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传入中国，到了唐代教派林立，独有禅宗勇于自我革新，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成为一枝独秀，跨出国门，蜚声世界。
禅宗一门，为我国佛教之一革新派，旨在传佛心印，皆令自求、自行、自解、自悟，自心是佛，彻悟自心是圣。禅宗的“禅”，是一种人生体验和主观意境，经过了革命性变革。它是中国特定历史的产物，是对佛教包括自身渐次全面革新，具有社会运动性质。
革新，意味着对旧事物的革除，革故鼎新，由量变到质变。重大变革，使事物从旧质到新质产生飞跃。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全在于他的自我革新精神。他不愿当统治者，去学习各种思想流派，寻师访道。得道后又离经叛道，另立“缘起论”，认为万物都处在因果链中，互为条件，具有辩证观点，且有无神论倾向。他构成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很受大众欢迎。禅定就源于释迦牟尼，他将种种禅法梳理，进行“扬弃”，即革新。他放弃了师事婆罗门教的六年苦修，自己去尼连河畔菩提树下修行坐禅，达到彻悟，证得无上正觉。弃旧革新，他开创的佛教为依禅出教。勇于革新自己的人，才有光明人生，不朽之伟业。
革新，是事物自我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要求。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事物就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那些不适应事物发展要求，约束、阻碍定会被冲破、打倒、推翻，为新生所替代。禅学运动是革命的，是反印度禅，打倒印度原始佛教的一种革命。中国禅从公元7—11世纪，摒弃了旧的繁杂修习方式，只从智慧方面求其大彻大悟，解放、改造，创立了自己的禅宗。从奴仆地位站起来，外在的佛和佛法被推倒，自立主张，把自己看作与佛平等。认为成佛之道全在自己心中，“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反对耽于名相的“革新”精神，接近平民，颇能取得人们信仰，贡献非常巨大。
《坛经》的特点之一，是它的革命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对经典的极大反叛。反对从外表形式去崇拜佛陀，是认识上的一大革命。把皈依重心转向“自心、自性”，重视现实人生之心性修养，在家出家皆可参禅，拓展出了最大修行空间，独具一格。
要革新，首先要打破禁锢的精神枷锁，把自己从烦恼中，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佛经繁杂，文辞琐碎，义旨晦涩暗昧。中国僧徒最初越讲越难懂，注释越多越臃肿，学人越学越迷糊，使人头脑僵化，束缚手脚。禅宗摆脱了文字经教的桎梏，绝不因循守旧，大胆扬弃，尤为简易。鄙弃奴仆面目，自立宗旨，把人们引向现实人生中实现超越现实的目的，境界一新，故为之风靡。佛教在中国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既讲出世又讲入世，并将二者统一起来。六祖革命的根本特点，不仅仅在于“即心即佛”，而在于把传统佛教的“真心”变成当前之人心。慧能力主顿悟，不假外力，是一创举。他认为佛性本具足，自心是佛，不把佛祖视为威严神圣，受各阶层欢迎。顿悟成佛构建了中国佛教思想体系特色，是中国佛教史上实质性重大变革。禅宗展示出宏阔目标，到后来走出国门，遍布世界。
毛泽东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他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使这符合中国国情，把佛陀和佛法从虚无缥缈的上天拉回到人民群众中。他缔造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社会各界欢迎的中国禅。”
随着时代的推移，中国禅宗在革新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以矫健的步伐不断迈上新台阶，为世人所称颂，显示出无限生机。
戒律，是释迦牟尼为规范僧众集体生活，修炼身心性命所制定，多有不符本国国情。晋·道安法师是第一位依律而订僧制的，“师徒数百，斋耕不倦”，“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北魏文帝还制订了《僧制》47条，开拓了寺院规范立法权，有了适合自身情形的规章制度。禅宗提出“无相戒”，以自性为中心，皈依自性三宝，化他律为自律。“革律为禅”，是六祖独创，禅宗独有的戒规。
据《高僧传》载：魏晋时期的沙门，依师为姓。道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改为释姓，僧尼逐渐采用，沿袭至今。僧人进宫，袒露右肩，不以为善，后魏之时改穿褊衫，到了隋唐时期大为流行。印度、泰国僧人至今不事劳动，托钵化斋，靠大众施舍生存。禅宗更为重视自力更生，改革寺院与社会结合，农禅并重，僧徒靠劳作过日。唐代中期，怀海制订出《百丈清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自己身体力行，带头参加劳动。
禅定方面，在印度“定”是基础，慧才是目的。《坛经》中则说：“定慧一体，定是慧之体，慧是定之用。”由单一的静坐，扩大到行、住、坐、卧皆可入禅，把程序森严的印度禅法一棍打倒，彻底推翻。把“证”改为“悟”，把禅对“证”的追求，改为对“悟”的追求；将“心性”归结为“觉”（即悟）；将人生体验和主观意境凝结为禅，用以指导生活；强调自性自度，自修心自养生。
中国古代各种思想潮流，皆重孝道，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孝道的延展。为要适合中国民情，禅宗要以“孝道”来获取声誉，对印度佛教进行大力改造。将《盂兰盆经》中，释迦弟子目连入地狱，救拔饿鬼之身的母亲的故事大肆宣扬，在民间努力营造孝道之气氛。“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不忠、不义、不孝、不智，非佛弟子”。宋代著名禅师契嵩著有《孝论》，说“圣人之善，以孝为先”。“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讲孝、行孝，构成中国佛教一大特色。这对和谐家庭，和谐社会，起到莫大作用。于当今，仍须大力倡导。我们的海外华人，在孝道方面令人钦慕。
禅宗在方法上，主张让学人产生疑情，由自己去想；不说破，自己从中去体悟；做出暗示，让自己去思虑、醒悟；打破教条，即境示人，撇开正面论证，越过正常逻辑思维，直探生活和思想本身的矛盾。“自性迷即众生，自性悟即佛。”于学人，这种方法的革新，施教者皆可借鉴。
禅宗既汲取佛典、经教中的“文学”精髓，又摆脱其束缚，以革新精神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尤以禅诗、禅画、佛乐最为典型，广为流传，超越了时空，将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至今选入课本的《嗅梅》（唐·女尼无尽藏）一诗：“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寓意道在自心，不假外求。又如著名居士王维《鹿柴》一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他充分表达了“空”与“寂”的禅意和禅境。禅文化，吸引了不少海外求学之士，传播世界。
禅的另一功绩是对自然美的发现，开拓了自身对自然的欣赏和感受。青原惟信禅师说，未曾体验“空”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体会到“空”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把自己投入到山的怀抱时，“山，才真正是山”。大自然直接提供的境界，使禅的观念延伸到了自然界，成为禅者们的另一种追求。如谢灵运的“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陶渊明、白居易、王维、苏轼等等居士和大诗人，以及高僧大德们在禅诗中都体现出了这一点。比如宋代高僧契嵩的《书南山六合寺》：“青葱玉树接溪岑，台阁凌虚地布金。行到白云重叠处，水声松韵淡人心。”淡化世间名利，向自然人生回归，天人合一，正视环保，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又一重大转变。当今勃兴的旅游热，就是由观光升华到一种精神境界，去欣赏自然美。是否领悟到禅境、禅意，全在于学养和内心。
总之，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自然观、审美观，或多或少皆受禅宗影响。
现当代的中国佛教，90%以上为禅宗派脉，革新的着力点是从殿堂走向人间。《坛经》有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释迦牟尼就是在人间成佛的，学佛就是学习他的遗教，升华自己，做个品格高尚的人，在平常生活中就可成佛。
中国佛教继承了印度佛教的根本精神，有着“普度众生，自觉觉他”的人生观；融合了传统文化思想习俗，有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印度佛教肯定人生是痛苦的，回避了造成痛苦的社会根源。人间佛教的主要之处，在于以社会人生为本位，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人类生活质量改善和道德水准的提高，实现开放。经太虚大师、印顺大师、星云大师及赵朴初居士等大力倡导与实践，日益深入人心。
太虚大师17岁出家，于民国年间率先提出人间佛教。他力主精简典籍传授，取其精华为己用，在继承基础上有所创新。以佛化道德规范在家信众，净化人生，影响到民间，达到改善社会、政治、风俗的目的。他办学院，派弟子到国外留学，培养革新的种子撒向全国。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西方科技文化的涌入，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有所倾斜。某些寺院对新出家的把关不严，部分僧侣素质不高，败坏佛门声誉。应当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加强自身建设。早先的寺僧多处于封闭的状态，近些年对外交流很频繁，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国，皆有僧团来华相互切磋。我们也常派僧团到国外，如日本、印度、泰国、缅甸、东南亚等地。
勇于自我革新的中国禅宗，得到长足发展，有其内在因素，也与历代帝王器重分不开。“不依国主，佛法难立。”在物质文明越来越丰富的今天，人们的精神相对空虚，对未来自己预测不了。此种冲击、压力，让人们感到身心疲惫，深深地呼唤着禅，所以在全世界形成了禅学热。那么如何面对，把中国禅宗再推进一步，成了新课题。免不了重大革新，应以开放眼光，撒播人间，面对国人，面对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