归为一类。
在乌班图精神里，所谓真正地看到别人，指的是乐于接受只有他才能带来的馈赠：他的天资、智慧、经验、学识以及独特的视角。在乌班图社会里，行者无须携带装备，在路上邂逅的人们会给予馈赠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些有形的馈赠仅仅是自我馈赠的象征。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自我馈赠或低估它的价值，那么我们就不会再自由地受益于彼此的天赋。
当我们看不到彼此时，我们会失去什么？在阐述乌班图的含义时，加利福尼亚州沃茨市行道树多元文化基金会负责人奥兰德·毕晓普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当前的文明已经掠夺了人类的自由，不是因为一种文明压制了另一种文明，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视觉意义的想象，也就是无法体会这种内在能力的真正含义。”
乌班图精神是第3选择思维必不可少的。在冲突环境中，只有当我不将你视为对立的象征时，我才有可能与你达成协同。乌班图精神不只意味着我要在行为上表现出尊重你，它还意味着我的人性与你紧密相连——如果我做出贬低你人格的行为，我也会贬低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当我把你贬低为“物”的时候，其实也在对自己做着同样的事情。
前不久，一位朋友沿着城市街道行驶，碰到一位摩托车司机向她鸣笛并挥手。她想可能是自己的车出了什么问题，于是放慢了速度。然而那位司机加速开近后，却用污言秽语朝她大喊大叫，谩骂某位政客，还差点儿将她逼出车道。后来她才想起来，她在车尾贴过一张这位政客的车尾贴。在那位愤怒的司机眼中，她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东西，一张车尾贴，一个令人憎恨的标志。
这个愤怒的人贬低了我朋友的人格，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同样贬低了自己的人格。他可能有房子、工作和家庭——那里可能有爱他的人。但是在那一刻他失去了人格，变成了某种思想体系的傀儡。
这种贬低他人人格的做法——我们往往称之为成见——始于自我内心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也是冲突开始的地方。心理学家都知道，大多数人记住别人负面的东西往往比正面的东西多。“我们要求人们为他们的不良行为负责，却不能对他们的良好品行给予肯定。”著名心理学家奥斯卡·耶巴拉如是说。他认为造成这种心理的原因是，以负面眼光看待别人令我们有优越感。耶巴拉发现，当人们开始以健康、现实的心态尊重自己时，负面记忆就会消失。这正是“我看到自己”发生在“我看到你”之前的原因所在。
“人”不是“物”
大哲学家马丁·布伯在他的著作《我与你》中指出，我们之间往往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以“它”来表示，而人是“你”。如果我把“人”称为“它”——一种为我所用的事物，那么我也就变成了“它”，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台机器。“我与它”之间的关系跟“我与你”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仅被设想为‘它’的人类……与活生生的人毫无共同之处。”布伯说，“如果一个人任由‘它’掌握控制权，那么不断膨胀的‘它’将会肆无忌惮地剥夺真实的自我。”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将他人贬低为“物”来更好地控制他们。于是，公司给员工起了一个可笑的称呼——“人力资源”，好像他们只是资产负债表上与税收或应付账款一样的负债。因此，虽然大多数组织里的大多数人拥有远远超过工作所要求的创造力、聪明才智、理解力和天赋，他们却仍旧仅仅被视为执行工具。将人视为物的机会成本非常高昂。资产负债表无法显示出，员工未被充分发挥的能量与潜力有多么惊人。
相反，布伯认为：“如果将一个人视为‘你’……那么他便不只是‘物’了。”
布伯之所以使用“你”这种措辞，是因为它不仅意味着表面上的尊重，还能唤起人们对他人由衷的尊敬。它意味着亲密、坦率与信任。将他人视为“物”则意味着漠然与疏离，助长自私自利的心态。
对那些不存敬畏之心的人，我深感悲哀。理解他人——不带控制或操纵的欲望——是神圣而美好的。卡尔·罗杰斯详细描述过这种体验：
我所知道的最令人满足的一种感觉……是我像欣赏落日一般欣赏一个人的时候。如果让人们顺其自然，他们就会像落日一样美妙。事实上，或许正是因为我们无法控制落日，我们才能真正欣赏它。当我在一个又一个黄昏欣赏落日时，我不会说：“右边的橙色要再柔和一些，底部的紫色要再深一些，云彩上要再多加一些粉色。”我不会这样做。我不会试图去控制落日，我只会心怀敬畏地观看它的变幻。
丧失对他人的敬畏感，可能是人类最大的悲剧之一。
1964年，自由战士纳尔逊·曼德拉在与世隔绝的南非罗宾岛开始了长达27年的服刑生涯。作为一个年轻的黑人律师，他一直在反抗压迫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一千次的轻视，一千次的屈辱，一千次被遗忘的时刻，激起了我的愤怒、叛逆以及与囚禁我的人民的制度做斗争的欲望。”他解释道。在监狱里，他有了更多的体会，他起初的仇恨变得更加强烈。
然而渐渐地，曼德拉的心态发生了改变。他出狱多年以后，我对他进行过一次私人访问。我问他：“你用了多长时间，才克服自己对那些折磨你、侮辱你的狱警的仇恨？”他回答道：“大约4年。”我问他心态改变的原因，他说：“他们会谈论彼此的亲戚、家庭，然后我开始意识到，他们也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