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南方走到北方。
我曾寻寻觅觅于清华园，以及我的母校北京大学、未名湖，还记得梁任公吗？
无论是清华还是北大，有几座房子是老房子，有几棵树是老树，先生们走过的路却已经改造过了，重新铺上了瓜片石，浇着水泥或者沥青，总是新的脚印踩着旧的脚印。声音也已经消散于窗外，会不会留在瓦楞上，或者由小鸟衔走，落在荒郊野外，长成一根青草，待夏日把露珠滴落？
万木草堂啊，木是当年的木，风是今天的风。
我曾于天津塘沽出发，走访过渤海海上石油平台并小住一夜。
身边的风浪，海上的明月。
一位陪同我的老海洋工作者对我说：“粱启超就是沿这条水路出大沽逃离中国的。”
那昼夜兼程、心惊肉跳的亡命之路啊！
真是故人不曾见今月，今月曾经送故人。
这就是历史。
人的历史千变万化，人啼哭着来到人间后便开始折腾，人的寿命有限，人的追求无限，于是便创造便破坏便写书便打仗便盖楼便拆房便赶路便奔走便贪污便腐败，自然也有无望却难于禁绝的抗争和呐喊……
但是，制约着历史前进的地理和环境，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变化却是细微的精致的不易被人察觉的，是以千百年计的，却又最终决定着人类能否得以延续之命运的。比如太阳，一旦“热寂”，地球上的生命将不可能存在；比如海洋，本世纪开始的海平面以毫发计的升高得：不到改观，有一天大洪水将会把整个地球淹没成汪洋泽国。人类炫耀的物质文明，人们积聚的物质财富，一切皆付之东流。
老海洋说：“甲午之后，为海洋意识的觉醒而呐喊的不独梁启超，提出反对科学主义，主张物质与精神调和的，大概唯梁启超的声音传播最远了。”
老海洋是个老右派，而老海洋所以成为老海洋，则完全是因为读了从荣宝斋买来的梁启超的《郑和传》及《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想远航，想做郑和第二，想学三佛齐国王梁道明，想开发南洋，总之做着使中国为海上强国之梦。
他是走到梁启超的梦里了。
爱屋及乌，老海洋便搜罗梁启超的书，《饮冰室合集》40册，他通读了两遍，便跟夫人聊天说，“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真正的第一伟人是梁启超”。反右运动的时候，老海洋的这句话由他夫人揭发出来了，批斗时请来了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问他：“你这是反对鲁迅！”
“我崇敬鲁迅。我只是说在鲁迅的前面还有一群人，这群人的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
“鲁迅与梁启超有什么关系？梁启超是资产阶级，鲁迅是无产阶级。”批斗者厉声道。
老海洋实在是中梁启超的“毒”太深，他本想谈鲁迅“国民性改造”与梁启超“新民说”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的，他也知道陈独秀、毛泽东受《新民丛报》的影响，总而言之，他本可以从容道来，却不知怎的情急之下冒出一句梁启超的最不合时宜的话来：“那个时代，只有无枪阶级和有枪阶级……”全体哗然，极右是铁定的了。
“你算是吃了梁启超的苦头了。”
“不，我一点也不后悔，20年劳改，只要有可能我便读梁启超的文章，读他的学问，读他的性情，读他的胸怀。我甚至想总有一天，也许是2l世纪吧，中国会有‘梁学’出现。”
那一夜面对着老海洋，我的心里只有愧疚，也只能默然，无论梁启超或者老海洋，我都不是他谈话的对手，我感觉着另一种浪潮对我的冲击，想象着文坛之外的文坛风景线。
老海洋却是谈兴愈来愈浓，他说，“梁启超毕生最大的贡献是他的‘新民说’，实际上他在近一个世纪之前便指出，中国光有器物的现代化是不行的，还要有制度及人的现代化。”意犹不足，老海洋还叹道：“梁启超自己就是‘百科全书’，他的学问是全方位的，文学、史学、哲学、图书馆学、政治、经济、社会学、法律、财政、宗教、地理等等，无所不包，无人可比。”
在人的世界上，梁启超是海洋的一角。～这一角是翻腾的、生生不息的，在潮汐的支配下，彻底运动着自己，并以冲击浪雕塑着海岸，一点一点持续不断。
海洋在，这一角便在。
这一角便何其博大也，风云变幻着，潮头更新着，一浪接一浪地奔涌，又一浪接一浪被超越，在真的海洋里，更多的是浪与浪的重叠，是无穷无尽的过渡，是一次新与旧的交替之后紧接着的另一次、另无数次，是没有听众的呐喊，是不问收获的守望；是淹没一切的凶险，是普度众生的期冀；是此岸的坍塌，是彼岸的新生；是沙粒的垒积，是礁石的顽固；是翅膀的自由，是寻觅的孤独；是帆的向往，是锚的怀旧……
梁启超读海论海，曾对丁文江说过：“一个水分子的直径只有一厘米的70亿分之一，可说是至小至微了。而这至小至微的聚集便是至大至深了。”
丁文江长地质，好说地质年代，造山运动以及地层的褶皱、断裂与抬升等等，“我常常感叹自然界的伟力，不敢想象青海里怎么会生出青藏高原和祁连山来”。
梁启超：“那是因为7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的崛起吧？”
丁文江：“是的，一山凌空，万岭逶迤。”
梁启超：“严格地说，山也罢，海也罢，沙漠也罢，各种景观都是对人类的启示。”
丁文江：“海有潮声，山作何言？”
梁启超：“无需说，连稀声都不要，是为最大音。高山仰止，我总想一个民族总得要有自己的高度，伟人、伟业、伟想，然后便有追随者目标高远，社会自会生机勃勃，我且称之为人的高度，倘以海洋比之，则还有深度与广度。”
丁文江：“还是少年中国梦啊，‘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梁启超激动地站起来：“总是此心不甘--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925年秋，梁启超应清华学校之聘，为研究院导师，同时仍然著述不断。
讲台，如同写字台一样，对梁启超来说是同样熟悉的。上海的中国公学是梁启超全力关注的，他说过：办好公学“以此为终身事业，必能大有造于中国”。同时，他又奔走于南开、清华、燕京等著名学府及外省各地，时称梁任公巡回讲学，走到哪里哪里便是一片欢腾。
梁启超的说和写其实都是一种风格，即带着浓烈的感情色彩，也是听讲者关心的话题，如是学术则务求有自己：独到的见地。
听过梁启超演讲的人，后来有过绘声绘色的描写：
梁启超不高的身材，额头以上头发稀疏，已经谢顶，显得亮光光的。
他的目光总是带点忧郁，让被扫过的人心里有震动，奕奕有神而又亲切慈祥。
他爱用手势，那手势有时显示自信，有时则又表达着某种遥远的思恋，他讲杜甫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时，突然大放悲声涕泗交流……课堂上静极，只有眼泪跌落在课桌上的声音。
他也笑，朗声大笑，如是冬日，把一个教室笑得暖暖的。他常常大段背诵引文，背得一字不错。偶尔也有背不出的时候，便用右手敲前额，敲得叮当作响，这时学生便笑。少顷，敲出来了，忽然又接下去背诵。讲完，他问学生：
“你们笑什么？”
他讲《桃花扇》，激动时便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叹息。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便悲从中来，痛哭流涕，掏出手巾擦罢泪接着讲，思路从不会断，听的人有时却跟不上，还在擦眼泪呢。梁启超问：“你们怎么了？”
他讲得繁时不厌其繁，讲得简时又精炼动人，他讲《教育和政治》时脱口而出说：“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这句话后来被称为影响一代教育家的格言。
青年学子爱听梁启超演讲．首先是他的名声，他的传奇色彩，那时这个与光绪独对、为慈禧通缉、和袁世凯共事又护国反袁的人物，在青年人眼里便有了不少神秘。待到梁启超一上台，把一摞讲稿铺开，却又几乎不看讲稿，滔滔不绝地演说时，他已经不再神秘了，他只是以他的学识和才情吸引着年轻人，“在万声欢呼中享聆伟论，如慰饥渴。”
他是导师，也是朋友。
他讲屈原，说屈原是千载文人之首，是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屈原之前早有文学，但有了屈原才有文学家。他认为“欲求表现个性的作品，头一位就要研究屈原。”他从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融合中，论证屈原的文学成就，楚国人信巫鬼，很有神秘意识和虚无主义的味道，屈原“对于当时新输入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领会，他又曾经出使齐国，那时正当‘稷下先生’数万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时候，他受的影响，当然不少”。梁启超还特意写到了屈原的放逐生涯，在南荒之地幽居苦想，便产生了《楚辞》这样的“特别的文学”。
梁启超用西方近代文艺批评的方法评价屈原，同时也有他研究历史必定讲究地理环境影响的一贯主张，现代《楚辞》研究由此开启。
他在东南大学讲《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时，说要把国学当作“文献的学问”，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又要视之为“德性的学问”，以内省和躬行去感觉、体察。他提出的研究古籍文献“求真、求博、求通”三条标准，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他站在讲台上，有时一手撑着讲桌，头微微昂起，这时候他的眼神和闪光的额头便格外醒目，有过片刻的沉默，那是他陶醉于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声中呢，还是想到拈花一笑的顿悟？总之是极放松极平和极智慧极光亮的片刻，他像一座雕塑。
但，那声音仍然像涓涓细流一样吐出，历史的水分子如细小的精灵，跳跃在听者的脑海里。在更远处的山壁上挂着一幅瀑布，毫无保留地倾泻，从一个高度往下跌落，粉身碎骨之后重新流淌，滋润着山花野草，渗透在石头的裂缝里。寻找种子，寻找春天……
梁启超刚到清华研究院，亲家林长民前来看望时便说到了徐志摩。
