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个多难的王朝。它建立之时,正好赶上北方游牧民族的新一轮兴起,先是契丹,然后是党项和女真,接下来是蒙古,一个比一个强大凶猛。而王朝接手的时候,偏偏落下政治地理上的病根——作为北方屏障的云燕十六州在契丹手里,抵御游牧骑兵的长城和高山都化为乌有,从一开始就落得个被动挨打的境地。西北方又被西夏和吐蕃堵住,断了输入良种马匹的路,这使得宋朝从此没有精良的骑兵。同时,建立王朝又正好摊上一个骄兵悍将跋扈的年代,打了天下之后,不仅要防止地方上军阀割据的重演,而且还要防范中央军的肘腋之变。
宋朝开国皇帝是不折不扣的军人(赵匡胤和赵匡义),与此前的汉、晋、隋、唐的开国之君相比,赵家兄弟的武夫色彩更加纯正。但是,他们(尤其是前者)却建立了一个格外强调文治的王朝,一个对文人极端重视的王朝和意识形态道德色彩极其浓烈的王朝,当然,也是一个武人被压得最扁、武装力量最弱的王朝。正因为他们是武人,对武人之弊体会就更深。
宋朝科举最盛,取士最多。虽然国家多灾多难,但开科取士却不耽误,只要皇帝没有被掠走,考场总是满满的。宋朝的士子,得官最易,官僚体制机构重叠,床上架床。机构内冗员密集,人浮于事,但薪俸却水涨船高。宋朝的文官,没有掉脑袋的危险,贪污腐化一般不是问题,只要不乱讲话、乱做事,就会“无灾无害到公卿”。即使乱讲了,也不要紧,大不了发到边远地方去做官就是了。对于道德的讲求,宋朝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虽然学理上开辟了一番新天地,但其中所蕴涵的道德束缚,却越来越令人窒息。
宋朝制度是一个过分精致而繁复的网络。这个网络,将从前所有的毛病几乎都消弭了,女主、外戚、宦官似乎都没有造成太多的麻烦,它有的是永远也裁不掉的冗兵与冗官,还有空前的低效率。
当然,政府效率的低下,在那个管理没有专业化的时代也有好处。国家崇本抑末的政策推行不了,结果是工商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尽管国家养的无用之官和无用之兵越来越多,农民的负担也比唐朝多了七八倍,但由于农民参与“末业”的结果,社会经济空前发达,所以还勉强能支持得了。由于“大门槛”(士族)的消散,原来的依附农民与正常的编户齐民地位接近,农村中的富户,更乐意采用租佃的方式,将田地租给农民耕种,而腾出手来从事商业经营。农村社会所有的人,除了在财富占有和读书与否上面有差异,其他的差别则不明显。唐朝还残存的对农民自由迁徙的限制,到宋朝也取消了。一批农村人变成了市民,经济发达地区的城乡出现了规模宏大的手工业工场。包买商人垄断了市场,商品流通加快,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出现了。各种现实需求也拉动了技术的发明,读书人的增多(包括市民中能读写的人),使得出版和印刷业成了一种产业,从而刺激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而军事上日益严重的北方压力,也使得火药以及火药武器出山,用以弥补军事力量的虚弱。总之,这是一个商业和发明都空前活跃的时代。
显然,一个繁复而低效的政府,虽然给社会发展留下了某些空隙,但毕竟不能给社会进步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宋朝的政治制度非但没有随着社会前进,反而越发显示出相反的变化迹象。道德走向禁锢,而变法也明显地要强化政府的作用,让本来就腐败的政府机构具有无所不管的职能。变与不变的分野,从一开始就是到底是保持政府无用而不管的状态,还是变成无用而全管的状态之间的争论,到后来竟然沦为无聊的党争,此一时一派人上台,彼一时另一派得势。显然,一个无用而不管的政府应付不了社会的变局,但比无用而全管的政府还是要好一点。
两宋虽然是一个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过于繁复的朝代,也是一个制度与自己所在社会过于脱节的朝代,但是它为后世提供了不少的政治制度方面的借鉴,是值得我们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