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秋冬间，梁启超移席金陵为东南大学及法政学校讲演《先秦政治思想史》，“两月间，以余力从欧阳竟无先生学大乘法相宗之教理”，又恰逢张君劢也在，同住一处，常常研讨佛学，日子倒也过得很快。
梁启超和张君劢对佛学都不陌生，近代中国的文化界研读和推崇佛学是一种风尚，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夏穗卿、章太炎都对佛学有相当的研究，梁启超自不例外。此时，在南京，听欧阳竟无讲佛，与张君劢一起论佛，却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宽余，梁启超感慨地说：“早该静下心来念佛了。”
是日两人参禅，并约定即心·即兴，任意发挥：
张君劢：“你道佛在何方？”
梁启超：“我心中有佛，佛在心中；我心中无佛，佛在西天。”
张君劢：“何谓有佛？”
梁启超：“叶在枝头。”
张君劢：“与心何干？”
梁启超：“心即菩提。”
张君劢：“法在何处？”
梁启超：“法本法发法。”
张君劢：“无法法亦法。”
梁启超：“今付无法时。”
张君劢：“法法何曾法。”
梁启超：“到底有法。”
张君劢：“涅檠妙心。”
梁启超：“其实无法。”
张君劢：“实相无相。”
梁启超：“去妄求真。”
张君劢：“舍波寻水。”
梁启超：“有心是生灭。”
张君劢：“无心即真如。”
梁启超：“有心而无心。”
张君劢：“生灭而真如。”
梁启超：“平常是真如。”
张君劢：“无常是生灭。”
梁启超：“无常而平常。”
张君劢：“你佛我也佛。”
梁启超：“妙！到底是‘玄学鬼’！”
张君劢：“哪里！哪里？‘尘埃即无物，无物即尘埃’。”
梁启超信佛，有种种原因，其中受谭嗣同《仁学》的影响甚深，也为夏穗卿对佛理的精深研究所感染。诚如梁启超所言，“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逃遁而人于佛。”
这是就一般而言的。但，梁启超所有涉猎的学问领域，几无一般可言，要而言之，他总是杰出的、独特的，在极强的学问欲的驱使下，他在一个时期内有兴趣的某一门类，总是由他广博的知识、深刻的发现再加上浓重的历史感交相编织，而成为研究这一领域的无可争议的权威发言人。
梁启超关于佛教的研究著作有《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之初输入》、《印度佛教概论》、《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等等，恕不一一列举。
仅仅这些书目就可以看出梁启超对佛学的研究下过一番何等的功夫！末学后进如笔者更无法想象这个亡命的先行者，在政潮中起起落落的失意者，不得已甚至从军讨袁的护国者，离开政坛又南北奔走的讲学者，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读了如此之多的佛典，掌握了如此广博的资料？
张君劢问过，梁启超笑而答道：“天天读，亡命的路上也读，做官的时候写完公文便读书，护国军起与诸将领议完事回到住处先看书，如今想来也实在好笑，我哪里做得了什么官，就是好读书，如此而已。”
“云南护国战火纷飞中，也读佛典吗？”
“读。不是求佛保佑，而是想写中国佛学史，其实我这个人多欲多变也多矛盾，从政时老想着读书著述，真到了书斋又怀恋政治。”
“最终你是想超度自己？”
“不！我想超度中国，超度社会。”
张君劢后来告诉别人，梁任公是极可亲近的朋友、师长，又是极难理喻的学者，“因为你不知道他是怎样读的书并且写出那么多的文章来的”。
佛学为什么能在中国确立并且发展？梁启超是从思想文化及社会动乱两个方面去找动因的。春秋战国时活跃而辉煌的思想、学术，在秦统一后焚书坑儒举步维艰；汉武帝独尊儒学罢黜百家，从此再没有争鸣；人云亦云，雕虫小技，纵横术数，充斥学界。这个时候佛学东来，再加上东汉之后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企图解脱，企盼保佑之心便敞开着，成了佛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基础。
时在东汉明帝。梁启超指出：
季汉之乱，民疾已甚，喘息未定，继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顾形，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怙恃。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恶之帝王将相，处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尝不自怵祸害。佛徒悚然以果报，自易动听，故信从亦渐众……故也愈乱而逃入者愈众，此士大夫奉佛之原因也。
这是说，乱世、末世、民不聊生、万念崩溃的时代，是佛教流行的最好时机。
南北朝时，信佛的大潮中，据梁启超考证，兴和二年即公元540年有佛寺3万所、僧尼200万人。较之64年前的承明元年即公元476年的佛寺6478所、僧尼7．735万人，庙宇增加3倍多、人数增加20多倍，能不令人惊叹？
南北朝佛学兴盛也有赖于一批高僧，以道安为代表。梁启超特别推崇道安：“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为大国，吾盖不敢言……破除俗姓，以释为氏，发挥四海兄弟之真精神者，安也；制定僧尼规范，垂为定式，通行全国者，安也；……佛澄之法统，由安普传；罗什之东来，由安动议；若南方佛教中心之慧远，为安门龙象，又众所共知矣。”
道安撒播佛学之后，时至隋唐，则又有取经的玄奘，使佛学理论中国化，一般称为佛学的建设期。梁启超称玄奘“为我佛学界第一恩人”，有玄奘，才有“法相宗”、“慈恩宗”、“华严宗”、“律宗”、“密宗”，“而其传最广其流最长者，则‘禅宗’也”。梁启超说：
相宗佛灭度后以衣钵授大迦叶，心心相传，历二十八代而至达摩。达摩以梁时至中国，更不译经说教，唯物色传法之人。六传而至唐慧能(六祖大鉴禅师)乃大弘之，直指一心，不立语言文字，号为“禅宗”，亦称“心字”。
粱启超把中国佛学史架构在两晋和隋唐两大时期，两晋是佛学输入中国，隋唐则是佛学的各个流派形成，佛学理论盛极一时，佛学中国化完成。
梁启超向后人展示的是这样一个奇迹：一种极为强大的外来的宗教，由天性保守的中国文化所接纳、磨合，最后落地生根、传播不息，成了外来之学中国化的唯一典范。
光说一个“佛”字，里面是几多辛苦几多血泪几多人物！
梁启超总是提醒后人，不要忘记所有的开天辟地、创造文化的先祖。
中国人知道除方块字以外还有别的文字，并开始翻译外文，都始于佛经。
梁启超详尽地查阅并考证了东汉至隋唐700年间佛典翻译的缘起、过程、特色与著名翻译家，并指出了若干不足。梁启超对于佛学的贡献，除了已经写到中国佛学史的种种外，实在离不开他撰写的关于佛典翻译的著作，他告诉我们的是中国佛典翻译史。
后人已经很难想象几代高僧如安清、朱士行、竺法护等最早译介者的含辛茹苦。至道安率弟子500选版本、译全书，青灯孤影、呕心沥血，四阿含全部，华严全部，法华第二译本，涅槃初出且有两译等等。到唐朝玄奘取经归来，佛经诸宗全部译成中文，中国古代史上最伟大的翻译盛举大功告成。
梁启超盛赞佛学，关乎佛学的一切方面，从史到译到流派到人物均有涉及，在这佛学研究的同样伟大的工程里，梁启超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它不可估量的文化意义，中国太需要外来文化的冲击与补充了，而中国的地理环境却在雪山、荒漠、大海的阻隔之下，由是观之，中华民族历史上凿通者、取经者、译介者、传经者，无一不是文化意义上开创性的民族英雄。
佛典的输入及翻译，从根本上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扩大了汉语词汇，增辟了想象空间，使汉语语法及文体也有所变化。
佛典使中国有了自己的宗教。
佛典影响了一大批文人、学者的思想和创作。
梁启超在论及佛教文化在隋唐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时说：
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诠译．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碎于其词汇。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力乃直接表见于一般文艺。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缘。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传》、《红楼梦》之流，其结体用笔，受华严、涅柴之影响者实甚多。即宋明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本行赞等书之流。
佛典的得来不易，得来之后又格外为中国的文化人珍惜，除开佛典本身的价值外，还有求此典籍的千难万险。梁启超在《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等文中，记述了“千五年前之中国留学生”的不畏艰险、卓越高尚。跋涉大漠流沙，攀葱岭，过世界屋脊，帕米尔东边奇寒奇冷的雪山，倒下的倒下了，活着的接着走，所为何来？梁启超作了最公正、也最富感情色彩的回答：
一方面在学问上力求真是之欲望，烈热炽然；一方面在宗教上悲悯众生、牺牲自己之信条奉仰坚决。故无论列何艰险，不屈不挠，常人视为莫大恐怖里碍者，彼辈皆夷然不以介其胸。此所以能独往独来，所创者无量也。
还有人在论及梁启超与佛教时断言，“宗教的确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荒谬的，而翻检有关资料时，又读到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12月30日《新民丛报》第23号上的文章：《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此文恰恰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
梁启超指出：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
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
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厌世；
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
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
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
梁启超的结论是：佛教有益群治，有信仰中国才有进步。
1924年3月，美国哲学家贝博士来华，考察佛教，并访杨度。京城信佛的文人间盛传，杨度讲见性成佛，贝博士深深信服。不料杨度又出一语日：“我即是佛。”博士惊愕，然后是摇头，未可信也。
因而又传出杨度写《我佛偈序》赠美国贝博士。
梁启超从胡适手里接过一看：“是杨皙子的文笔。”
胡适：“何以见得？”
梁启超：“皙子就有这般灵性，这份狂气。”
胡适：“也似有牵强附会处。”
梁启超：“不必苛求，佛广如天佛深如海，能得瞬间之悟便是功德。况皙子所言‘佛与众生，本来平等故；或迷或悟，只在一心故’大有道理；而‘十方三世尽在吾心’说出了凡人眼中空间与时间的真正奥秘，就算难得了。”
胡适：“弟子这些天读佛，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所折服。”
梁启超：
“你治哲学讲终极关怀，佛典只三个字‘一切苦’，景教只一句话‘阳光下和月光下没有新鲜的事’，如此而已。”稍顿，梁启超又说，“佛典所谓法，小乘75法，大乘100法，5蕴8识12因缘18界，实质就是心理学，修心养心，把旧的积习恶习层层剥落，让心不再重负，渐入无我之境。杨皙子说得对，‘心若不二，物皆一如，无生无死，无去无来，无圣无凡，无净无垢’。”
胡适：“由佛理而哲学，况味无穷。”
梁启超：“哲学无可解者，唯宗教可以从容道来。不仅要读佛典，还要读《圣经》；不要事必穷理，而要感觉启示；拈花一笑，笑而不语，启示也；景教的启示录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此真正大哲学家之路也。”
胡适点头：“弟子记住了。”
梁启超：“有空你去看看杨皙子，他是有学问的。我的门生应该是集天下之大成者，不要有门户之见。还有你那些《新青年》的朋友，文章写得好的颇有几个，时常切磋，有容乃大，做人、做学问都不能有一日松懈。”
胡适看到梁启超今天的情绪、谈兴都好，便想多聊一会儿，梁启超看出来了：“有话只管说。”
胡适：“偶尔想过，先生几十年来名满天下，著作等身，现在还有什么烦恼吗？”
梁启超：“倘无一点烦恼，那我也是佛了，我这个人总是欲望太强，学问、政治皆然，无非是看到国家这个样子，战火不息，民不聊生，心中痛楚。”
胡适：“记得辛亥年先生曾有言：‘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也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数年以后，无论中国亡与不亡，举国行当思我耳。’先生之言，一帮学子闻之雀跃，谓如这样的磊落自在才算真活着。”
梁启超：“总是少年狂气。不过，我一辈子对政治有兴趣，也做过几回官，却是无甚保留的为政见之实现，为国家之富强。如今想来恍若似梦。”
胡适：“先生在讲台上的风采，是有口皆碑的。”
梁启超很高兴：“真的？我的上讲台其实也有困难。主要是语言，刚来北京一口广东话，朋友们都拿我开心。百日维新，光绪帝召见我一次，他问的我听明白了，自以为对答如流，我放大胆子瞧了光绪一眼，见他一脸的惶惑，我知道糟了，皇帝不知道我说些什么。”
胡适：“有时会想起光绪吗？”
梁启超：“会。光绪在紫禁城演了一生的悲剧，在一个老妇人掌下，这个聪敏且想做一点事情的皇帝，连说话的自由也被夺去，光绪与珍妃也是爱得很惨烈的。前些天去北海踏青，有人提议看看瀛台，结果我还是望而却步了。”
正说话间，家人递给梁启超一封信。
梁启超神色紧张地拆信，读毕，仰在靠椅上喊了声“天哪！”竟泪如雨下。
夏穗卿死了。
一个淡泊的朋友死了，一个总是用目光注视着你的朋友死了，死于贫病，死于借酒自戕，死于深深的绝望。很久了，他把满腹经纶泡在酒杯里，他的学问便都带着酒香和醉意，他钟爱佛祖以及无史可记的洪荒年代的历史，他对梁启超说过，“较之那些沉思默想了千百万年的石头，人算什么？人是荒凉，戈壁是丰富”。
“我要为穗卿写一篇文章。”梁启超说，时在1924年4月23日，穗卿死后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